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家书家砚专题收藏

家谱 族谱

　　■徐惠林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其“内部”的构成、演绎，所遵循的礼法与道德风尚，既能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也能从中剖析出时代律动——是政治、经济、文化最具体而直接的投影。　　家族更是中国封建社会、农耕文明之宗法的集中体现。

　　尽管“四世同堂”、取名要按祖上定下辈分而排的规矩等，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念改造、改革开放数十年来计划生育的施行，而使得这一传统家庭宗族之表征，被冲击、消解。但“重视家庭”依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调，当某人“事业成功”后，难免产生“光宗耀祖了”的家族思想，这是潜藏在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家族情结。近些年，在经济全球化伴随而至的“现代文明”，尤其是欧美的思想、文化、观念涌入国内之时，“反拨”的传统文化也像一种潮流，逐浪排高，有一种很明显的现象出现：“修家谱”成为很多中老年人、文化人士的情结。事实上，中国家谱热已开始风靡并漫及全球，国内国外不少人士先后创办了家谱公司、家谱网站与家谱社团。

　　“家谱家书家砚”专题，或曰“家族”专题，是一种魅力与潜力兼具的收藏。其意义，即是收集保护家庭家族文化，这种家庭或家族文化的集中，不仅能增强家庭及家族成员间的亲情、和谐与凝聚力。如果此类专题收藏渐成气候，则“家”与“国”紧密相连，也是民族传统的一部分。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这种专题收藏，无论是“小门小户”还是“名门望族”，其文化价值是相同的。

　　“家族”专题中的“家谱”，又称族谱、家乘、祖谱、宗谱。它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家书”可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家族成员刊刻的诗词文稿、修编的用于教育同族子弟的教义材料；另一类是家族里的“显要”与外部达官贵人、艺术同好之间的通信，抑或家族成员之间、老少之间的家书，甚至家庭内的契证、官方文书，官方授予家族中的诰命等。而“家砚”，代指一个家族或者名门遗留下的文房用品。

　　“家谱家书家砚”专题，如果跨出了同宗同族间的“物物”调剂、交流，而到市场上去“买卖”，其商品的属性则是另一种界定。譬如家谱的交易，会根据家谱的版本早晚、品相好坏、存量多寡、内容优次、有无名家题词等因素来衡量判定其市场价值。家书、家砚，在艺术品市场上，其定价所涉，几乎都是“一物一价”，名气、材质、书法含金量、书信内容的文献价值等都是重要的衡量指标。李鸿章的家书自然不同于一般官人的家书，吴昌硕用过的砚台也不同于一般画家的砚台，梁启超的手稿也非一般文人可比。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家谱的收藏与研究，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呈现出起起伏伏、冷热不一的状态。破“四旧”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如郑振铎等，曾经抢救性地购买收藏了大量的废弃旧家谱，如今，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山西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都陆续收藏了不少家谱。而且，国内诸多图书馆仍在千方百计购买部分缺藏的家谱，同时也在倡议各家族把新修的家谱赠送给公立图书馆收藏。笔者所在的浙江湖州市的市图书馆，自2004年收藏第一部本《王氏家谱》开始，目前已有超过30个姓氏共40多种家谱或族谱。

　　家谱，是家族私藏的“传家之宝”，一般不会轻易转让。近年来随着家谱收藏热日渐升温，家谱资源明显短缺，价格也随之攀升。和古籍中的医药书收藏情况差不多，10多年以前，能够认识到家谱意义和市场价值者还寥寥无几。

　　事实上，很多人的收罗家族先人、有“出息”贤人四散于社会物品的行动都在悄然进行中。国家级媒体如中央电视台2014年春季以来创设的《客从何处来》栏目，就是在帮助文化影视界名人易中天、陈冲、马未都等重走寻根路，打捞失落的家族史。

　　炎黄一脉，万姓归宗。随着家谱数字化、网络化的普及，家谱从古代的秘而不宣，到如今的一些大学院系与国家图书馆、科研机构、各个姓氏宗亲会等的逐步合作与开放性研究，家谱编修、收藏与研究的热潮必将涌起。假以时日，“家谱”的文化意义和“市场价值”将更加凸显。

　　大概念意义上的“家书”收藏，多年来一直就是拍卖场上的热点、亮点。一些名人字画、尺牍、手迹、题跋等，几乎国内每个稍有档次的拍卖会上都会出现，尤以近现代人物的“家书”居多。家砚等文房制品的收藏，多年来一直热门，标识“家族”出处的，有名家铭刻或有有序传承记录的，价格多不菲。2007年西泠拍卖推出的一方曾被沈石友收藏过的清末“石破天惊砚”，拍出235万元人民币；一方曾被李鸿章收藏过的“梅桩砚”，也拍出190万元人民币。

　　当然，如今有意识地收罗自己家族、同宗的“家谱家书家砚”的藏家还不是很多，会收藏“家族”专题的大多有着浓重的家族情怀或怀有一种“家族文化”使命感。一个很重要的客观原因是，此类专题收藏难度较大，耗时较长且需要相当的财力。毕竟在古玩市场上，找寻有自己家族文字、铭文、图片等“标记”的书札、诗文稿、砚台等物品的机率很低。当一些少量的家谱在市场上出现时，要恰巧碰到正在寻觅此类藏品的“同姓”藏家，才有可能出资购置。砚台等文房用品，一般也很少“留款”，无铭文的砚台或水盂，也没办法去“认证”其归属。

　　“家谱家书家砚”专题收藏，固然满足了某个特定藏家的“收藏欲”，他们凭藉着自己祖先、同族人历经风雨沧桑和各种劫难而“留下”的物品，往往能追溯出祖上的德行、艰难创业的过程、世代传承下来的家风与庭训、雅好和手泽传递之“文化体温”。但最重要的还应是研究、弘扬祖上或家族的“家风”、“家学”，它们是家族基因和血脉内的坚守与骄傲，同时也是属于民族、地域与时代的。有些人通过收罗建起了家族专题的同时，也竭力发挥家族专题多个方面的作用。很多人依据传下来的老家谱进行再刊刻或接续，在国内的有些省份，当地政府机构欲保护名人故居或建立名人纪念馆时，同族的收藏者便会将自己的藏品献出来，常年放置在展厅中展出，“产权”仍可以是自己或族人的。专题中的“家书”也往往因为文字数据比较详实，因此也会展开一些关于地域文史和家族的“文献性”研究。

　　无论是书香门第的祖上遗留而一代代“接力”、精心呵护和不断丰富，还是当下“发达”起来的后人感念先世恩泽，“幡然而悟”的矢志收罗，“家谱家书家砚”专题收藏，其魅力不仅仅在于久远年代的“古董”在今日变得“值钱”，更在于这种收藏行动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绵长而坚韧的传承性和生命力。

　　一些名人后裔、大家族子弟也会把其保存和收藏的家族专题捐赠给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国家机构。在这里，笔者想特别讲一下江苏常熟翁氏家族的藏品递续：“富贵不足保，唯诗书忠厚之泽可及于无穷”是翁氏家族的祖训。翁氏珍藏，始于翁心存(1791—1862年)，经翁同龢(1830—1904年)精心挑选，逐步积累，蔚为大观。如今已持续到第六代——海外华侨翁万戈。翁万戈生父翁之熹，保存了文端公到斌孙公的所有古籍书画家族藏品。1951年11月，他把古籍的大半捐赠给北京图书馆，计2413册。2000年4月，翁氏藏书被转让给上海图书馆，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翁万戈对家藏潜心研究，著述颇多，1997年出版《陈洪绶》三卷本，获中国国家图书奖。20世纪80年代初，翁万戈担任华美协进会会长，举办过多次中国文化展览。近几年，翁万戈编撰的《翁同龢文献丛编》六卷本在台湾陆续出版。

　　翁氏家藏世传六代，经百年岁月动乱，仍大体得以传诸后世。这一中国私人收藏史上的纪录是怎样达到的呢？翁万戈认为，最主要的是“家教”——世代相传的历史感。这“世代相传的历史感”，笔者认为，这些家藏之珍会时时敲打、启示着与它们相伴的族人和后裔，更是一种烙印在心里的家族文化自豪感、使命感和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