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上的胡旋舞与金覆面

1985年发掘的宁夏盐池县苏步井乡唐墓石刻胡旋舞墓门 石刻胡旋舞线描图 石刻胡旋舞出土时的位置

　　1985年夏，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苏步井乡窨子山发掘了一座梁唐墓，根据墓志记载，墓主人是中亚何国人。墓葬中有一合石门，上线刻两位身着紧身衣裤、高鼻深目的西域胡人在一小圆毯上舞蹈，胡人所跳的正是来自索格底亚那(粟特)地区的重要舞蹈胡旋舞。

　　罗丰

　　伴随着众多中亚、西亚移民流寓中国，一些与其相适应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都传入中国，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变异，与中华文明产生交融。大唐长安盛行胡风，衣、食、信、行无不受胡人影响，尤其在乐舞方面更是昌盛不衰。盐池窨子粱唐墓，根据墓志记载，墓主人是中亚何国人。墓葬中有一合石门，上线刻两位身着紧身衣裤、高鼻深目的西域胡人在一小圆毯上舞蹈，胡人所跳的正是来自索格底亚那(粟特)地区的重要舞蹈胡旋舞。胡旋舞属于健舞，是一种以跳跃为主的运动量很大的舞蹈，因为在跳舞时需快速不停地旋转而得名。其特点是动作轻盈、急速旋转、节奏鲜明。关于这种舞蹈的记载在史籍记录中很少，我们今天对这种舞蹈的实态有一定的了解，得益于唐代优秀诗人白居易、元稹在诗歌中的一些描写。白居易写长诗《胡旋舞》，将胡旋女的姿态神情跃然纸上，“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摇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无稹《胡旋女》诗云：“胡旋之义世莫知，胡旋之容我能传。蓬断霜根羊角疾，竿戴朱盘火轮炫。骊珠进珥逐飞星，虹量轻巾掣流电……”这类西域舞蹈深受当时上层人士甚至皇帝的喜爱，以至于白居易认为胡旋舞的盛行是“天宝季年时欲变”的征兆，因为它只能“迷君眼”、“惑君心”，使得唐王朝遭受了一次大劫难，“从兹地轴天维转，五十年来制不禁”。虽然是诗人片面的理解，但从中折射了胡旋舞对于当时社会的极大吸引力。宁夏盐池唐墓雕刻有胡旋舞的石门的发现，对于今天的人了解这一充满魅力的异域舞蹈的实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推测为当地军事首领墓葬的彭阳北魏墓出土的陶俑群中，有不少是胡人形象的陶俑和身着波斯风格盔甲的武士俑。武士身上披挂的鱼鳞甲，是冷兵器时代军官使用的高级甲胄，与札甲相比，具有很强的防护性，很早以前是波斯军队的经常性装备，后传到中亚，至公元4世纪左右成为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最常见的装备，只是式样上有一些变化。

　　在宗教信仰方面最先流行于中国的是起源于印度的佛教，这种教义温和的宗教在中国经历了十分曲折的布教过程，公元3世纪以后才获得广泛传播。中印高僧沿丝绸之路相互往来，在文化融合中形成中国佛教。及至公元6-7世纪的佛教造像，其形象和服饰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成为中国佛教形象，与初传的印式佛像差距甚远。

　　在丝绸之路沿线分布着一些重要的石窟寺，例如南石窟寺(今甘肃泾川)、须弥山石窟(今宁夏固原)、麦积山石窟(今甘肃天水)等，其中宁夏境内的须弥山石窟是丝绸之路上著名的佛教石窟寺，始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公元477-499年)，兴盛于北周与唐代，至今散布有北朝隋唐石窟几十窟，而开凿于北周时期的第51窟现存高达6米的一佛二菩萨造像，装饰华丽，高大雄伟，是中国北周造像中难得的雕塑精品。

　　基督教中的聂斯脱里派传入中国后称为“景教”，景教在中国的传播也获得成功。西安曾出土举世瞩目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据碑文记载：在长安、洛阳、灵武(今宁夏吴忠)等地建有寺院。火祆教传入中国后，因崇火，也称拜火教。固原唐代粟特人史姓墓出土的金覆面(face cover)的日月图案，或推测为分别与拜火教或摩尼教有关联。覆面的习俗是指古人死后在面部遮盖特殊的布或玉、金属面具的一种丧葬习俗，其历史在中国可追溯到先秦时代。丝织物缀金属在表达丧葬思想时有着特别的意义，与这种习俗相配合的是死者眼部覆盖以金、银等贵重金属硬币，金、银光泽分别表示太阳、月亮的解释有着古老的传统，贫穷者则以青铜代替。东西方文化有着非常相似的覆面，这一习俗的传播与波斯安息帝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旧唐书·西域传》卷一百九十八记载波斯国“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诸神，而西域诸胡事火祆者，皆诣波斯受法焉”。蒙古高原的Kazzakhs人也是这种信仰的忠实信徒，中亚甚至在遥远的匈牙利都发现有覆面的习俗。从考古发现来看，除中亚以外，新疆地区是汉晋至隋唐时期在墓葬中使用覆面最多的地区，而在中国内地则变得罕见。宁夏固原史道德墓中的金覆面，由护额饰、护眉饰、护眼饰、护鼻饰、护唇、护颌饰、护发饰等构成。主要部位均以金片打压而成。其上保留有钻孔，显然是用来与丝织缀合的。其中护额饰上的新月托金球图案可能和中亚的拜火教有一定的联系。这种拜火教色彩的覆面习俗可能是由粟特人传播至内地的。

　　遥远而漫长的丝绸之路是文化交流与商品流通之路，也是信仰传播之路，它有力地推动着东西方世界物质与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使远隔万水千山的人民处在相互了解之中，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虽然距离丝绸之路的鼎盛期已经过去一千多年，先辈们对待不同文化的宽容性的一面仍然值得后人深思。■

　　(作者系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本文系节选，标题为编者所加，原文见宁夏博物馆编《朔色长天——宁夏博物馆藏历史文物集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