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使振绮堂九野皆知：兼述《仪礼正义》的意义

振绮堂藏书珍罕汪氏批注本 振绮堂藏书珍罕汪氏批注本 振绮堂藏书珍罕汪氏批注本

　　彭令

　　《仪礼正义》四十卷 (清)胡培翚撰

　　清咸丰壬子(1852年)陆建瀛交苏州汤晋苑局雕版

　　同治戊辰(1868年)胡肇智刊印 竹纸原装二十册

　　清代振绮堂汪曾唯批注本  钤印：振绮堂兵燹后收藏书

　　　提要：其中振绮堂汪曾唯朱笔批注本有：第一册(卷一《士冠礼》“绩溪胡培翚学”、卷二《士冠礼二》“绩溪胡培翚学”)；第二册(卷三《士昏礼》“受业江宁杨大堉补”、卷四《士相见礼》“绩溪胡培翚学”)；第三册(卷五《乡饮酒礼》“受业江宁杨大堉补”、卷六《乡饮酒礼二》“受业江宁杨大堉补”)；第四册(卷七《乡饮酒礼二》“受业江宁杨大堉补”、卷八《乡射礼》“受业江宁杨大堉补”)；第六册(卷十一《燕礼》“受业江宁杨大堉补”)；第七册(卷十三《大射仪》“受业江宁杨大堉补”)。

　　清代大藏书世家振绮堂

　　说到浙江的藏书史，研究者都会据史实提到：“清代是浙江私家藏书的全盛时期。明末清初，继起的藏书楼如嘉兴曹溶的‘静惕堂’、朱彞尊的‘曝书亭’、余姚黄宗羲的‘续钞堂’，在全国都是佼佼者。清中叶，乾隆修《四库全书》，杭州鲍氏‘知不足斋’、汪氏‘开万堂’、吴氏‘瓶花斋’、孙氏‘寿松堂’、汪氏‘振绮堂’、宁波范氏‘天一阁’都以献书多而获奖赏，闻名全国。”(见《[浙江藏书史]民国时藏书家》，浙江在线新闻网站2007年2月23日)说汪氏“振绮堂”是浙江乃至中国藏书史上的丰碑之一，应该是切合历史事实的。陈奂(1786年—1863年)《师友渊源记》：“小米(指汪远孙1789年—1835年，号小米)家有四世藏书，《振绮堂目》甲于浙右……”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介绍振绮堂，提笔即写道：“汪氏振绮堂是继吴氏瓶花斋之后杭州又兴起的一个大藏书世家。”著名作家高阳在小说《慈禧全传》也这样介绍振绮堂：“……汪氏与海宁查氏一样，亦商亦官，子弟风雅，性好藏书，四世聚积，名声虽不及‘宁波范氏天一阁’,但提起杭州‘汪氏振绮堂藏书’,士林中亦无不知名。”

　　说道振绮堂就不得不说它的印章。“振绮堂兵燹后收藏书”印章是最著名的振绮堂藏书章。说到振绮堂藏书，几乎都会提起此方著名藏印，此印在振绮堂藏书印中多居首位。有的资料把此印记在振绮堂创建者汪宪(1721年—1771年)的名下，应该是将汪宪与流传汪氏家族数代的“振绮堂”藏书楼混淆了。印中“振绮堂兵燹”是指，1860年3月、1861年12月，太平军两次攻占杭州，振绮堂藏书曾受到收复杭州城的湘军破坏，“散佚殆尽”。此“振绮堂兵燹”后，这位汪鱼亭(汪宪号鱼亭)已经眠于地下九十多年了，是不可能再收藏书的。

　　据笔者查考，此“振绮堂兵燹后收藏书”印章，是振绮堂后人汪曾唯的。民国十六年(1927年)年铅印本《振绮堂书目》尾，有光绪十二年(1886年)汪曾唯跋，可为证。跋曰：……杭城两遭兵燹，(振绮堂藏书)散佚殆尽。同治甲子年，浙省恢复，于灰烬中获《振绮堂书录》五册，又于吴礼园司马宝俭处获一册。庚午夏遇朱子清上舍澂，于故里持书目二册以归余，即硕甫师(指陈奂字硕甫)检校之本也。光绪癸未冬，从姪康年自粤来鄂谓：“大父(指汪适孙1804年—1843年)手编书目五册，归安姚彥侍方伯觐元借钞未归。”寓书索还。乙酉冬自鄂旋里，又得曾大父(指汪宪1721年—1771年)题识二卷于丁松年征君丙家，惜下三卷佚去。合而观之，插架之书，百不存一，良可慨也。光绪十二年岁次丙戌六月二十六日，振绮堂后人汪曾唯识，曾学书。

　　由此跋可知，“振绮堂兵燹后收藏书”者显然是汪曾唯，别无他人。古籍市场上，曾有明万历八年(1580年)刻印本张凤翼(1527年—1613年)纂注《文选》十二卷，钤有鉴藏印：“振绮堂兵燹后收藏书”(朱)、“汪子用藏”(白)。汪曾唯字子用，此为“振绮堂兵燹后收藏书”印章系汪曾唯所有的另一佐证。有人说，此明万历八年(1580年)刻印本为乾隆时藏书家汪宪振绮堂旧物，显然又是混淆了传世数代的“振绮堂”与汪宪一人。

　　使振绮堂“九野皆知”的汪曾唯

　　笔者梳理了汪曾唯与汪宪的关系，列如次：汪宪生汪璐(1746年—1813年)，汪璐生汪諴，汪諴生汪遹孙，汪遹孙是汪适孙(1804年—1843年)四弟，汪遹孙生汪曾唯。汪曾唯系汪宪曾孙。

　　汪曾唯，生于清代道光九年(1829年)，卒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据陈玉堂编著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续编)介绍：“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字子用，号梦师。汪康年伯父。附贡生。官同知衔补用知府，历署湖北咸丰、石首等县知县。编有《汪氏全集》(见《清史稿艺文志》)，曾刻《振绮堂书目》(见《冬暄草堂师友笺存》。《中国丛书综录》作汪康年辑。钱塘汪宪为乾隆间著名藏书家，辑有《振绮堂书目》)。汪氏曾与陈叔通先生尊陈豪有过信札来往之谊。”笔者经过查资料，感觉这样的介绍实在是太简略了，与汪曾唯所拥有的“振绮堂兵燹后收藏书”印章的广泛知名度也极不对称。笔者认为，汪曾唯是弘扬振绮堂藏书的关键人物，因其史料散载各处，又其著名鉴藏印“振绮堂兵燹后收藏书”多被记在其曾祖父汪鱼亭名下，导致《历代藏书家辞典》(梁战与郭群一编著)、《中国私家藏书史》(范凤书著)与《浙江藏书史》(顾志兴著)等介绍藏书家的书籍皆未载其名。这是颇不公平的，经笔者查证，正是汪曾唯，使振绮堂真正“九野皆知”。

　　汪曾唯的文化活动，主要以编辑刊印书籍为主。清同治七年(1868年)刊费丹旭《依旧草堂遗稿》一卷行世；光绪二年(1876年)刊《东轩吟社画像》，不仅征集题咏，还为费丹旭所绘二十七人搜辑遗亊，属诸可宝(迟菊)各为小传附于后，以还旧时之盛；光绪十年(1884年)重刊《樊榭山房集》附其所辑厉樊榭《轶事》；光绪十一年(1885年)刊自撰《去旧染污录》(不分卷)；光绪十二年(1886年)，汪曾唯于“杭城两遭兵燹”后，首次编辑《振绮堂藏书目》四卷；光绪十四年(1888年)，据明汲古阁本重刊《宋六十名家词》，增刊清乾隆四十一年刻杭世骏(1695年—1773年)《道古堂诗文集》；光绪十五年(1889年)，刻印其曾祖父汪宪《振绮堂詩存》，增刻清嘉庆九年(1804年)刊本汪初《沧江虹月词》三卷。以上所列仅为汪子用辑书刊书之一部分，其它尚待陆续查证。

　　为了光大振绮堂，汪曾唯还积极参加当时的社团活动。东轩吟社是道光年间创办于杭州的诗社，成员为乡贤老宿、青年才俊，兼及闺秀社员，是一个郡邑性的著名文学社团。汪曾唯作为该社社长汪远孙的侄子，曾经为《东轩吟社图》征集题咏，并辑刻《东轩吟社画像》。  

　　关于汪曾唯主持的另外一个清光绪年间的社团“千龄会”，清末谭献(原名廷献，号复堂，1832年—1901年)《复堂文续》卷三有一篇《千龄初集记》，有记载：光绪纪元十有七载，岁在辛卯，月书春王，廿有二日，同乡十六人有“千龄”之集。……酒酣赋诗，伫兴偶作；疑年列坐，宾主可忘。周甲以下者亦豫，行将栗阶而登；寻盟相见也如初，此是倾衿之始。人同二八之升，算在千龄以上。……先是同治之初，乡有先达，结“九老”之会。星移物换，云散风流。此集继之，题名以纪，里乘可书矣。会者，姚大令近维震斋，年八十二，为祭酒；蔡孝廉玉瀛秋圃，年八十；高教授学治宰平，年七十八；韩州牧懿章聪甫，年七十六；汪秀才彝铨叔雅，年七十四；朱大令钰蓉湖，年七十二；许观察增迈孙，年六十八；张贡生鉽子春，年六十六；高大令伟曾隽生，年六十五；许典籍郊子社，年六十五；汪大令曾唯子用，年六十三；张教谕景云寅伯，年六十二；谭大令廷献仲修，年六十；何训导学郑康来，年五十九；高中翰云麟白叔，年四十六；高部郎尔夔子韶，年三十五，所谓末座少年也。无达官贵人，试结布衣之好；有一门群从，可知乔木之家(高氏四人、汪氏二人、许氏二人)。异时或流为丹青，增成故事，未可知也。会后旬日，廷献泚笔记之。

　　这里所说的“‘千龄’之集”，属于耆老会的一种，通常即称作“千龄会”。《复堂日记》记载本次集会，开头便说：“子用招延寿客，为‘千龄’之集。”这既明确交代了汪曾唯(字子用)是本次集会的主人，同时又说明了集会的意图在于“寿客”。因此，如同一般的耆老会一样，这个“千龄会”的出发点，主要也是为了纪念长寿。当然，由于这些成员本身都是文人，所以在集会的时候免不了也要赋诗作文。前引记文所说“酒酣赋诗，伫兴偶作”，自然会对汪曾唯本人及其家振绮堂起到一定的宣传作用，谭献此《千龄初集记》便是最好的例证。

　　这个“千龄会”，从谭献记文以“千龄初集”命题来看，它本来也应该还有“二集”“三集”等等，从而构成一个更加完整的“会”。虽然我们目前所知只有“初集”，但它的计划或初衷显然并不局限于这一次集会。换言之，本次“千龄初集”，从理论上来说乃是整个“千龄会”的系列集会之一，而不同于一般所说的一次性集会。而汪曾唯作为“初集”的主持人，实际也就等于是整个“千龄会”的创始人，他对于此类集会是有长远计划的，这计划无疑属于他光大其家“振绮堂”宏图伟略之一部分。

　　汪曾唯对于晚清诗人龚自珍“振绮堂中万卷书，乾嘉九野有谁知？”的疑问，用实际行动来答复的同时，还在刊印许多名家著作时仔细做校证，比如用史料校正龚自珍《杭大宗逸事状》：“癸已岁，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名上，上顾左右曰：杭世骏尚未死么？大宗返舍，是夕卒”。

　　汪曾唯《道古堂文集》附辑《轶事》考证癸已年并无南巡之事。杭世骏之卒年，应以杭世骏女婿应礼撰《杭先生墓志铭》及许宗彦撰《杭太史别传》的乾隆三十八年为准。

　　经过笔者简略梳理汪曾唯的史料，我们发现，汪曾唯为了让振绮堂“九野皆知”这样的辉煌得以传承和光大，他每时每刻都在努力。他搜集名人史料佚闻、编书刊书，邀请名人耆老集会、赋诗作文，活跃于晚清浙江文化界。

　　从上文简介可知，汪曾唯是晚清浙江文化界极为活跃的人物，对于振绮堂藏书文化的弘扬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完全可以说，汪曾唯是一直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应了前辈著名诗人龚自珍“振绮堂中万卷书，乾嘉九野有谁知？”的疑问，是使振绮堂真正“九野皆知”的关键人物。

　　补充一点，章太炎(名炳麟，1869年—1936年)先生于1894年秋著的《明独》一文中，写自我形象外，还描述了一个“钱塘汪翁”的行状，作为当时知识分子的代表。太炎先生门人著名学者徐复(字士复，1912年—2006年)，根据历史学家汤志钧(1924年—)《章太炎年谱长编》的记载，得出“钱塘汪翁”指的就是振绮堂汪曾唯。看来，在大师章太炎的眼中，汪曾唯在当时与他本人一样都是颇典型的知识分子，汪氏其时在文化界的影响力由此更可见一斑。

　　汪曾唯批注《仪礼正义》

　　《仪礼》为儒家十三经之一。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一部汉族礼制度汇编。内容记载周代的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各种礼仪，以记载士大夫的礼仪为主。书有伪脱，文多古奥。今传十七篇为汉郑玄笺注，唐贾公彦作疏。清代研究者以胡培翚(1782年—1849年)所著《仪礼正义》为世所称。一曰补注，补郑注所未备者；二曰申注，申述郑注之义；三曰附注，附后人阐述郑注而可取者；四曰订注，订正郑注之违失者。故而该书是注解《仪礼》较有系统、颇有影响的一种。原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编审王文锦先生认为，胡培翚的《仪礼正义》是研读《仪礼》不可不读的书。可惜的是，该书未卒业胡培翚即于道光末年谢世，尚有《士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仪》五篇十二卷未能完成，后虽有胡氏门人杨大堉为之辑补(见陆建瀛《校刊仪礼正义序》载：“《士昏礼》及《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仪》五篇十二卷则其门人杨君大堉所补也。”)，终因学力不及，不唯体例与前不合，识力亦远不及培翚，致使《仪礼正义》未能尽善。

　　《仪礼正义》书稿，于清咸丰壬子(1852年)，两江总督陆建瀛(1792年—1853年)交苏州汤晋苑局雕版。咸丰癸丑(1852年)，太平军攻占南京，陆建瀛被杀。《仪礼正义》书版幸存，同治年间辗转运到了京师。同治戊辰(1868年)，胡培翚侄儿肇智(1807年—1871年)刊印；其时，汪曾唯的曾祖父汪宪已经逝世九十七年近百年，再次佐证此部《仪礼正义》上的“振绮堂兵燹后收藏书”鉴藏印，绝非汪宪所钤，而是汪曾唯钤盖上的。

　　细阅此部朋友家藏振绮堂批注本《仪礼正义》，经汪曾唯批注的卷目，“受业江宁杨大堉补”的有卷三《士昏礼》、卷四《士相见礼》、卷五《乡饮酒礼》、卷六《乡饮酒礼二》、卷七《乡饮酒礼三》、卷八《乡射礼》、卷十一《燕礼》与卷十三《大射仪》，多达八卷；而“绩溪胡培翚学”的仅有卷一《士冠礼》、卷二《士冠礼二》与卷四《士相见礼》，共仅三卷。显然，汪子用多选杨大堉所补之《士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仪》五篇下笔着墨，无疑是想补胡培翚未完稿之遗憾，力补杨大堉辑补卷的学力不足、识力之远不及(培翚)，努力欲将此清代礼学名著初刊本批注成为精善之本。

　　汪曾唯批注《仪礼正义》一书，多展示书中精要，现随手举一例。卷五第八叶背面天头批注有“陈祥道以大夫士有西房(张皋文同)”、“黄元同说无西房”。此处短短二十一字批注，提到宋朝和清代的三位学者，皆是治礼学名家。第一位陈祥道，际上村学子，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进士及第，一生长于三礼之学，师从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王安石，历官国子监直讲、太学博士。著有《礼书》，阐述我国上古夏商周三代之礼制。第二位清代学者张惠言(字皋文，1761年—1802年)，作为经学家，其主要贡献是对《易》和《仪礼》的研究。张惠言于《礼》主郑玄。著《仪礼图》六卷，谓治《仪礼》者当先明宫室，故兼采唐、宋、元及本朝诸儒之义，断以经注，首列官室图，而后依图此事。又详考吉凶冠服之制，为之图表。又著《读仪礼记》二卷，摘录《仪礼》章句，附以诸家特别是郑玄的注释。第三位清人黄以周(字元同，1828年—1899年)，生平著有《礼书通故》，是诠释古礼、古制的一部名著。此部《仪礼正义》中汪曾唯批注的其它精华，比比皆是，限于拙文篇幅，不再一一列举，有待行家细阅评论。

　　清代礼学超越前代，乾嘉汉学家尊荀子，崇礼学，与宋学家的性理之学形成对照。清末皮锡瑞指出：“汉儒多言礼，宋儒多言理。”

　　［皮锡瑞：《论言理不如言礼之可据》，《经学通论》(三)，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5页］钱穆也认为：“戴震‘深斥宋儒以言理者’，凌廷堪‘乃易之以言礼’，同时焦循、阮元以下，皆承其说，‘一若以理、礼之别，为汉、宋之鸿沟焉’。”［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94页］礼学是清代汉学的重要内容，成为汉学代兴的象征。清末，浙江是汉学的重镇，俞樾(1821年—1907年)与孙诒让(1848年—1908年)，均崇礼、考礼。汪曾唯作为晚清浙江文人与藏书家，自然也崇礼、考礼，具体表现之一，就是深下功夫批注《仪礼正义》此书。汪子用批注此部《仪礼正义》，或许还与该书作者胡培翚“于此书用力阅四十余年，实为一生心血所注。今其书板幸存于兵燹之余……”(见胡肇智同治戊辰跋《仪礼正义》)有关；显然，这些状况，与“振绮堂兵燹后收藏书”的经历颇相类似，或多有同感。

　　振绮堂藏本“力多不存”

　　振绮堂藏书，因晚清庚申、辛酉年，“杭城两遭兵燹”，“散佚殆尽”，流传至今的罕见程度，古籍版本学家与收藏家均有记述。

　　古籍版本学家魏隐儒先生(1916年—1993年)曾在《书林掇英》一书中介绍：“振绮堂所藏书于1956年散出一批，为北京隆福寺街修绠堂书店孙助廉访得大部，皆罕传善本，郑振铎、赵万里先生闻悉，争睹为快，分为购藏。”

　　藏书家黄裳先生(1919年—2012年)曾跋汪氏振绮堂旧藏《寇忠愍公诗集》道：“此清初刻莱国公诗三卷，汪鱼亭旧物，得之来青阁，余有旧抄分八卷，有肇声藏印，当取校之。振绮堂书散于太平之役，又收拾烬余佳本，力多不存，此册前后有二图书记，亦可珍重矣”。此部《寇忠愍公诗集》钤有振绮堂“汪鱼亭藏阅书”(朱)、“振绮堂兵燹后收藏书”(朱)印，书中仅有黄裳先生所跋墨迹，无振绮堂汪氏点墨。

　　笔者认为，振绮堂汪曾唯批注本《仪礼正义》重要意义大致如次：其一，“经部书历来在中国的古籍里视为第一”(韦力、拓晓堂著《古书之媒——感知拍卖二十年摭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0页)，此书为经部书中的经典著作；其二，此部书为至今所知唯一一部“振绮堂兵燹后收藏书”鉴藏印主人批注本。振绮堂藏本罕见，振绮堂汪氏批注本更罕见，振绮堂藏本有代表性，振绮堂汪氏批注本更有代表性；其三，此部书为振绮堂藏本典型代表，是被当今藏书界几乎遗忘的振绮堂后世巨擘汪曾唯于清晚期复兴振绮堂的重要佐证。

　　2015年3月于北京初稿，4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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