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唯一的八分书碑刻赏析

　　马建军

　　宁夏固原博物馆石刻馆内陈列着一组四块青石质石碑，名曰“三关口筑路碑”，为国家一级文物。碑身高127厘米、宽304厘米、厚10厘米，整体颇有气势。碑的正面刻字，前三块每块竖刻五行文字，第四块三行，全文完结后落空，落空处刻有后补写的“跋后”。碑文由吴大澂撰写，内容主要颂扬泾、庆、平、固观察使魏光焘率领将士修筑三关口道路的功绩，书体为“八分书”，是反映吴氏书法艺术难得的实物资料，也是宁夏唯一的“八分书”碑刻。碑文如下：

　　第一块(图1)：三关口为古金佛峡，山石荦确，杂以潢流，夏潦冬雪，行者苦之。坡南旧通小道，西出瓦亭驿，乱石歮路，车骑弗前。庆、泾、平、固观察使邵阳魏公)

图1

　　第二块(图2)：始以光绪元年二月开通此路，为道廿余里。凿隘就广，改高即平。部下总兵官萧玉元，副将魏发沅、杨玉兴，参将邹冠群、彭桂馥、

图2

　　第三块(图3)：岳正南、罗吉亮、徐有礼等分督兴作。凡用功八千余人，役勇丁四万余工，炭铁畚锸，器用功费，縻白金千两有奇。是年五月讫功。行人蒙

图3

　　第四块(图4)：福，去就安稳。督学使者吴县昊大澂采风过此，美公仁惠。勒石纪事，以示来者。大清光绪元年三月毂旦立

图4

　　“八分书”的由来。在汉以前只有隶书，没有八分，“八分”最早见于蔡文姬《石宝书势》：“割程隶八分取二分，去李篆二分取八分，是为八分书。”程隶即程邈所作之隶书，李篆即李斯所作小篆。“八分书”也就是隶字二分、小篆八分的隶篆结合形成的书体。也有认为，八分书是隶书的一种，字体似隶而体势多波磔，向左右分开，“渐若八字分散”，把带有明显波磔特征的隶书称为“八分书”。这种书体产生后，盛行于东汉，留下了诸多实物名碑，如，现存东汉摩崖刻石中最早的《开通褒斜道刻石》(永平六年，即63年)，是备有篆字笔法的隶书，无波磔，字形大小错落有致，别具天趣，古意盎然。清杨守敬评其：“按其字体，长短广狭，参差不齐，天然古秀若石纹然，百代而下，无从摩拟，此之谓神品。”与同处褒城稍后的《石门颂》、《杨淮表记》刻石用笔相似。还有《汉泰山都尉孔君之碑》《汉武都太守汉阳阿阳李翕西狭颂》《汉溧阳长潘干校官碑》《汉合阳令曹全碑》《汉张迁碑》等等，风韵艺雅，字字华采，古朴、浑厚、奇逸，境界高邈，叹为观止。唐宋时期，虽然楷书一统天下，但唐代秘书省下设有校书郎，负责正校典籍，刊正文字，一曰古文，废而不用；二曰大篆，惟于《石经》载之；三曰小篆，谓印玺、幡旐、碑碣所用；四曰八分，谓《石经》、碑碣所用；五曰隶书，谓典籍、表奏及公私文疏所用。皆辨其纰缪，以正四库之图史焉。宋代洪适《隶释》谓《何君阁道碑》《会稽东郡路君阙铭》《王稚子阙》字法方劲，兼用篆体，发笔皆长，均为八分书。元代的金石学家吾丘衍在《字源七辨》中说：“蔡邕《石经》及汉人诸碑上字，皆有挑法，与秦隶同名，其实则异，又谓之八分。”今人周汝昌先生讲：“‘八分’是汉隶晚期的加以新改进、演变的一种书体，再历三国、魏、晋、到东晋王羲之又‘始变古法’确立真书之体，大致脉络可窥。”

　　“八分书”的特征。在笔画上，抑制直画而放纵波画之势，向左右发笔，横、撇、捺三种笔画达到三分之一后顿笔，愈顿笔愈肥，横与捺改用提笔向上略挑，竖画和撇走笔略提，笔画形态方笔渐多，长画末端多用挑法，形成上仰的撇脚式尾巴，横捺呈微波起伏之势。综合形成了独特的八分笔法。在形体结构上，简洁凝练，多呈扁平状，蚕头燕尾，波磔明显。在运笔上，用肘书写，“平画斜结”，增强了艺术性，改变了篆体笔画向一个中心点“抱拱”的布局，而向四面八方分布与铺展，不再是万画同一匀停的单线法，出现了轻重、放敛、转侧、起落、顿挫，丰富了中国书法艺术性，是对隶书的艺术加工和美化，“隶书既成，渐加波磔，以增华饰，则为八分”。“八分书”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唐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曰“八分一字直千金，蛟龙盘挈肉屈强。”略见一斑。

　　碑文作者吴大澂(1835—1902年)，字清卿，号恒轩，晚号愙斋，江苏吴县人。清末著名的金石学家、文字学家、书法家。清同治六年(1867年)考中进士。当时授命编修《穆宗大婚典礼隆缛疏》，请求裁减繁费，名震朝右。后出为陕甘学政，正逢陕西一带发生饥荒，他奉命办理赈务，亲临灾区，了解灾情，解决人民的实际困难。深得民心，也得到了朝廷许多官员的称赞。光绪六年(1880年)，朝廷授他三品衔随吉林将军铭安办理边防事宜。他亲自勘查地界，对吉林东部国土被俄占领，并暗中偷移界碑、明里公然侵占、设兵设卡等事宜，向俄方提出了抗议。光绪十一年(1885年)，朝廷明旨时任都御史钦差会办北洋军务大臣的他再次赴吉林，会同珲春副都统、边务邦办依克唐阿与沙俄再次会勘东部边界。次年，与俄方勘界代表、滨海省省长兼司令巴拉诺夫在俄境内岩柯河举行了勘分边界会谈，他据理力争，揭穿了沙俄的诡计，收回了被俄占领的珲春黑顶子百余里的土地，并争得了中国船只在图们江口的航行权，为捍卫祖国的领土不受外国侵占作出了贡献。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一战即溃，致使日军气焰嚣涨，侵入我国东北，逼近山海关，清政府大惊。他时任湖南巡抚，挺身而出，“请率湘军赴前敌忧”，表现出了爱国情怀。次年，朝廷命他作为湘系军队副帅出关抗日，由于将令不一与军队腐败，全军溃退。他惭愧无比，“愤湘军尽覆，拔剑欲自裁”。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朝廷“降旨革职，永不叙用”，结束了政治生涯。

　　吴大澂在学术与书法上，造诣颇深，善鉴别，喜收藏，精于金石学和古文字考释，工篆刻、书画。曾搜集钟鼎、玺印、陶器、货币上的文字，撰写了《说文古籀补》，是一本根据金石资料写成的重要的古文字著作，为后来的古文字学奠定了基础。又集录所藏各家彝器铭史拓本为《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为兴起于宋代的金石学研究、发展作出了贡献。另撰有《古玉图考》《权衡度量考》《愙斋诗文集》等著作，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他的晚年生活艰苦，贫病交加，经常“售书画古铜器以自给”。在书法上，他能书善画，擅长篆书，中年后参以古籀文，并喜用籀体作书，开创书法史上的先例。他的篆书吸收钟鼎铭刻精意，是直接学习古器书法的第一人。但是他的书法作品在全国留传下来的寥寥无几，在勘查东北边界时，篆“龙虎”二字，为“龙虎”碑，立于国界边境。现藏故宫博物院的《篆书诗轴》为其篆书代表作，现存宁夏的“三关口筑路碑”是其唯一存世的“八分书”，弥足珍贵。

　　筑路碑的书法艺术。该碑是吴大澂就任陕甘学政期间，路过而写，是反映他书法艺术成就不可多得的实物见证，具有显着的书法艺术特点。一是体现了清代对“八分书”的继承和发展，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清代乾嘉时期，由于种种社会因素的影响，致使金石学、训诂学、碑学兴起，八分书进入了书法家的视野，出现了研究、临摹八分书的学者，并留下了八分书的艺术成果，吴大澂便是之一。在书写该碑时，根据自己的意趣，极尽变化之能事，远宗汉隶，但并不一味摹拟汉隶，变化汉隶，改变汉隶，或取篆籀笔势，或运用行草笔意，或掺以籀篆，真可谓神奇变幻，不可方物，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特长，把篆书笔势有机地揉合于隶书之中，笔体处处带有篆书意韵，遒劲有力，美观大方。恰如明清之际的书法家傅山所言：“分书乃变古隶而为之者，以楷法而用篆笔，笔锋中出，藏锋敛锷，惟用波撇以伸之。诀曰：方劲古折，斩钉截铁。笔画俯仰起伏，参以篆意，始有生动之趣。”可谓表现出了他在书法、文字方面深厚、扎实、凝重的基本功。二是整体结构排列打破了明清以来隶书的排列风格。明清以来隶书作品，字体扁方匀整，波碟划一，竖有列、横成行，列间挤、行间宽，规格整齐划一。而该碑没有受其束缚，在排列结构上，每块石碑竖排五行文字，满行为11字，有些行只有9字或10字，每个字体大小、长短、扁方均不统一，左右对称错落参差，洒脱大度，潇洒自如，自然天成，与传统风格迥然不同。正如“所谓篆隶八分，不但形相，全在运笔转折活泼处论之。俗字全用人力摆列，而天机自然之妙竟以安顿失之。”三是书法奇劲，结体宽博、横平竖直，波磔不显，中锋用笔，以篆作隶，变圆为方，削繁就简。四是落款颇具自己的风格，吴大澂主要写篆书，但经常用隶书作款，方正平实。该碑落款的11字，在第四块的近边处，笔无篆味，波磔有形，体势匀整、均等，集中体现出了清人隶书的模式与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