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凌家滩墓葬出土玉器看先人的精神崇拜

　　作者：房鑫 李怡然

　　凌家滩遗址位于今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铜闸镇长岗行政村凌家滩村，自1985年被发现以来，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先后于1987年6月、11月、1998年11月、2000年10月及2007年5月进行了五次发掘。总共发掘葬48座，灰坑6个，祭坛1座，出土玉器上千件，其中以87M4出土的玉龟、07M23出土的玉猪及87M21和98M29出土的玉人最为珍贵。[1]玉龟、玉猪、玉人作为墓地陪葬礼器，其内里包含着凌家滩先人的精神状态。通过对陪葬已经祭祀所用的玉器进行研究，可以从中窥探凌家滩先人的精神崇拜问题，再现当时的社会精神状态。笔者在此抛砖引玉，草作文章以作探索。

　　一、从玉龟看天地崇拜

　　凌家滩“87M4出土1件玉龟，由背甲、腹甲两部分组成，背甲两边各对钻两个圆孔，两圆孔之间琢磨凹槽，背甲尾部对钻4个圆孔，腹甲两边与背甲钻孔相对应处各对钻两个圆孔，腹甲尾部对钻1个圆孔，出土时有一长方形玉版夹在玉龟背腹甲之间。”

　　[2](见图1)在王宇信与杨升南先生合著的《甲骨文一百年》中提到，用于占卜的龟甲“凡削、锯、切、错、刮、磨，穿孔以系等，已成为整治的例行工序”[3]，而出土的玉龟玉版都有人工钻孔的出现，这些玉龟、玉版可能就是用作占卜之用。又有《史记·龟策列传》中记载：“略闻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龟，已则弃去之，以为龟藏则不灵，蓍久则不神。”[4]可知，夏代就已经存在使用龟甲进行占卜的情况。那么，据夏代年代不远的凌家滩先人同样也有使用龟甲进行占卜的可能。由此，可以推测87M4出土的这件玉龟玉版很有可能是凌家滩先人用来占卜的卜器。

　　在87M4出土的的一件玉版正中有一正圆形，内含有一个形似八芒星的图案(见图2)，而八芒正与一年八季(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春夏秋冬，朝夕相继，循环往复，先人多将其归因于太阳的强弱升落，所以与八季应对的八芒可能就是太阳。[HYSoft1] 又有“四正”(正东、正南、正西、正北)、“四维”(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八方可与“八芒”相对，古代天圆地方，八方正代表的是广阔大地，而乾坤相对，那么“四正”“四维”代表的就是太阳。由此所得，玉版内心的八芒星图案极可能是太阳的绘形。

　　在环绕八芒星的正圆之外有八个规则的枝叶形图案，分别指向正北、正南、正东、正西、东北、西北、东南、西南方向。这八个树叶图案被一个正圆圈住，正圆外又有四个与圆内相同的树叶图案，分别指向西北、东北、西南、东南四个方向。这十二个树叶形图案，暗合“四正”“四维”的八方之数。由此，这些树叶形图案，可能代表的就是八方的社神。在蔡邕所著的《独断》上有言：“社神……举以为土政，天下赖其功，尧祠以为社。凡树社者，欲令万民加肃敬也，各以其野所宜之木以名其社及其野。”[5]可见，自古以来，人们便将树木当作社神的化身。所以凌家滩先人用八个方向的树叶形图案代表八方社神的做法就不足为奇了。俞伟超先生认为，这片玉版是先人占卜时，用来象征天神与地神的。[6]那么，先人通过在玉版前占卜，祈求、询问部落大事，将所问所求传达给天地并取得天地的启示，可以看出当时已经出现了对天地的自然崇拜。

　　二、从玉猪看动物崇拜

　　2007年5月凌家滩第五次发掘中，在M23中出土了一件大型玉猪石雕(见图3、图4)。这件玉猪全长约72厘米，宽32厘米，重达88公斤[7]，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中出现的体积最大、重量最重的玉质猪雕。玉猪整体由一整颗透闪石雕琢而成。猪身呈圆柱形，猪头部刻画明显，雕刻有一对立耳及明细的獠牙槽，可能曾附有一对獠牙。玉猪嘴部突出有凹陷，在鼻孔之上有鼻孔雕琢，栩栩如生。通过其牙槽和体型特点，基本可以断定这件玉猪的原型应该是一只野猪。对玉猪和M23墓进行地层学分析之后，可以发现玉猪与墓葬处于同一年代，也就是说玉猪是M23大墓的随葬品之一。但是通过实地调查发现，这只玉猪雕像位置十分特殊，并不在墓葬内部，而是压于墓葬上端并打破祭坛，其摆放形式十分类似于古代贵族墓葬内的镇陵兽。在玉猪之下的M23墓葬内出土文物极其丰富，包含了200余件玉器在内的数百件陪葬品，是数次发掘以来发现随葬品最丰富的墓葬之一。可以推断M23墓的墓主人极有可能是凌家滩部族中的某一任首领或者是大巫。《左传·哀公十五年》中有言“事死如(事)生，礼也”[8]，将玉猪至于M23这座墓主身份极为高贵的大墓之上，极有可能是作镇守陵墓之用。然而似乎使用野猪作为守墓兽过于寒酸，其实不然。野猪的体型粗壮，头部较大，四肢短粗，平均体长为1.5～2米，重约100公斤。成年雄性野猪长一对长约10厘米的犬齿，其中有5厘米裸露于嘴外，形成獠牙，可以作为武器。野猪生性好斗，攻击性很强，且不惧虎狼，既食庄稼作物，又吃动物生肉。可见，野猪对于人类的威胁性极强。不仅如此，野猪的繁殖能力也极强。每年野猪可以产仔2到2.5胎，每胎就有8至16只小猪。也就是说，一头母猪一年至少可以产下16只猪仔。这种攻击力与繁殖力都极强的生物对于先人而言，不可不谓之为大敌。野猪既是杂食性动物，那么先人种植的粮食作物就常会被野猪作为嘴下之食。而野猪的破坏性极大，往往一只野猪的偷食就可以破坏一整片种植地。其实，仅从野猪的食量而言，并不能使当时先人耕作的作物损失一空，其破坏力在于野猪在进食时会在作物地中来回奔跑踩踏，十之八九的损失都是来自于此。这种情况在生产资料极其匮乏的古代，对于原住民的生产生活而言是十分致命的打击。而野猪体型较大，攻击能力强，一两人无法驱逐“入侵”的野猪。所以，部民一旦发现有野猪靠近，部民往往会全家出动，甚至数家出动，驱逐野猪，保护作物。久而久之，野猪于先民心中慢慢会形成一种恐怖且强大的形象，并逐渐被思想神奇化、恶魔化。所以，将野猪至于M23墓之上，充当护墓的神兽，就非常正常了。这种守护陵墓的神兽，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只是由于后来陵墓的扩大，护墓兽的位置也都有不同，例如，明孝陵的护墓兽在神道上就已经出现，有獬豸、麒麟等神兽，也有狮子、象、骆驼等礼仪瑞兽，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是这些瑞兽在当时社会都有着崇高的地位，包含了辟邪的寓意。那么同样作为护墓兽的玉猪，在凌家滩社会中的精神地位已不言而喻。而这也恰恰体现出凌家滩先人在思想中动物崇拜的因素。

　　三、从玉人看祖先崇拜

　　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在1987年6月的凌家滩遗址发掘中，出土了三件玉人立像。其中，两件破损，一件完整。[9]在随后的第三次发掘中，又于M29墓中出土了玉人雕像三件，后出土的这三件玉人与1987年出土的别无二致。区别仅在于，后出土的三件为曲腿蹲姿，先出土的三件为直腿站姿(见图5)。

　　先后出土的这六件玉人都是正面造型，方头阔面，眼睛与眉毛稍向上挑起，耳朵方正竖长，鼻子皆为糟鼻，面部表情十分肃穆，虔诚。玉人两臂弯折回曲，掌心向内，呈祈祷状，可能玉人塑造的是祭祀祈祷时的形象(见图6、图7)。从玉人外形也不难看出，凌家滩出土的这批玉人脸部特征已非其他文化中巨眼牛鼻的抽象神像，基本与人类脸谱相同。可见，这批玉人所雕刻的应该是凌家滩部落中某个真实存在过的人，而非臆想的天神像。在玉人头部有格纹状装饰，在87M15中出土了与之十分相似的冠饰部件，冠顶呈现人字形样式，王仁湘先生认为这种装饰是中国史前的纵梁冠，是人主之冠。[10]在玉人腰部，腕部同样配有装饰，腰部的斜纹可能代表的是腰带，而腕部的圈状纹饰可能代表的是5到8只手环，这种纹饰的手环实物在87M10与87T11中都有出土，为半透明透闪石制成，表面抛光，外径在5厘米左右，可以用于装饰。这种装饰方式，有冕、腰带、手环等，对于当时生产资料积极匮乏的时代而言，这种配饰价值极高，且十分繁复，不可能为一般平民所有。形似玉人穿着、装饰的形式在商代也曾被发现，是用来彰显贵族、祭祀的高贵身份的，而在更早于商代数千年的凌家滩社会，可以配有这种饰品的，身份高贵应该更甚于殷商。

　　自古以来，就有将某位有大功德的先祖刻于木头之上用来祭祀的情况，《古本竹书纪年辑校》有言“黄帝既仙去，其臣有左彻者，削木为黄帝之像，帅诸侯朝奉之。”[11]这用于祭祀的先祖木人像即是“木主”，其材质并不一定，据《说文解字段注》中记载“夏后氏以松，夏人都河东，河东宜松也。殷人以柏，殷人都亳。亳宜柏也。周人以栗，周人都丰镐。丰镐宜栗也。”[12]可见，使用什么材质雕刻“木主”是由先民当地的特产决定的。在凌家滩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玉石器，可以看出，凌家滩社会中玉石类十分丰富，所以先人使用玉器取代木头雕刻人像的做法不足为奇。

　　通过观察发现，在这六枚玉人的背部都有一个横穿孔，明显是作为穿绳之用。关于这对穿孔，在《艺文类聚》中曾经有记载，“木主之状，四方，穿中央，以达四方。”[13]可见，在木主身后穿孔，是有古老的传统习俗的。不仅如此，这些穿孔在实用性上，也有其道理。通过在穿孔中穿绳不仅可以将玉人挂起，放置在宗祠之中当作先祖牌位供奉，也可以系起来，挂在祭坛或者大巫的颈脖之上，充当先祖神灵的替身用来祈求和祭祀，这都体现出凌家滩先人的祖先崇拜思想。

　　总而言之，在距今五千多年的凌家滩社会中，思想崇拜非常明显并且十分复杂，既包含了因对天地敬畏而产生的自然崇拜，对难以抵御的凶猛动物而产生的动物崇拜，还有对先祖缅怀崇敬的祖先崇拜。这些都体现了凌家滩当时社会复杂的思想状况。或许数千年前的凌家滩社会正处于一个思想的大混乱、大变革的时期，这将留待在凌家滩今后继续出土的文物基础上研究探讨。

　　参考文献：

　　[1]张敬国。凌家滩[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2]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3]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4](汉)司马迁。史记·龟策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汉)蔡邕。独断[M]。上海：上海印书馆，1936.

　　[6]俞伟超。古史的考古学探索[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7]张敬国。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的新发现[J]。文物，2008.

　　[8]左传·哀公十五年[M]。北京：中华书局，2007.

　　[9]张敬国。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简报[J]。北京：文物，1989.

　　[10]王仁湘.中国史前的纵梁冠——由凌家滩遗址出土玉人说起[J]。河南：中原文物，2007.

　　[11](清)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

　　[12](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段注[M]。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1.

　　[13](唐)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