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如何影响书法艺术

唐 怀素 论书帖 39cm×41cm 辽宁省博物馆藏

　　郝春禄

　　一、儒家思想对书法影响的发端以及价值体系的确立

　　在书法发展史中，赵壹《非草书》的出现，标志着儒学对书法进行全面渗透、融合的发端，并对后世书法以及书法理论批评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非草书》为最早论及书法的赋文，不仅对草书产生的渊源作了客观、理性的分析，也对当时习草之风的盛行作了形象的描述，并阐述了作者对草书的认识和对此现象所持有的态度，对后世书法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当时，汉王朝吸取了秦灭亡的教训，主张“反秦之弊、与民休息”的“文治”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文字的普及和文化的繁荣。秦代虽然统一了六国文字，对文字的发展与传播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焚书坑儒”给文字与文化的传播所造成的灾难，以及对后世文人所造成的文化恐惧性是难以抹去的。汉代皇帝的“文治”为文化和文字的重新繁荣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也对吏民的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使得人们在文字书写的规范和准确上必须使用当时的正体——隶书。汉武帝还设立学官五经十四博士，诵讲今文经典，也促进了文字内容的庄重性和严肃性，更要求了书写的精确性和规范性。

唐 欧阳询 卜商读书帖 26cm×17cm 辽宁省博物馆藏

　　儒学之士对于文字渊源关系的考究，既是对先贤创用文字的敬畏与崇拜，又是儒家思想对文化及文字的发展的一种学术态度。可以说，这是赵壹之所以“非草”，认为“草”无益于政的一种根于注重渊源关系的“崇古反今”和“书之为用”的思想根源。但无论如何，赵壹《非草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将书法纳入儒学体系，强化了书法的文化品格，从而“明确地树立了一个儒家文化形象——书家对儒家文化的遵循将是最根本的宗旨”(陈振濂《书法学》)，书法的审美从此确立了一个影响及今的模式——文化认读模式。

　　自西周至东汉之前，还没有形成一个具有主体特征的文化体系对书法产生决定性影响。也可以说，这个时期的文化类型是泛化的，书法与文化的结合处于一种自在的游离状态。汉代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使得赵壹《非草书》得以站在正统思想的背景下对书法明确提出文化本位的要求，即书法必须遵循儒学的理念和价值范式。同时，这也成为汉代以后书法理论所论述的首要文化内容。

北宋 蔡襄 自书诗卷 28cm×221cm 故宫博物院藏

　　二、儒家思想影响了书家对生命人格的观照

　　在儒家思想“礼”的影响下， 书法艺术的品评“以人论书” 且“首论其人”。在儒家看来，书法艺术与政治伦理、哲学等不同，不能作为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存在，要来自于个人的品格、修行、艺术修养，并受阅历、学识、气质、性格等影响。清代刘熙载《艺概卷五·书概》中谈到：“书者，如也，如其学， 如其才， 如其志， 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就是说的这个。同样，书写时的情绪、环境、笔墨的精良程度等对书法创作也会起到一定的影响。“礼”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礼”对书法创作、欣赏的影响首先表现在书家必须要有为人称道的道德品质，也就是古代书学论著所强调的“学书贵立品”。古人在教导学书写字的同时强调首先具备合乎“礼”的德行品格，即要有君子之心、忠义之行。清代书法理论家朱和羹《临池心解》一文中对“立品”的重要性作了较为全面、清晰的阐述， 他在孔子的“入则孝， 出则悌， 谨而信， 泛爱众， 而亲于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观念基础上，提出了“书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这一观点。古人认为“心正则笔正”“作字先做人，人奇字自古”，也可见古人在学习书法时对“立品” 是相当重视的。

　　孔子对个体人格的尊重，影响了后世士大夫对独立人格的不断追求，古人视字为有生命的人，并有书法骨、筋、肉、血之说。苏轼则在此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书必有神、气、骨、血、肉，五者缺一，不成为书”的观点，并提出：“古人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 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之者， 终不能妙。”苏轼的论述，明显地将书法与人品修养对应起来， 加上对“韵”“余味”的强调和对“俗”的反驳，无不是立足于人品与学养的基础上，这也与北宋当时“尚意”书法美学思想核心不谋而合。

　　中国书法艺术把儒家所倡导的人伦修养视为自己成就艺术的阶梯，儒家讲德、才并重，并对德的要求特别重视，认为道德是才华的根本，注重人品的内在素质和外在表现的统一。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书法的创作也必须要讲诚信，书写的规范就是诚信的一种具体表现：如果有人不按照规定好的字体结构来书写，他人就难以识别，无法得到认可。书法作品的落款、钤印，不仅仅是为了章法布局、美观、宣传个性、色彩对比需要， 也代表着作者的责任感和诚信。

清 何绍基 行书七言联 123cm×30cm×2 湖南省博物馆藏

　　“然书之作也，帝王之经纶、圣贤之学术，至于玄文内典、百氏、九流、诗歌之劝惩，碑铭之训戒，不由斯字，何以纪辞？故书之为功，同流天地，翼卫教经者也。夫投壶射矢，犹标观德之名，作圣述明，本入列仙之品，宰我称仲尼贤于尧、舜。余则谓逸少兼乎锺、张，大统斯垂，万世不易。”

　　晚明的项穆十分明确地将书法看作“道”的体现并认为书法最终的指向是圣徒的培养，他又说：

　　“况学术经论，皆由心起，其心不正，所动悉邪。宣圣作《春秋》，子舆距杨墨，惧道将日衰也，其言岂得已哉。柳公权曰：‘心正则笔正’。余则曰：‘人正则书正’。取舍诸篇， 不无商韩之刻，心相等论，实同孔孟之思。六经非心学乎？ 传经非六书乎？正书法所以正人心也。正人心以闲圣道也。子舆距杨、墨于昔，予则放苏、米于今，垂之千秋，识者复起， 必有知正书之功，不愧为圣人之徒矣。”

　　在项穆看来，人正则书正，正书法就是正人心。受儒家思想影响，人们将书法艺术活动统统纳入自我身心修养的轨道， 书法的学习变成了通往轨道的唯一途径。儒家思想的“伦理观”塑造了中国书法的伦理性质，也是对中国书法崇尚人品学养、崇尚士气、崇尚劲健等品格的驱动和鞭策。

　　三、儒家思想对中国书法艺术之审美影响

　　中国书法在儒家思想道、释精神的哲学基础上，各个历史时期形成了特有的审美价值取向，如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清人“尚质”， 等等。但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和”的审美标准始终处于书法鉴赏与书法品评的主导地位，“中和”是万物运行和发展的规律，表达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审美思想和人文精神， 是形成中国人普遍思维和审美方式的根源之一， 这也与书法中要求结构均衡、平正，“不激不厉”的审美标准相得益彰。

　　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中和”观念，既指人自身之内情与理的和谐，也指人与对象之间的和谐，“中和”为美的美学观是儒家美学的核心，也是书法审美的最高理想和指导原则。书法中强调作品整体理与情、法与意、形与神的和谐统一；线条要有力度、有弹性，要求书法的笔画、结字、章法等形式因素有变化但不杂乱；书写过程中运笔的提与按、轻与重、缓与急、起与止、行与留、藏与露、逆与顺、伸与屈、疾与涩；结体的主与次、疏与密、借与让、欹与正、险与夷、离与合、顾与盼、向与背、松与紧、虚与实、动与静等；用墨的浓与淡、涨与缩、枯与润、干与湿、沉与浮；章法的虚与实、黑与白、疏与密、主与次、连与断，等等， 无不是“中和”思想在书法艺术中的体现。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适度原则成为书家遵从的美学规范，并形成了以 “中和”为美的书学观，所以，“中和”之美也就成为书法独具特色的审美理想。

清 八大山人 弇州山人诗 201cm×77cm 　　故宫博物院藏

　　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儒家思想强调不可越规，自然很少从艺术的角度考虑到艺术家个性和艺术创造的问题。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书法讲究中规中矩，凡是崇尚自在、逍遥、激情、自由、张扬个性等，都是怪异之流。因此 儒家思想的禁锢导致书法艺术的个性受到时代精神的局限，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到书者情感的表现，扼杀书者的创作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