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抹杀与被遮蔽：孙佩苍与民国美术史

孙佩苍（1890—1942） 《孙佩苍夫人与女儿画像》

　　孙佩苍是“西画东渐”第一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凭一己之力，在欧洲各处搜藏西洋名画，并撰写《世界美术史》，一腔热情，意图为中国的现代美术教育做铺垫。徐悲鸿赞他“辛勤而精鉴”，蒋碧薇则说“他一生俭约，省下钱来专门搜购艺术作品，所以他的收藏极为丰富精美。”

　　令人困惑和感慨的是，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曾经潇洒倜傥、赫赫有名、交友甚广的人物，最终却轻易地被被遮蔽、被抹杀。不惟孙佩苍的死因蹊跷，他的藏品遭到各种褫夺，在友人著述和档案里所留存的有关孙佩苍的资料，也出人意料的简略。

　　沉默是有意味的。通过策划展览、爬梳资料，《寻找孙佩苍》一书作者、孙佩苍之孙孙元继续着对祖父的寻找，也是民国美术史重要的补足。

　　搜藏

　　1920年11月7日，辽宁沈阳人孙佩苍连同华法教育会赴法学生197人，乘法邮船包岛斯号起行，赴法国巴黎勤工俭学。在《申报》刊出的这一届赴法学员名录里，周恩来的名字赫然在列。

　　彼时孙佩苍已年逾三十，就留学来讲有些“大龄”。他英文、法文都不通。在辽宁省做到奉天教育视学，家里育有三个子女，妻子又正身怀六甲。拖家带口的孙佩苍，竟毅然去国，到巴黎从头开始学习美术。

　　“辛亥革命以后，紧接着新文化运动，让我祖父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他不愿意做井底之蛙，他想改变自己。”孙佩苍之孙孙元认为，这是孙佩苍决意留洋的原因。

　　孙佩苍早年毕业于北洋师范优级博物科，以“俭学”身份赴法留学后，在巴黎美术学校进行初级美术训练，后因年龄和学资问题，转攻美术史，课余从事欧洲艺术品搜集。

　　据《蒋碧薇回忆录》记载，这个时期，孙佩苍与同在法国游学的徐悲鸿、谢寿康、常玉、张道藩、邵洵美、郭有守、江小鹣等人结为好友。为调侃国内颇为知名的西画美术组织“天马会”，年轻艺术家们成立了“天狗会”。

　　孙佩苍搜集西洋名画，也自此时开始。现在的藏家收藏西洋名画全凭财力，彼时的穷学生收画只能靠勤俭和精明。1922年，由于德国马克贬值，徐悲鸿、蒋碧薇夫妇到柏林度过了二十个月，蒋碧薇记录道：

　　“徐先生利用机会，还买了不少的原画和典籍。买原画在以前是我们不敢向往的事，但在这段时期，徐先生却在每笔交易上都占了很大的便宜。通常是他看中了一幅画或一件艺术品，问明价格，他便先付一点定金，隔几天借价去取；到那时候，马克可能已经贬值好多倍了。与此同时，孙佩苍先生也搜购了不少好东西。”

　　“我祖父比徐悲鸿有钱。”孙元说，“他比徐悲鸿大六岁，身份虽是勤工俭学，但因他是视学，至少视学的那份薪水应该有的。另外，估计是带有政府的任务。留学期间他写了一篇《法兰西现代教育现状》，主要是美术和人文方面，也包括政治。”

　　除了利用马克贬值，以低价搜购原典之外，孙元认为，由于孙佩苍是“懂行”的人，所以总能够“捡漏”。“他在欧洲参观了百余所教堂、美术馆，对画家作品都心中有数。我常想象，上世纪20年代，巴黎的塞纳河畔挤满了画商，他在那里翻来翻去，总能找到一些不为人知的好东西。”

　　孙佩苍长子、孙元的父亲孙僴回忆，孙佩苍为搜集美术品，曾去一家印制美术品的工厂打工，遇见报废的次品就收集起来。不久老板发觉，问及缘由，孙佩苍解释，是为了研究西洋美术史。老板听后不仅没有谴责，反而每次加印一张相赠。

　　1927年，孙佩苍自法返国，后受聘为东北大学文学院专任教授兼法工学院教授。1930年底，再度赴法担任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国联宗旨教育青年委员会中国委员、教育专家委员会东方委员等职务，在法又逗留了四年。

　　这四年，孙佩苍是带着妻子和长女孙慧筠一起去的。虽然境况远比勤工俭学时优渥，但孙佩苍依然节衣缩食，将大量的钱财用在搜集美术品上，导致妻子埋怨他处处“小气”：

　　“一根香烟分三次吸，做饭只买得起最便宜的五花肉，吃到后来一见五花肉就想吐。用包装纸写信，把钱都用在买画和在欧洲各国博物馆教堂看画上了。每到一个城市，都没有游逛机会，孙佩苍总是一头钻进教堂看画……”

　　孙佩苍的收藏里有五幅徐悲鸿二三十年代创作或临摹的油画，应是那个时期孙佩苍委托和受赠之作。徐悲鸿之子徐庆平认为，从前人们送画都是送国画，油画很少送。孙佩苍能保有徐悲鸿五张油画，证明二人交情甚笃。

　　“孙佩苍先生是我国西方艺术品的第一大收藏家，先君悲鸿公以精心临摹的《参孙与大莉拉》丰富其收藏，目的当然在于推动中国的艺术审美教育，让更多的美术爱好者和学生得以目睹欧洲优秀油画，为中国的美术教育做铺路工作。”徐庆平说。

　　散佚

　　1942年1月，孙佩苍携带身边所有美术品赴蓉，拿出西画精品和复制品参加四川美协主办的“第一届美术展览会”。岂料展会开幕不久，1月3日，年仅52岁的孙佩苍在成都离奇猝死。

　　根据民国美术史研究者沈宁的考证，“1942年元旦举行为期一周的四川美术协会第一次美术展览会，是在激发爱国情绪、沟通友邦美术交流的大背景下举办的。”展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油画部”，乃吴作人、吕斯百、秦宣夫、唐一禾、王临乙、吕霞光、李瑞年、黄显之八位画家的油画联展，另一部分为西洋美术作品及复制部，为“孙佩苍先生搜藏”。

　　展会之前，时任四川美术协会会长、文化厅厅长，孙佩苍留法的故交郭有守亲自撰写《第一次美展出品人介绍》，文中详述孙佩苍收藏的来由和在四川建立一美术馆的心愿。

　　“佩苍最注意的有两件事：一是艺术的批评，一是艺术品的收藏……所以每次回国，不久又听说他再去欧洲了。这种不畏跋涉，百折不回的精神，也无非是想多寻一些有价值的作品，搬回自己的祖国，以备成立一幢美术馆。”

　　成立一座美术馆的愿景，显示出孙佩苍超越于时代的见识。

　　郭有守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942年1月2日《中央日报·中央副刊》(成都版)上。在此之前，《中央日报》(成都版)、《新新新闻》等四川主流报纸，曾多次刊发画展广告，称1942年1月1至7日在东大街省立图书馆举办的“第一次美术展览会”，将有“八位画家油画联展”和孙佩苍搜藏之“西洋作品和复制品”共同陈列。

　　孙佩苍1月3日在成都逝世，1月4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刊登出“参政员孙佩苍在蓉逝世”的消息，称其是因“胃疾”死亡。而汪伪政府的报纸《时报》却报称，孙佩苍遭到暗杀致死，死因是与蒋介石政治主张龃龉。

　　1934年，孙佩苍归国从事国民党党务工作，抗战时期当选为国民参政会第一、二届参政员。

　　孙佩苍死后，成都报界再也没有对“第一次美术展览会”的“孙佩苍搜藏”部分有只言片语的评论。而参展的画家以及孙佩苍在蓉的友人，也从此缄口不提孙佩苍的名字。在各类历史文件和档案资料里，有关孙佩苍的消息不是被简化就是被删除。

　　孙佩苍很早就加入了国民党，1928年，在东北大学与五位教授成立爱国组织“一六同心会”时，只有孙佩苍一个人是国民党员。孙佩苍到里昂中法大学当校长，也是南京政府委命。

　　“他被任命的最高职位，是东北党务办事处主任，相当于共产党的东北局书记。但他受命赴天津租界潜伏后，被日本特务机关破获，侥幸逃出。逃亡路经解放区，被共产党拦截。当时国共合作，知其参政员身份，就招待他，带他参观。祖父亲共，可能与此事有关。”孙元说。

　　1942年孙佩苍逝世时，为数不小的藏品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妻妹姚淑文保管在上海慈幼院的仓库里，另一部分被他带到了四川。带到四川的部分，在孙佩苍死后几乎全部散失。

　　如果郭有守言之不虚，孙佩苍是怀着在四川建立一座美术馆的冀望来的，那么，他带到成都的收藏不惟都是精品，除了西画之外，还有不少国画。

　　孙元父亲曾多次对他提及，在祖父死后，徐悲鸿曾经关照过他，因为大部分画钉在框里不易携带，留份清单暂存四川，手头有几幅画则可先带走。孙元估计，那可先带走的画应是国画。为了冲抵部分丧葬费，四川教育厅后来强迫孙家用一套《陈老莲画册》作抵。

　　由于当时展览既无目录，展后也未有批评家对西画部分做出评价，孙佩苍带去成都的藏品究竟有哪些不得而知。它们终究下落如何，散佚到了谁人的手中，亦成为一桩历史的谜案。

　　一说是这批画随着国民党撤退到了台湾。为澄清事实，孙元就此请教台湾中央大学的吴正方教授，后者否定了这个说法。“当时国民党撤退的时候，从四川要想逃到台湾，只能用飞机。共产党马上打来了，上头有谁也没有用，飞机运人都不够。张大千的很多东西都没带走。孙佩苍的美术品，在那个兵败如山倒的时候，压根儿顾不上的。”吴正方说。

　　上海那批画，在解放后由孙元的二姨奶奶姚淑文悉数归还到孙佩苍的遗孀姚淑容手里。这批收藏里有原典、有印刷品，还有孙佩苍的信札、手稿和日记。1950年，姚淑容将西洋美术印刷品卖给了中央美院，换来2万元(新币)。

　　“当年美院用于教育和馆藏的西方艺术品少得可怜。1949年以后西方世界又对中国封锁。这批印刷品对美院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孙元说，“后来美院又提出来，孙佩苍的其他收藏他们也想买，但奶奶没卖。”

　　很快，“文革”来临。孙元的三叔家被炒。孙元堂妹孙思宁回忆道：“这些画当时在我们家，我奶奶跟我们一块住。1969年父亲所在的北大技术物理系搬迁汉中。我妈妈被责令一个月之内搬家，带我们也去汉中。她拿这批画没办法，加之被认为是封资修的这些美术品政治上的压力，就跟中央美院联系，请他们派人来取走。”

　　“一天早晨，我发现外边来了辆卡车。我家经常被抄，一看卡车上站了很多人，就回去跟妈妈说，‘又来抄家了’。妈妈说：‘这次不是抄家’。”一位长者走进，见奶奶便说：‘姚先生，孙夫人，您好。’是吴作人先生。”

　　“吴作人先生和古元先生把这批画都做了登记。我记得家里有四个大箱子，另有一些画摆在外面。吴先生和古元先生当时已经被打倒了，他们是被造反派押着来的。但造反派不懂艺术，必须要吴先生和古元先生懂这些艺术的人来拿画。所以吴作人先生念，这幅画是什么，是谁画的，古元先生在旁边写。我是在场的，毕竟已经七八岁，特别有印象。”孙思宁说。

　　“现场写了个清单，回去后古元先生誊清出来，盖了骑缝章。但这个清单上只有放在箱子外的藏品，四个大箱子里的名画，包括我爷爷写的笔记，都未录入。”孙思宁说。

　　在四个箱子里还有画品账本和油画铜牌，迄今不知去向。孙佩苍的后代，还没来得及对这批珍藏仔细清点、研究、梳理，就在“文革”的政治高压下，把它们不明不白、糊里糊涂地“捐献”、处理了。从此以后，一些珍罕的西画原典，因为各种原因，再也难见天日。

　　尤为可惜的是孙佩苍信札、笔记和手稿的散佚。这个被郭有守称为“中国的罗斯金”式的人物，他的生平点滴，他的美术史的观点，他的眼界和智慧，作为他存在过的证据，就这样在历史的作弄下，风流云散。

　　重现

　　孙佩苍到底有哪些收藏？他对西画原典的鉴藏达到了什么程度，怎样的规模？

　　1986年，经习仲勋批示，原先在政治高压下违心“捐赠”这批画得以落实政策，返还给孙家后代。由此，也打开了一窥孙佩苍丰赡收藏的大门。

　　“在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归还藏品现场，一件件美术品包括国画、油画、铜器、石膏像、瓷雕梦幻般地展现在我眼前。我终于亲眼见到祖父的收藏，这些收藏丰富而精美……”孙元在《寻找孙佩苍》一书的“自序”里写道。

　　然而，看过那四大箱藏品的孙元的父辈知晓，美院归还的收藏并不是当初捐赠的全部。没有露面的藏品，至少还有库尔贝的《女人像》、库尔贝的风景画、普桑的油画画稿、德拉克诺瓦的男人头像画稿、列宾的《女像》、吴作人画孙佩苍肖像、陈老莲仕女图、仇英宫廷人物画以及四十五个法国画框、孙佩苍画稿、信札、手稿等等。

　　这些东西，可能还在美院的某个尘埃锁闭的角落，也可能早已经散佚到潘家园等民间市场，可能有朝一日再度回到孙家子孙的手中，也可能再也找不回来了。

　　“其实最可惜的是笔记，我们要研究他，没有笔记，年谱都做不出来。”孙元惋惜地说。

　　10月11日开幕的“青青子佩：孙佩苍及其收藏”展，展出了孙家第三代人保存的这批孙佩苍藏品。展览分为“徐悲鸿与吴作人部分”、“西方油画部分”、“中国画部分”。

　　“徐悲鸿与吴作人部分”，计有《孙佩苍夫人与女儿画像》、《孙慧筠像》、《裸女》、临伦勃朗《参孙与大莉拉》、临伦勃朗《第二夫人像》五幅徐悲鸿油画精品，徐悲鸿《人体素描》两张，以及吴作人创作于上世纪30年代的《坐女人像》。

　　“徐悲鸿先生给他的亲朋好友画的肖像，严格地说来，有的是成功的，也有的没有很真实地反映徐先生的水平。但是徐先生给孙佩苍的女儿和夫人画的像，特别是给这个女儿画的像，造型、形态的表达、完整度，都反映了徐先生年富力强时期的真实水准，非常完美。”民国美术史研究专家曹庆晖告诉南都记者。

　　“西方油画部分”，有欧仁·德拉克诺瓦的《奥赛罗与苔丝德蒙娜》(纸本水粉)，亨利·埃米利安·卢梭《阿拉伯人骑马图》(纸本水粉)，纳西斯·迪亚兹·德拉潘那的《风景》(布面油彩)，让·保罗·劳伦斯的《妇人》(布面油彩)和《罗马战士》(布面油彩)，阿德里安·亨利·塔鲁斯的《女人香像》(布面油彩)，欧仁·卡里尔的《母与子》(布面油彩)等共计18张以及雕塑两座。

　　“欧仁·卡里尔的《母与子》这张画，虽然是写实，但他的语言、表现方面，很活泼，很灵动。”曹庆晖对此赞不绝口。

　　“孙佩苍作为一个中国人，又在欧洲留学，他可能是带着中西两个叠加起来的眼光来看东西，在东西糅合的口味下去选择的。”曹庆晖说。

　　展览的“中国画部分”，则有陈小莲的《麻姑献寿图》，任伯年《花鸟册》、《执仗老人》、虚谷的《枇杷》、任渭长《金地花鸟扇面》、倪田《人物纨扇》、《松鼠》、汪亚尘《金鱼》、黄山寿《仕女图》等二十余件(套)明清书画。曹庆晖认为，无论是孙佩苍的西画还是国画收藏，其艺术特点都是“既精微，又不妨碍其率性”。

　　策展人邓峰提出，从这批国画藏品来看，孙佩苍很可能在去巴黎之前就已开始搜藏。因为“辛亥革命以后，满清贵族逃到东北，带去了许多故宫或皇家的藏品。这些藏品大量地在东北散失”。

　　“谢稚柳的一套册页里，上款是孙佩苍先生。展厅里汪亚尘的作品，上款也是孙佩苍先生。还有在四川省博物馆那幅张大千《赠佩苍仕女图》，他与这么多从事中国画绘画的画家有交往，而且非常密切。”邓峰说。

　　上述五十余件(套)书画，几乎就是孙佩苍的孙辈现今所保留的家藏的全部。

　　一起寻找孙佩苍的人

　　2007年，已经61岁的孙元开始寻找去世71年的祖父孙佩苍。此后的7年里，孙元“登互联网，进图书馆；上沈阳，访成都，去台湾，跑日本，飞美国；查档案，翻旧报，看微缩，网购书，阅存本。”虽是雪泥鸿爪，却也渐次拼接出一个日益饱满、明晰的民国文人形象。

　　孙元说，作为孙家的后人，历尽艰苦寻找祖父，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最让他感慨的，是寻找过程里不期而遇的各位友朋。

　　陈丹青

　　1978年秋，才考入中央美院的陈丹青和全班同学一起，被领进美院陈列馆的仓库，观看三十余件19世纪欧洲油画原典。多年以后，陈丹青才得知，那批油画原来是“军阀时代的官员”孙佩苍的收藏，并在2010年冬举办的“面对原典”大展上，结识了正在寻找祖父的孙元先生。

　　自那以后，陈丹青一直对孙元的寻找和著述保持关注。孙元说：“没有陈丹青先生的举荐，我那本《寻找孙佩苍》不会顺利出版，而没有这本小书，就没有这样的展览。”

　　沈宁

　　沈宁是另一个让孙元无限惊喜而尊敬的朋友。“他原来是央美美术馆的工作人员，在那里工作了22年，后来又调到中央戏剧学院的图书馆，业余研究民国美术史。常任侠的日记就是委托他编著的。”

　　见到沈宁的当天晚上，沈宁用电子邮件发来的有关祖父孙佩苍的资料。登载1920年11月7日从上海登船去法国留学的197人名录的那张《申报》以及展会的许多史料都是沈宁提供的。此后又为孙元的写作指正了30余处勘误。

　　邓峰

　　在中国美术馆做研究员的邓峰是本次“青青子佩”展览的策展人。不仅为展览费尽心力，邓峰还利用他的专业知识，考证出另外两个“遗留问题”。一是孙佩苍与张大千的交往，二是孙佩苍很可能与谭组云有交集。

　　(黄茜 原标题：被抹杀与被遮蔽的：孙佩苍在民国美术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