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之于中国并非只是表意叙事的符号,而是抒发心迹,会晤自然,进而蝶化成道的载体,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国书法和篆刻能够成为艺术的原因。汉字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艺术形式,这与其象形会意的造字原则和线条的布局结构相关。
如果仅从象形的角度看,这并不是中国文字成为独立艺术形式的理由。象形文字其实是一种最原始的造字方法。这个星球上有很多地区都曾经创造并使用过形象文字,如古埃及文、苏美尔文、古印度文,它们都从简单图画和文饰中概括出图案化的文字。至今,我国纳西族的东巴文和水族的水书还在继续沿用自己独立的象形文字,这成了现世的文化奇观。
说汉字“象形”其实并不准确,传说中的仓颉是在“观奎星圜曲之式,察鸟兽蹄爪之迹”后受到启发才造的字,因而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不同,是经过高度概括过的“意象”文字,注意线条的结构和布局,更趋于符号化。事实上,纯粹的“象形”文字很难表达一些思想感情和抽象概念的内容,故古埃及人在5000年前创造的象形文字后来连他们自己都无法释读了,最后竟然还需要法国人的译解才能辨认。
讲究线条和布局的意象文字具有极大的可塑性,它既可以按照图形规则进行组合,变化成精美的趋于装饰的图案化文字符号。从 河南安阳县出土的龟甲骨板上锲刻的贞卜文字到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直至流变到近代吴昌硕的石鼓文,无不呈现出遒劲苍秀的装饰意趣。也可以自由挥洒,尽情表露心迹,继而从规整的方块字符中衍化出激情飞扬的线条。
就文字的装饰表现而言,无论青铜铭文还是甲骨锲刻,其呈现空间都比较自由。而篆刻只能在方寸之间进行编排布局,既要注重线条的穿插,又要留意抄刀运力的节奏,具有较高的难度,是一门雕刻文字的艺术。苏州文化底蕴丰厚,在将这一原本用来作为印信的信符从实用演变为艺术的过程中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早在元代,吴门篆刻家顾阿瑛、朱珪等人对治印就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实践工作。明代文彭继其余韵,开创了我国篆刻史上第一个流派——“吴门印派”。从此以苏州为中心的文人篆刻如同绘画领域里的“吴门画派”一样,成了引领人文时尚的风标。
文化是在不断变化中的融合,文化的这种融合性特征呈现在它的影响力之上。是因为吴门印学的感召,还是因为吴地文韵的丰厚,总之,沉迷于线条盘结和铭刻印痕中的陈道义自1992年7月研究生卒业东归,便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吴门印派”的大麾之下,至今已过二十多个年头。在他心目中,“吴门”不只是生活、工作的家园,更重要的是书法篆刻的乐土、交朋会友的天堂。1983年,在沙曼翁、瓦翁 等 老 一辈篆刻家的倡导下,苏州印人终于有了自己切磋技艺交流心得的家——东吴印社。在这个大家庭中,陈道义尽情地吸收吴门印学的滋养,在2004出任社长的十年间,与社员们共同努力,为推动吴门篆刻在新时期的新发展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在审美取向上,陈道义更钟情于吴门传统书画篆刻艺术的求精尚雅风格,自1995年开始探索以战国中山王器铭文入印,意在突出表现其文字的修长整饬之美。刀法劲爽,字形工致,章法既合印之疆理,又应中山王器铭文抽象装饰之变化,在印苑独寻一幽境,尽享其清醇、遐思之美。事实上,陈道义的篆刻作品传达给人们的不仅仅是表面的形式美,还蕴涵着他对所描绘对象的理解与感悟,呈现出平和简澹的气度和积极向上的博大胸襟。他曾说,要创作出平和简澹的作品,首先心态要平,所谓平心静气是也。古人云“人由心正”,于篆刻则需刀法内敛,心手相应,敛则线条少斑驳,行刀缓急有度,然后致明净,如轻云出岫,飘然若仙;于字法则求端庄、章法多闲雅,端庄易入静,闲雅不矜持,布局不恣肆。总之,“平和简澹”统一于整体之中才有美感。
与书画艺术不同,篆刻具有更多的工艺性,它可以单刀直入,一蹴而就;也可以既雕既琢,复归于朴。而且在印石取材、印纽雕琢,以及印侧薄意刻制等方面,无不因其高度的工艺性而受人青睐。故一些从事雕刻的人(如刻竹者)也喜制印。苏州手工艺历史悠久,门类众多,而治印则是苏作工艺中的一朵奇葩。
如今,吴门篆刻文化已深入人心,更多的人加入到了这一特殊的艺术创作中。然而,传统篆刻艺术如何传承和发扬却是一个需要思考的话题。陈道义认为:要坚持吴地一贯的“求精尚雅”特色,就需要有一定的学养保证,而不能仅仅停留在篆刻的工艺性上,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境界。
■袁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