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权图》中觅权影：晚清金石文化一窥

端方老照片——《评权图》 端方旧藏《秦权全形拓本》 端方旧藏《秦权全形拓本》

　　仲威 

　　笔者新近发现的十余件端方《秦权》拓本，一经整理，竟然发现它们日后大多归王秉恩、王文涛父子所有。王氏父子所藏碑帖，今多为上海图书馆收藏。一张照片、几行题记，是端方个人的历史定格。四十八秦权，数十张全形拓本，则是晚清金石文化的一个社会写照。

　　晚清金石名家众多，其中最耀眼的一位，非端方莫属。其从政之路、收藏之道、金石之学皆精彩激荡，奇异莫测，忽而官运亨通、倏尔宝物齐聚，刹那间又身首异处，文物散尽。风光荣辱，往事百年，而今端方早已淡出时代的记忆，但宝华庵陶斋的文物却已成为人类共同文化的遗产，分藏于世界各地的博物馆。

　　端方 (1861-1912)，托忒克氏， 字午桥，号陶斋、斋号宝华庵，满洲正白旗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和光绪帝出逃陕西，端方因接驾有功，得到慈禧宠信，此后短短数年间，端方从代理陕西巡抚，升任湖北巡抚、代理湖广总督，后又摄两江总督，成为封疆大吏。光绪二十九年(1903)端方又率团赴欧美考察宪政，历访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丹麦、瑞典、挪威、奥地利、俄国等，归国后编写《欧美政治要义》，那是中国立宪运动的重要著作。当年，端方被政坛视为中兴之臣，学界誉为开明之士。宣统三年(1911)，端方出任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时部议路归国有，激起川湘鄂保路运动，四川局势濒于失控，朝廷命端方率湖北新军入川镇压。当年十一月，新军哗变，端方及其弟端锦一同殉职。

　　较之于端方的生平经历，更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却是端方的收藏。但作为收藏大家的端方与金石文化，其实并非天生有缘，而是被时代潮流裹挟，最初完全是被动的，甚至被逼的，绝非是出于其主动的选择。

　　晚清金石学盛兴，官场崇尚金石文化，最初端方就因不懂金石碑帖、青铜铭文而遭受同僚的轻视。如同今日一样，要想既“富”且“贵”，拿书画文物来充当门面，附庸风雅看来是条必由之路，绕也绕不开，否则在文艺圈还真玩不转。当年，不甘示弱的端方就此开始发奋专研金石学，并大力搜集钟鼎彝器、金石碑帖等。不知是天意弄人，还是自身造化，短短数年后，端方还真成为名副其实的藏家与专家，其金石学研究和金石收藏，已经在晚清士大夫间享有盛名。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当时的善本碑帖与国宝钟鼎几乎皆归端方所有。陶斋的金石研究亦成绩斐然，著有《陶斋吉金录》、《陶斋藏石记》、《陶斋古玉图》、《陶斋藏砖记》、《陶斋藏印》等。

　　当然这些成就，若完全归功于端方一人，那是绝对不行的，作为封疆大吏的端方还有一个幕僚团队、文化圈子。这与今日领导身边的随员，不是人精，就是马屁精，是不可同日而言的。说到端方的幕僚和挚友，可以开列一长串精英名单，但这些名单今日看来或许显得枯燥乏味，不如去看端方身后留下的一批集体照，这些合影，有出访欧美的，有鉴赏文物的，有雅集聚会，无不生动鲜活。

　　读者不禁会问，端方为何会留下这么多照片呢？大家有所不知，端方喜爱摄影艺术，是一个摄影发烧友，生前拍摄了大量文物照片，最终还意外地成为史上最早因“偷拍事件”而落马的政府大员。

　　1909年11月，正值慈禧奉安大典隆重举行，身为直隶总督的端方，特意安排了天津福升照相馆的几位摄影师进行实况追踪，但老式的、冒烟的照相机抓拍行为，令满朝官员不胜骇异。最终，因“偷照御容、故意亵渎”的罪名，使得端方成为最短命的直隶总督。端方虽然尝到了摄影苦果，但他超前的文物思想与纪实行为，还是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影像史料。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一张端方老照片——《评权图》，堪称端方与文物合影的经典代表作。

　　该照摄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月六日，地点在湖北巡抚端方的武昌官邸。画面为端方端坐太师椅，好友与幕僚李葆恂、锡春臣、黄左臣、程伯臧等人自右向左依次站立，荫木桌上放置大小秦权数枚。照片四周另有端方、费念慈、王仁俊题记。据端方幕僚褚德彝后来介绍，陶斋一生共藏有各式秦权四十八枚，由此看来，端方对秦权是情有独钟的，难怪有这张珍贵的秦权合影照。

　　照片上端方题记：“ 此《评权图》也，戊戌(1898)之冬陈臬秦中，先后得秦大权二，皆重五十三斤，即秦之百斤也。复得十余斤至数斤权五，方量椭量二，铜诏版一，大小轻重凡十器，亦足以征地不爱宝而物聚所好矣。”足见这些秦权在端方心中的分量。照片下方还有费念慈题诗： “话旧论文泪满衣，前尘如梦事全非，重编汉上题襟集，送我秋江放棹归。”

　　《评权图》给我最深的印象，倒不是戴金丝边眼镜的端方，而是桌上放置的两枚巨大的秦权。这两枚秦权堪称“巨无霸”，旧时皆为吴大澂所藏，甲午战争后，吴大澂遭革职查办，永不叙用。光绪辛丑(1901)贫病交加的吴大澂将其转让给端方。

　　说来也巧，今年笔者在上海图书馆查检碑帖拓本时，陆续发现了这两枚秦权“巨无霸”的全形拓本，才又有机会去重读和推敲《评权图》。

　　首先，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秦权。权者，秤锤也，犹今日之天平砝码，其创制始于秦朝。多为半球形，一般分为权身与权柄两部分。权柄又称“鼻钮”，即铁环拉手。权身底部凹陷，权体一般环刻铭文，其铭文大多雷同，皆为秦始皇之诏书。

　　秦统一度量衡后，颁布衡制为五权法，即“铢”、“两”、“斤”、“钧”、“石”，非十进位制，如：一石为四钧、一钧为三十斤、一斤为十六两、一两为廿四铢，由此确立了秦国的重量单位。汉承秦制，度量衡得以延续下来，直至隋代还相承不变。唐代衡制略有改进与细化，重量单位设定为“累”、“铢”、“钱”、“两”、“斤”、“钧”、“石”，但亦非十进位。宋代以较验乐尺积累法中之“分”、“厘”、“毫”、“丝”、“忽”五个名位，开始采用十进位，用来命名重量单位以下的小数名称。清未重定度量衡时，重量小权单位止于“毫”，“斤”以上不命名。民国十八年(1929)的《度量衡法》市用制又止于“丝”，“斤”以上加“石”，一百斤为石。

　　笔者此次发现的端方《秦权全形拓本》有多本，其中最值得介绍的是“李葆恂藏本”，该本正中央为秦铁权全形拓一枚，铭文在鼻钮下，为绿墨拓，权体为墨拓。四周名家题跋累累，存有端方、黄君复、费念慈、程颂万、钱葆青、杨钟羲等人题记观款。卷轴装，画芯宽46厘米，高64厘米。馆藏号：Z1420。

　　此件《秦权》铁质，重五十二斤，铭刻有廿六年皇帝诏书，为秦权最大者。旧在陕西咸阳民家，用以系犬，后归吴大澂收藏，光绪辛丑(1901)七月转归端方。此全形拓为是年九月端方拓赠李葆恂者。

　　《秦权拓本》左侧存端方题记：

　　权重五十二斤，中镌秦皇诏版，其文犹可读，独缺“疑者皆明壹之”六字耳。文石先生释二世诏辞说最新确，见方所跋大铜权幅中，兹不具录。方谓“法度量”下“则”字当属上读。《说文》“则”画物也，从“刀”从“贝”，“贝”古之物货也。谓法度量则四者，其不壹者，壹之，其歉疑者，明之。其文显然可读，颇足与文石说向发明。

　　常见秦权铭文曰：“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嫌疑者，皆明壹之。”此段铭文最后一句，过去句读一直不统一，曾经出现误读为：“法度量，则不壹，嫌疑者，皆明壹之。” 此类误读的关键就在于不明铭文中“则”字的字义。“则”字，当作“称量轻重的器具”来解，犹如我们现在所用的砝码。二十年前出土的一枚“北宋称权”，就自名为“铜则”。秦始皇廿六年诏书中最后一句应读为“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即法度量衡制度，不壹者壹之，歉疑者明之。

　　此卷《秦权拓本》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九月端方拓赠李葆恂者，此张《评权图》照片摄于同年十月，李葆恂就是照片中执扇者，趴靠桌面者正是黄君复。与照片相关者——端方、黄君复、费念慈等人，又同时在李葆恂藏拓本上留有题记，如今拓本与照片两相应和，一大巧合，实属难得的文物史料。

　　此外，《评权图》照片中端方题记所云“先后得秦大权二”，也就是说端方曾经获得两枚秦权巨无霸。这两枚均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从吴大澂愙斋府上购得，一铁权、一铜权。铁权即上文介绍者，在《评权图》照片之最左侧，靠近端方者；铜权则在照片的最右侧，即李葆恂手握者。光绪初，铜权在陕西临潼县新丰镇出土，初归吴大澂收藏。光绪二十七年(1901)，吴大澂将此铜权并《汉朱大弟买地玉券》一同售与端方，价千二百金。

　　铜权铭文(始皇诏文及二世诏文)环刻，铁权铭文(仅见始皇诏文)则刻在鼻钮下，两者铭文行款亦不尽相同。铜权拓本传世较多，铁权拓本则少见。铜权拓本，笔者历年在上海图书馆检得十余件，均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期间，端方拓赠幕僚和金石挚友者，全形拓法各式各样，名家题记丰富多彩，他日当作《端方秦权拓本汇编》小册。

　　现在，给大家介绍其中一件《铜权全形拓》，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九月端方拓赠李翰芬者，有端方题跋，另有民国二十七年(1938)褚德彝题记。此件铜秦权归藏端方时，褚德彝恰逢在陶斋幕中，作为见证者褚德彝的此段题记显得尤为珍贵。全形拓片宽34厘米，高57厘米。铭文拓片宽33厘米，高12.5厘米。题跋宽48.5厘米，高77厘米。馆藏号：Z2282。

　　李翰芬，字守一，广东香山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官、湖北乡试正考官、广西提学使等。民国二年，任广东省教育司长。李翰芬是端方出任湖北巡抚时重要的一位幕僚。

　　笔者新近发现的十余件端方《秦权》拓本，一经整理，竟然发现它们日后大多皆归王秉恩、王文涛父子所有。华阳王氏是继端方之后，又一《秦权》超级发烧友。王氏父子所藏碑帖，今多为上海图书馆收藏。王文涛善书法，小楷精整古雅，所藏碑帖善本多有王氏小字长篇题记，藏印繁多，琳琅满目。

　　一张照片、几行题记，是端方个人的历史定格。四十八秦权，数十张全形拓本，则是晚清金石文化的一个社会写照。■

　　(作者系上海图书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