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铜文房市场的昔与今

清末民国上海活跃的文玩艺术市场城隍庙内园 博古题材铜墨盒（周璇藏） 方形童子踏春图墨盒(于蒙群藏)

　　文房刻铜艺术蕴含特定时期的历史风貌，曾作为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相结合的文房用具，伴随一批批学子和文人士夫日常学习与案头书写，彰显传统文化。刻铜在褪去其集实用、赏玩、寄情于一体的普适价值后，仍然作为文玩收藏品类里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拥有忠实的藏家群体，生发着市场的生命力。

　　周璇

　　笔墨纸砚广为熟知，而刻铜文房却鲜有人知晓；书画专题的研究从未间断，而关于文房刻铜的学术著作甚少。所幸，刻铜在褪去其集实用、赏玩、寄情于一体的普适价值后，仍然作为文玩收藏品类里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拥有忠实的藏家群体，生发着市场的生命力。

　　昔日市场受众广泛，价格亲民

　　在清末至民国时期，刻铜是京师著名工艺之一，为流行风尚，但凡会书写者，没有不知道刻铜墨盒的。尤其陈寅生的刻铜，除了在琉璃厂设有专铺售卖，其他南纸铺也皆为其代销，正如书画家的笔单一般，甚为畅销。当时，砚台市场已趋萧条，正所谓“墨盒盛行，端砚日残”。然而，墨盒的价格却表现得较为亲民，一般的商品不会超过五元，至于后来用腐蚀技术制作的墨盒价格则在两角到两元五角不等，但陈寅生所刻墨盒却常常在五元以上。据相关资料显示，20世纪20年代北京“四口之家每个月12元的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而寅生至刻铜也不过五元有余，即一个小康之家半个月的伙食费，确实也不算难以企及的昂贵。墨盒价虽不高，流行却广，琉璃厂、劝业场等处墨盒店铺比比皆是，刻铜墨盒被逐为北京名物之一，几乎为每一位苦读学子的必备品，也成为兄弟、叔侄、友人等传达美好情谊的礼品之一。彼时，刻铜墨盒具有强大的实用功能，既能较长时间储存研磨好的墨汁，使书写时能保持优质墨的好发色，又因形小方便携带，盒盖内还置有砚板，可作笔舔之用。而其艺术性则体现在方寸盒面的可创造空间，文人墨客常常相互交流，在盒面大做文章，自刻诗文书画，这成为刻铜墨盒特有的魅力。

　　据考证，民国时期北京地区有众多颇具名望的画家曾参与刻铜墨盒的刻制、创作。如画家金城与刻铜名手张寿丞合作制盒，金城绘制画稿，张寿丞刻制，盒面为笔法工细的花鸟，金城具宋元之气的画稿经张寿丞功力精湛的刀法，诠释出别具一格的金石之味。又如画坛巨匠陈师曾常将梅、兰、竹、菊“四君子”题材的画作制于墨盒之上，呈现出的作品十分雅逸，总是简单的几笔便能使人感觉到阵阵诗意，传递给观者画外之意，陈师曾常赋予刻铜墨盒作品简短的命名，彰显其深厚的文学修养。又如，丹青名家姚茫父更是对于墨盒画稿的绘制情有独钟，因其多产与特色鲜明备受当时墨盒市场的青睐。姚茫父与琉璃厂经营印章墨盒店的张樾丞为好友，常往来合作创制刻铜作品，姚茫父将其对古物古学、瓦当碑帖、佛像的兴趣与研究融入墨盒画稿中，独具韵味。此外，曾参与刻铜创制的知名画家还有王梦白、齐白石、陈半丁等。据北京画院出版资料显示，民国时期的刻铜名手张寿丞曾向齐白石索取画稿，可佐证刻铜文房创制与书画家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

　　正因为刻铜墨盒拥有广泛的市场，那么不同的售卖群体为了尽可能地多占据市场份额，也会流露出一种宣传性质的品牌意识。如铜墨盒底部或印或刻的店铺铭文，遂成为售卖者的一种品牌标识。正是通过此类标识，笔者了解到，除了万丰、懿文、松竹、崇文、大惪、同古、愚得、砚华、松雅、秀文、荣宝等传统古玩店铺之外，上海商务印书馆也曾参与刻铜的制作与售卖。另外，春节庙会闹市中的零散摊点也成为售卖群体中的一支。

　　今日市场受众虽小，却市价渐涨

　　当毛笔书写远离人们的日常工作与生活，刻铜文房强大的实用功能已然消失殆尽。习书画者，亦有各种现成的墨汁可用，也许对砚台和固体墨偶作了解，然知刻铜文房者却寥寥。与传统书画和古董瓷器不同，刻铜墨盒在当今的市场中并没有受到主流收藏群体的关注，更与画廊市场和各大艺术博览会绝缘。然而，刻铜墨盒却以其质坚型小的特点和颇具意味的画面赢得了一批忠实的收藏爱好者群体。他们来自全国各个地区，也包含少数旅居海外的华人藏家，自2003年起组织规模不一的雅集与交流活动，并将这种民间的自发行为一直延续至今，其中2008年、2010年、2012年、2014年分别于北京、上海、长沙、济南举办过四届全国性的文房刻铜雅集活动。正是因为他们的不懈才使刻铜文房的人文价值和历史风华不至于被掩埋，反而促使名家名刻的精品墨盒一次次创造高价纪录。

　　与过去的刻铜售卖群体相异，在当今的市场里几乎没有专营刻铜一项的实体店铺，而刻铜仅仅是作为文房杂项中的一部分，甚至并非是必要的组成部分，偶尔出现在市场一隅，根据墨盒的精美程度不同，单品价格从千余元到几万元不等。整体上刻铜的价格呈现上涨趋势，偶尔也出现数十万元的高价单品，比如2012年夏，上海某藏家在一次拍卖会中的唐云旧藏专场中以37.95万元的高价拍得一方白石款花鸟题材圆形黄铜墨盒。又如，浙江某藏家以40余万元的高价在日本东京一次拍卖会购得一对金城画稿刻铜镇尺。但以上实例仅为个案，从宏观上至今并未形成稳定的文房刻铜拍卖市场，藏家在高价购得刻铜精品后往往是抱持一种珍爱惜售的心态私下把玩，致使文房刻铜精品的流通性较弱。

　　时下流行的网络虚拟平台和电商模式也给刻铜市场带来新的生机，各地爱好者常常通过线上的方式进行藏品交流，时而也引申至线下的展览雅集与相关活动。从流通性的角度看，价位在几千至万余元的文房刻铜表现最为活跃，其题材包括军政题材、婴戏题材、诗文书法、名言警句等等。

　　实体古玩店铺中的刻铜文房逐渐稀少，层次较低的摊点中却是伪品泛滥，大多呈乌黑状所谓人工刻意而为的包浆，盒面所刻也显呆板匠气，对于此类伪品，商贩所要价格一般在几百元以内，而现今的数百元却着实难以觅到一方开门的普品。

　　如今的刻铜市场受众群体虽小，却也从未间断过交流活动，亦是因为此类群体的支撑，逝去实用功能的刻铜文房才依然拥有渐涨的市场价值。

　　文房刻铜艺术蕴含特定时期的历史风貌，曾作为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相结合的文房用具，伴随一批批学子和文人士夫日常学习与案头书写，彰显传统文化。随着人们对其历史和文化艺术价值的逐步了解与进一步研究，文房刻铜将打破小众的藏友圈，形成稳定的市场，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