紧急修复文物：古代佛像享受现代SPA

古代佛像享受现代SPA 古代佛像享受现代SPA

　　据史料记载，千余年前成都城内可考寺庙达43所

　　■《成都再现大量南朝佛像，这次是在下同仁路》追踪

　　■天府早报记者郑其实习生陈奕颖摄影李国东

　　成都市下同仁路126路(原成都水表厂厂区)出土了一批南朝至唐代佛教造像。出土佛像共百余尊，其中绝大多数为南朝时期石刻佛像。为何这里会出土如此众多的佛像，莫非在1000多年前，这里曾是高僧讲经、香火鼎盛的大型寺庙？《成都通史》中提到，根据相关史料记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成都城区仅可考的寺院就多达43所。

　　昨日，“老成都”73岁的袁光培大爷打进热线称，“我以前住在成都画院对面的一座院子里，现在叫东城根街，那座院子早年间就是寺庙……”而东城根街与下同仁路相距不过百余米。千余年的时光，百余米的距离，它们之间的关联隐隐若现。

　　保护

　　保鲜膜为佛像做“皮肤”保湿

　　这批石刻佛像造像文物年代为南朝至唐代，出土后便被紧急送往文保中心进行后期的保护、修复工作。昨日，在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文物保护修复中心，被考古人员称为“国内极为少见”的单体倚坐式托塔天王像出现在记者眼前：“天王”宝相庄严地端坐正中，一手托塔底，一手轻放于塔尖，两个童子则分别跪地捧着“天王”两足。可惜的是，天王头部的上半截已经残缺，需要进行后期修复。

　　据介绍，此批出土石刻佛像大多数为红砂岩质地，“刚出土的时候，佛像都是湿的。为了不让水分迅速流失，致使佛像开裂，出土后用保鲜膜重重包裹之下进入文物中心。”文保中心副主任白玉龙带着记者去看了还在箱里进行“皮肤”保湿的佛像，只见那些佛像均包裹着层层保鲜膜。白玉龙说，文物出土后，石像经过环境控制、表面初步清理后，还会置入环境里让其缓慢干燥，再细致清理、修复，最后拼对、复合。

　　而已经完成了前期“皮肤保湿”的部分石像则已经“躺”在了工作台上。工作人员将佛像身下垫着一层柔软的海绵垫，然后用带灯的修护专用放大镜“探照”佛像每一寸“肌肤”，用细细的小竹签刺开泥块，一点点用小刷子扫去浮土。据白玉龙称，根据每件的状况不同，修复方案也会不一样，初步预计这批石像全部修复完毕需要至少1年甚至更长时间。

　　见证

　　“我小时候住的院子就是寺庙”

　　两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成都兴建了大量寺院。《成都通史》中提到，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成都城内现可考其寺院名称者，就有正觉寺、建明寺、大慈寺(又名大圣慈寺)、多宝寺、空慧寺、宝园寺、龙居寺、福感寺、福圣寺、菩提寺等43所。

　　昨日，天府早报关于下同仁路出土大量南朝时期石刻佛像后，73岁的“老成都”袁光培先生打进热线：“我个人觉得，出土佛像之地历史上一定是座寺庙。因为，我小时候住的院子在早年间也就是一座寺庙。我在那里出生、长大，一直到1967年左右才搬了家。”袁大爷说，他以前住的地方在成都画院对面，与同仁路相距不过百米左右。

　　在袁大爷的印象里，他住的院子里有一个非常气派的照壁，上有一个大大的“佛”字；院内厢房的一些房梁上，还依稀残存有镏金描彩的佛家八宝等图案。从年长的老人家口中，袁光培才得知，这座院子曾经是一座寺庙，晚清后废弃便逐渐成为民居。而那些厢房过去曾经是供奉佛像的佛殿，“当年，老人们说，那附近过去曾有过好几座寺庙，只是后来因为各种原因都废弃或者消失了。”

　　繁盛

　　唐宋时一半民俗节日玩在寺庙

　　佛教传入四川起于汉代，发展主要从两晋时期开始。据悉，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四川地区先后发现东汉后期至蜀汉时期的佛教考古文物，而近二三十年来，成都商业街、西安南路、宽窄巷子先后发现南朝时期佛像造像，进一步为文字史料提供了旁证。

　　据《成都通史》记载，自东晋中期开始，一些高僧相继入蜀，而到了魏晋南北朝佛教盛行时期，更多来自于凉州、敦煌乃至西域的僧人亦相继入蜀。一时间，成都的宗教文化极为发达。不仅如此，在1000多年前，成都城内的众多寺庙除了讲经说法以外，也是民俗游乐节庆的首选地之一。据《成都通史》记载，成都唐宋时期，每年主要民俗游乐节庆有21个，其中选择在寺院游乐就有“元旦登安福寿塔”“二十八谒生禄祠游净众寺”“七月十八日大慈寺观施盂兰盆”“九日大慈寺前蚕市”“二月二日游江会宝历寺”“七月六日晚登大慈寺观夜市”等共达10个节日，占了当时成都民间游乐节日的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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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料

　　外国僧人曾在成都立庙

　　在南北朝时期，蜀中佛教盛行的同时寺院规模也不断扩大，建筑日趋宏丽，其中以成都万佛寺为代表。万佛寺是南北朝成都著名古刹，梁时名安浦寺，唐名净众寺，宋名净因寺，明代称万佛寺。

　　《成都通史》中有记载，当时成都城内所修建的寺院有的佛门僧人所立，有的则是王公官吏所立，如福圣寺。书中记载，福圣寺原是“鄱阳王葬母之所，王既至孝，故名孝爱寺。至大业改为福圣寺。”另外，书中还提到，法聚寺，乃是“隋蜀王秀之造也。”不仅如此，有的寺庙甚至是外国僧人所立，《宋高僧传》卷19曾记载，高丽国僧人释无相，来到成都后，便劝当地官吏在净众寺、大慈寺、菩国寺、宁国寺等寺庙进行布施。

　　■地位

　　隋唐时期益州高僧28人仅次于长安、洛阳

　　根据 《续高僧传》《宋高僧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所记载，有籍贯可考的高僧，隋唐时期，益州(即成都)高僧28人，仅次于长安与洛阳；唐初时期，剑南道有高僧26人，其中成都府占12人；唐代后期，剑南道有高僧9人，成都府占3人，在全国十道中排名第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