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峪关市地下画廊竟是汉代国家公墓

“果园-新城墓群”开放的6号墓外景。

　　嘉峪关市新城镇与酒泉市肃州区果园乡交界处的戈壁滩上，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果园-新城墓群”，分布着数千座古墓葬，因部分墓葬中出土大量壁画砖而被誉为“地下画廊”。从上世纪70年代发掘至今，文物部门给墓葬冠以“魏晋墓”之名，然而，曾参与该古墓挖掘工作的嘉峪关市史志办原主任吴生贵和其儿子经过数十年潜心研究，质疑“魏晋”一说并认定该墓葬是“汉代国家公墓”。

　　牧羊人发现“地下画廊”

　　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天，家住嘉峪关市新城乡新城村三组的牧羊人张书信在戈壁滩无意发现古墓葬，并将那些垒筑墓室的灰条砖拉回家垒筑猪圈墙。此后，张书信让儿子去找时任嘉峪关市文教局副局长的焦炳琨进行汇报，焦炳琨立即组织有关人员到现场进行勘察，并迅速将情况向嘉峪关市政府进行了汇报。此后不久，中国历史博物馆派专家和学者赴嘉峪关进行了实地勘察。随后，古墓葬的挖掘清理报告很快得到上级文物部门和政府的批准。1972年4月21日，古墓清理小组开赴戈壁滩安营扎寨，开始挖掘清理，至当年5月7日完成第一次挖掘清理任务，清理了两座古墓，发现了大量砖壁画。

　　1972年4月起至1979年期间，文物部门先后对墓葬进行了7次大规模的发掘，揭开了“地下画廊”的神秘面纱。在发掘和清理的18座墓葬中，9座墓葬中的灰条砖是画像砖。1973年8月，5号墓出土的壁画连同垒砌墓室的各种材料被完整搬迁至兰州，在甘肃省博物馆的一座地下陈列室复原陈列，专供研究和参考。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经过多次发掘清理，文物部门在嘉峪关市新城乡和酒泉市肃州区果园乡交界线近13平方公里的戈壁滩上，发现了同一时期的古墓葬1400多座。这些古墓葬的形成时间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仅在清理的18座墓葬中就出土760多副画砖，形式多为一砖一画、半砖一画或几块砖组成的连环画，价值连城。5号墓中出土的大型砖壁画《出巡图》长120厘米、高45厘米，是所有出土的随葬文物中最珍贵的，5号墓出土的《驿使图》，后来被当作中国邮政标志的样本。

　　专家和文物部门依据出土的陶片等文物和史料，分析认定墓葬群形成于魏晋时期。由此，长期以来，这处墓葬群的“魏晋墓”一说便成定论，在嘉峪关市的旅游宣传资料和地标中，与这处墓葬群有关的名称都冠以“魏晋”二字。而且，文物专家分析认为，这些墓葬多以富豪家族聚族而葬。

　　文史爱好者父子质疑“魏晋墓”一说

　　“果园-新城墓群”是“魏晋墓”似乎已经被地方政府和文物部门盖棺定论，可是，就有人对“魏晋墓”一说心存疑虑并潜心研究。

　　现年70岁的吴生贵是地地道道的嘉峪关市新城乡人，也是“新城-果园墓葬”第一次发掘时的参与者，时任该市文教局文物干事，由于工作关系，他对历史情有独钟且有所研究，他觉得“果园-新城墓群”的“魏晋”一说有些牵强。几十年来，吴生贵始终没有放弃这方面的研究。1998年至2008年，吴生贵任该市史志办公室负责人期间，查阅《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籍，退休前后仍未放弃。

　　吴生贵之子吴晓棠现年47岁，虽供职该市医院工会，但因受父亲执着精神的影响，也与文史研究结下不解之缘，2003年至2005年期间，他在省委党校攻读研究生时，就专攻历史，且在古钱币研究收藏方面渐成名气。

　　数十年来，吴生贵父子阅读大量史籍，从中寻找依据进行分析，对“果园-新城墓群”产生的背景和古墓的形制、彩绘砖反映的内容、出土物品的断代进行研究，终于在2014年年底因质疑“果园-新城墓群”之“魏晋”一说而写论文数十篇，并得出结论：果园-新城墓群不是民间墓，是国家公墓；不是魏晋墓，而是汉墓。

　　吴生贵父子告诉记者，文物部门在发掘墓葬之初，因再没有出土明确佐证年代的物品，仅是依据出土陶片上“甘露二年”的文字而认定是“魏晋十六国时期富豪家族聚族而葬的古墓群”。可是，经他们查证，“甘露”是中国古代纪年用的年号，除在魏晋十六国时期出现过三次(一是三国时期曹魏的君主魏高贵乡公曹髦的第二个年号， 二是吴乌程侯孙皓年号，三是前秦宣昭帝苻坚年号)，在整个中国历史上还出现过三次，一是汉宣帝的第六个年号，二是高昌的君主曲光的年号， 三是辽东丹国皇帝耶律倍年号。因此，仅凭借“甘露”年号而断代为“魏晋时期”，不足为信。

　　吴生贵认为，“果园-新城墓群”的规模之大，至少在两个历史条件下才能形成，一是附近有大城市，二是发生过大规模战争。但史料记载，魏晋时期酒泉地薄人稀，曹魏太和年间酒泉人口3273户，西晋太康年间有4400户，民间无法营建如此大规模的豪华墓葬群。因此，他们认为这些古墓葬的形成，只能源于战争，而纵观酒泉历史，战争最密集的时段是在建郡之初的西汉，也就是汉匈战争，据此，他们认为古墓葬是汉代战争时期的国家公墓。

　　吴生贵父子就此列出十大理由：一、魏晋时期酒嘉地区地薄人稀、财力匮乏，民间无法营建如此豪华的墓葬群；二、个别墓葬没有尸骨，仅置衣冠，不似民间葬法；三、墓葬规制统一，符合国家公墓条件；四、历史上，酒嘉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战争只有汉匈战争，具有建造国家公墓的时代背景；五、目前全国考古界公认属于西汉的标准尺子有13把，其中4把长度为23.8厘米，新城-果园墓葬出土一把长为23.8厘米骨尺，符合西汉标准；六、魏晋时期宗教在西北盛行，而墓葬中没有一块画像砖有宗教内容，说明其建造于宗教传入当地之前；七、汉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推行双牛耕，魏晋时期当地应以双牛耕为主要耕作方式，画像砖中的牛耕图既有单牛耕又有双牛耕，说明墓主人生活在征和四年前后的汉匈战争时期；八、墓葬中没有出土纸张，说明墓葬形成于纸发明前，而非有了纸张的魏晋时期；九、马镫出现在四世纪后期的魏晋晚期，而壁画中大量骑马图都没有画马镫，说明墓葬形成于马镫发明前；十、墓葬中出土古币640枚，有半两、五铢和货泉等，从其形制看，都属于汉货币范畴。

　　吴生贵父子认为，古墓中的“甘露二年”，应当是西汉宣帝甘露二年，也就是公元前52年，酒泉和嘉峪关的历史据此可以追溯到西汉。

　　嘉市文物局：“一家之言，不予认可”

　　就“果园-新城墓群”的形成过程，吴晓棠认为，酒泉于汉武帝元鼎年间设郡，是汉朝廷打击匈奴的两个基地之一，发挥了供给、保障、中转、驻屯等重要作用。汉王朝多次讨伐匈奴，为抚恤战争中死亡的官吏而出资在这里建立公墓，按照国家政策而不断把战区官吏的尸骨运送到这里安葬。公墓建立使用的时间上限应是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占据酒泉至元鼎年间酒泉设郡时。汉代国家公墓大规模兴建在昭帝、宣帝时期，汉匈战争延续至东汉，公墓一直由国家管理，墓葬中还安葬了殉职于道途的过往使节和酒泉被匈奴攻杀的地方官吏。

　　吴晓棠告诉记者，“果园-新城墓群”是经过三百多年的开发积累而形成的，在现在的酒泉市肃州区果园乡，嘉峪关市新城镇鹳蒲村、中沟村西侧、野麻湾村、长城村南侧、毛庄子东侧戈壁上都有分布。

　　2014年底，甘肃省文物局负责人到嘉峪关出差期间，吴晓棠面呈了部分研究材料，省文物局要求嘉峪关市文物局给以回复，市文物局2014年10月28日只向省文物局进行了答复。

　　2月5日下午，记者从嘉峪关市文物局提供的答复资料中看到，文物局认为吴生贵的观点拓展了思路，但吴生贵对墓葬年代的判断，未从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墓志铭等方面综合研判，而是仅凭砖画内容联系西汉历史作出了结论。吴生贵认定为“西汉时期国家公墓”，“从汉武帝元鼎年间至宣帝年间建成”，“世界上最大、最早的公墓群”，如此确切的推断，其依据是什么，并未说明。

　　嘉峪关市文物局列举细节答复：从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形状、镇墓瓶上文字、画像砖上人物形象及反映的内容等多方面判定，果园-新城墓群的年代为魏晋至唐代，并非仅仅是魏晋时期，更不可能是西汉时期。针对吴氏父子的研究情况，文物局指出汉军击匈奴未曾到过西亚，再者，果园-新城墓群有墓葬3000多座，并非1000多座的问题。因此，文物局认为吴生贵父子的发现仅是一家之言，文物局不予认可。 文/图 本报首席记者 董开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