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画室：杳然一梦何处寻

海上画室，杳然一梦何处寻 安静斋摄清末土山湾画馆一角

　　陆斯嘉 等 

　　正在中华艺术宫展出的“补白·添彩——哈定艺术成就回顾展”让半个多世纪前的“哈定画室”呈现在世人眼前——不得不叹的是，海上画室曾经竟如此壮观，然而事实上，众多画室在近现代美术史上的意义在相当长时间内却又处于被遮蔽的状态。

　　20世纪，在“中国西洋画之摇篮”的上海及近旁杭州，私人美术画室或曾有机会重被点燃，然星火未能燎原。私人美术画室，不仅于形式上断裂，或许连同其精神气质也一并难以复生。回顾100多年上海西洋画室走过的路，恰似一段“梦”一般的美术教育历程。

　　《东方早报·艺术评论》逐一走访上海、杭州受教于私人画室的相关人士及学者，揭示相关“画室”文化资源的存在，希望能够拂去那些历史尘埃，走进艺术的“追梦人”与追梦的精神。

　　1933年，傅雷在《薰琹的梦》中写道：“人生原是梦。一般的梦没有真实体验到‘人生的梦’，故是愚昧的真梦。艺术的梦是明白地悟透了‘人生之梦’后的梦，故是清醒的假梦。薰琹，把色彩做纬，线条做经，整个的人生做材料，织成他花色繁多的梦。”

　　正在中华艺术宫展出的“补白·添彩——哈定艺术成就回顾展”让半个多世纪前的“哈定画室”呈现在世人眼前。被遮蔽的诸如此类的相关“画室”教育的历史线索，表明从中国早期西画教育的摇篮到充仁画室再到哈定画室，已经构成了一条重要的上海美术发展的历史脉络。《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近期逐一走访上海、杭州受教于私人画室的相关人士及学者，收集了关于上世纪海上画室活动及画室主人的较为完整的一手资料，揭示相关“画室”文化艺术资源的存在，我们所希望的是能够拂去那些历史尘埃，走进那些艺术与人生的“追梦人”。

　　海上画室自土山湾兴

　　徐悲鸿曾语：“中西文化之沟通，该处(土山湾)曾有极其珍贵之贡献。土山湾亦有习画之所，盖中国西洋画之摇篮也。”据史料来看，中国的首个西洋画室当是162年前的土山湾画馆。

　　19世纪40年代，西班牙籍传教士范廷佐被派到中国。数年间，他设计了董家渡和徐家汇两座教堂，并绘制雕塑圣像、指导工匠制作祭坛等宗教用品。范廷佐不满足于个人艺术活动，他的梦想，是在中国开办一所专门培养绘画和雕塑人才的学校。

　　范廷佐先于董家渡设立个人工作室，1851年，将工作室迁至徐家汇，准备扩展后兼做艺术教室，招收中国学生。1852年，徐家汇“艺术学校”开张。范廷佐负责素描、雕塑、版画教学，意大利神父马义谷教授油画。马义谷因此成为在上海向中国学生传授西方油画技法的第一位外国人。

　　“艺术学校”规模很小，中国学生人数寥寥，但它却是上海最早进行西方艺术教育的场所。1872年，这所学校搬入土山湾，成为土山湾孤儿院的下属部门——图画部(间)，俗称土山湾画馆。

　　在土山湾画馆近百年的历史中，300余名学生先后接受了素描、写生、水彩和油画训练，人数之众，史无前例。画馆作品遍及中国及世界，影响所及并非仅限于宗教领域。根据上海图书馆研究员张伟的研究，海上画坛中任阜长、任伯年、沙山春等名家，都曾在与画馆的交往中熏染过西洋美术气息。稍后的周湘、张聿光、丁悚、徐悲鸿等人皆间接受到画馆影响。任伯年、刘海粟、陈抱一等艺术家也汲取过土山湾的养分。从画馆走出的画家，不乏中国近现代西画活动的先行者和启蒙者，从范廷佐到陆佰都再到刘德斋，从刘德斋到徐咏青再到何逸梅，从杭稚英到金梅生再到李慕白，从田中德到张充仁再到哈定，其间的师承脉络清晰可见，他们与一大批默默无闻的土山湾画馆画徒共同走出中国近现代西画发展的第一大步。

　　这条路上，有一个极为重要却易被忽视的部分，是西洋美术教育中的私人画室。从土山湾画馆诞生起，上海曾开启了一个画室美术教育的年代，出现过充仁画室、薰琹画室、江湾画室、线上画会、哈定画室、新华画室、孟光画室、东方画室、艺风画室、倪贻德画室等大大小小、教学时间或长或短的西洋美术私人画室。开办人有的出自土山湾，有的留洋学艺归来，有的毕业于沪上美术学校，有的则是画室学徒出身。

　　1949年后，土山湾画馆关停(1958年)、上海美专及苏州美专沪校外迁，新华艺专关停以及短命的上海市美术专科学校……上海曾经历过美术学校缺席的6年，其间，私人画室成为培养美术人才、普及美术教育的处所。

　　目力所及，学界和媒体对这段历史的记录或思考都显得十分单薄。中国内地至今没有一本著作或一篇学术文章详细记录并探讨关于画室的相关问题，与画室有关的资料仅散见于报刊短文、随笔、当事人回忆录或某些展览说明中。

　　目前部分画室最早的学员已谢世，一些在世的学员普遍年逾古稀。今年83岁的马玉如就可能是倪贻德在杭州的画室现存唯一的亲历者。老者们对画室的回忆与讲述不仅是一份极珍贵的口述资料，更是对中国近现代美术资源的重要补白。

　　《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近期逐一走访上海、杭州的私人画室，采访画室学生、画室主人子女、美术史学者近20人，收集了关于上世纪海上画室活动及画室主人的较为完整的一手资料，或许这样的工作能帮助读者关注这一长久被遮蔽的领域。

　　画室成为“西洋美术之摇篮”

　　受过土山湾艺术启蒙的张充仁于1935年创办了私人绘画雕塑教学工作室“充仁画室”。充仁画室学生，有当时已具社会声望的摄影家和书法家，青年时求学于充仁画室的哈定日后不仅成为职业画家，

　　同时也开办了名震上海的“哈定画室”，摄影家简庆福也是充仁画室学生。

　　1923年成立的白鹅绘画补习学校(1928年9月成立白鹅绘画研究所)及1928年成立的“艺苑绘画研究所”，这两个西画团体，也被视为画室。由陈秋草、方雪鸪、潘思同发起的“白鹅”，学员前后达2000余人，画家程及、费新我及江丰皆出自“白鹅”。

　　1953年挂牌成立的哈定画室是当年红极一时的私人画室，画家陈逸飞、夏葆元、魏景山、庞卡、王劼音等均受到过哈定指点。作为上海市美术专科学校的学生，陈逸飞、夏葆元、魏景山虽未拜于哈定画室，但他们在哈定画室及孟光画室的活动，无疑增进彼此间的艺术交流。

　　与张充仁同样受教于土山湾的杭穉英，与李慕白、谢之光三人，在20世纪上半叶是沪上月份牌绘制能手。杭穉英画室活动于20世纪20至30年代。为提高画室学生绘画水平，杭穉英甚至将自己的学生送到充仁画室和白鹅画会深造。

　　近现代美术史学者、上海大学李超教授根据搜集到的资料，发现决澜社创立人之一的庞薰琹曾于法租界麦赛而蒂罗路92号楼开设薰琹画室，并于1932年在决澜社刊物《艺术旬刊》上刊登广告，招聘画室附设的绘画研究所研究员。

　　决澜社另一创立人倪贻德曾于上世纪20年代在杭州创立西湖艺术研究所，事实上他此前在上海期间便在打浦桥一带设有私人画室。

　　1963年，成立仅5年的上海市美术专科学校(本科)被要求“办完即止”。后，无奈由上海市美术学校(中专)接棒，直至1983年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成立。

　　作为哈定画室、上海市美术专科学校学生，现任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王劼音亲历了这段历史。2014年8月，他在中华艺术宫举办的哈定艺术成就回顾展研讨会上说：“解放后，西方美术教育体系发生断裂，幸而有画室存在。画室作为一颗种子，发芽、生长。改革开放后，国内美术活动与教育和西方重新连接，正是因为曾有画室存在。”

　　培养文化人才与雅集之所

　　求学白鹅画会的沈之瑜后成为中国著名的美术考古及古文字专家，曾任上海博物馆馆长，并创建上海美术工作者协会。除了白鹅画会的经历，沈之瑜还与一些同道者于1936年创办了线上画会，并请来江湾画室创办人陈抱一教学。

　　上世纪50年代，进入白鹅学画的瞿谷量后来考入上海美术出版社，成为一名编辑。1954年该社招聘时，入选者有六人出自白鹅。曾求学于陈盛铎画室的黎鲁，亦是一位出版家，曾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兼连环画编辑室主任。充仁画室学生吴知源成为了职业建筑师。哈定晚年在美国期间的华人学生Harry WU(伟伟)现任FOX电视台数码设计总监。

　　画室之所以培养出诸多文化人才，与20世纪初的教育政策有莫大关系。

　　近现代美术史研究者、“白鹅”创始人之一潘思同之子潘耀昌在有关研究中指出，蔡元培任民国教育部总长时，重视补习教育、民众教育，鲁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科长时，其施政纲领为“拟播布美术意见书”。

　　19世纪50年代的上海，照相馆、剧场、电影公司、企业广告部、出版社、报社等都急需美术人才，私人画室的诞生不仅迎合社会美术教育的发展政策，也为用工单位寻找合适人员、美术青年就业搭建起平台。

　　艺风画室学生胡曰龙说：“那时的画室与现在不同。解放前，画室出来的学生，照样可被聘用，与学校毕业生一样。现在是一条腿的教育，不考大学就是无路可走。”

　　画室不仅培养出众多人才，亦留下诸多档案文献。

　　陈秋草主持“白鹅画会”期间，曾出版“白鹅”艺术刊物《白鹅画册》、《装束美》，1929年连续出版“白鹅年鉴”，1934年陈秋草主办的《美术杂志》，刊登过王济远、黄宾虹、齐白石、林风眠、吴大羽等人的绘画作品，还发表过傅雷译作。

　　哈定在办画室期间，先后出版《怎样画人像》、《怎样画铅笔画》两本专著，填补了当时基础美术教学教材的空白，教材在一两年内多次再版加印，对一代美术学子产生了影响。倪贻德曾任《艺术旬刊》的主编，傅雷也曾主持过这份刊物。东方画室创办人任微音曾出版过《铅笔画学习》。

　　蔡元培与鲁迅赏识陈秋草的办学，鲁迅常到“白鹅”参观。20世纪30年代，鲁迅与内山嘉吉在上海主持木刻讲习班时，学员中便有“白鹅画会”的江丰等3人。梅兰芳曾出5根大金条，请艺风画室的费伯夷为其画油画肖像。上海美专的学生陈逸飞、夏葆元、魏景山常常会于孟光画室，与老师讨论作品。

　　可以说，无论是美术人才的培养、文化人才的熏陶、艺术文化出版物的编制，还是社会名流的互通，画室都曾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画室是伴随中国近现代西洋美术发生、发展的产物，是西洋美术发展的见证，其本身也成为美术史不可分割的部分。

　　画室梦断六七十年代

　　如傅雷在《薰琹的梦》中所写：“艺人天真的热情使他深信他的梦是真梦”，薰琹的画室乃至薰琹的画笔都未能成为他终其一生从事的事业。白鹅、线上、充仁、哈定、东方、艺风这些在美术史上留下倩影的画室终究仅是一个倩影。在时代背景下，它们热烈地存在，遗憾地谢幕。

　　1935年8月，经历日军入侵后的两次炮火，陈秋草的白鹅绘画补习学校被迫停办。1956年，陈秋草再成立的“新中国美术研究所”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逐渐关停。线上画会成立不足一年，因时局紧张，于1936年下半年关停。张充仁在“文革”期间被扣上“资本主义尾巴”帽子，充仁画室所在洋房被六户入迁人家“割据”，画室就此不复。哈定画室，两度开办，最终毁于“文革”的打砸。“每一分钟都在招祸”的任微音被发配甘肃，东方画室场地充公。费伯夷或因身份问题，解放后出走香港，艺风画室昙花一现。极个别延续下来的画室，如孟光画室，后来并无教学模式，而是学生自由绘画，到老师家展示习作、接受点评。

　　经历过“决澜社”、上海的画室、杭州西湖艺术研究所，解放后任教中央美院华东分院的倪贻德对1949年以后的变化有深切体验。他的学生马玉如说：“一些老先生解放以后，画的东西和过去气息不一样。大家都没有胆子去画了。胆子稍微大一点就被批判了。这种心态下画出来的东西怎么和过去比。”另一方面，“解放以后，苏联的东西进来，无限追求‘中间调子’，画的东西越多，主观越被排除掉，限制了学生的艺术发展。”

　　1949年以后，充仁画室那种“借鉴欧洲学院派教育模式”的私人美术教育，与延安的绘画风格与观念无法融洽。有时候，艺术上的自由空气尚存，而天真、自由的艺术家却难容于时代，张充仁、哈定、倪贻德、任微音、庞薰琹、林风眠……无一例外，那个曾经“高兴怎么画就怎么画”的林风眠再也回不到昨天。那些怀着艺术“清醒的假梦”的画家终究做完了他们的“画室梦”。可以说，一场发轫于19世纪中叶的中国近现代美术西洋画室的长梦，无情地终结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

　　新时期的“画室”趋于功利

　　时代滚滚向前，曾经的画室实现了它们的宿命。《东方早报·艺术评论》在采访中了解到，十多年前中国美院、中央美院油画系部分教师曾零星开办过类似的“画室”，教画，培养学生。可是，随着大学扩招，美院大举招生，教师、学生都办起考前培训班，挣起快钱，短暂复生的画室让位于商业牟利。今日之美院，似乎很难找到纯粹的私人画室，更没有昔日画室的那种精神气质。曾受孟光画室恩惠的画家陈伟德也认为，当今社会很难再遇到孟光这样的先生，画家也惜时、惜力到不会再起念办画室。

　　画家陈丹青此前在接受《东方早报·艺术评论》采访时谈道，“(中国的美术教育)在1949年以后就开始教条了，但当时意识形态比现在还要好得多。今天的教条是中国有学院制教条以来最糟糕的时候。民国时是最好的一批人教——学院制和师徒制是不矛盾的，现在国画教育已经证实师徒制绝对好于学院制，从中国有了学院开始，你举不出一个国画家来，能够和之前的任何一代画家比。”

　　遥想20世纪20年代的白鹅画会，陈秋草和同道者所怀有的理想是——“艺术之可贵，不在以虚伪恶俗的描写取媚于人，亦不在以滥作怪异的表现取巧于时，更不在附利趋势自卖价值的侥幸作为取耀于世；它自有其伟大独特之精神，坚贞热烈的怀抱，以与世人相见，使人笑乐悲啼，均忘其所以，而入其肉体于渺茫虚无之精，不觉生命之与同化……在我们草创白鹅西画研究所时，有个共同的信条：即我们决不趋附环境，只是尊重自己；自然予我以存则存，予我以没则没。”

　　历史不过百年，然天翻地覆，旧梦不复。21世纪，在“中国西洋画之摇篮”之上海及近旁杭州，私人美术画室或曾有机会重被点燃，然星火未能燎原。在时间就是金钱、唯钱至上及教育产业化的大浪中，画室从垂死直至消亡。私人美术画室，不仅于形式上断裂，更可悲的是，或许连同其精神气质也一并难以复生。回顾100多年上海西洋画室走过的路，恰似一段“梦”一般的美术教育历程。

　　然而，每一个画室都是一段不应被忘却的历史，《东方早报·艺术评论》通过走访，试图还原这些画室昔年的场景与故事，展开一场穿越时间的海上画室之旅。

陈秋草白鹅画会早期会标

　　白鹅画会：哺育平民习画风

　　在70多岁的画家瞿谷量家里，弥散着醇厚的中药香。今年已是78岁的瞿先生回忆起他最初步上绘画艺术道路的情景时，会兴奋地提起两个诗意又美丽的名字：陈秋草和他创办的白鹅画会。1954年，十多岁的瞿谷量没有遵从父亲让他继承家业、在工厂“接班”的意愿，而是满怀着对绘画的喜爱开始了求学之路。那时候的上海没有一所正规的官办美术学校，瞿谷量从邻居那里打听到几个私人画室，其中的一些画室仅仅是公子哥儿和富家小姐们的光顾地。思量之下，瞿谷量选择了一家学费并不很贵、又能够让他感到“实实在在”的画室。“入门”以后，他才知晓了“白鹅”这个名字。

　　白鹅画会最初是1923年由陈秋草、方雪鸪、潘思同创立的上海最早职工业余美术研究团体，初名白鹅绘画补习学校。1928年9月成立白鹅绘画研究所，陈秋草主事。白鹅画会既是绘画研究团体，也致力于艺术教育，尤其是对于大众和业余人士的绘画教学，同时还通过出版画册、创办刊物等途径向公众传播艺术知识。创办以后的多年里，“白鹅”学员前后共达2000余人，培养了一批知名的艺术家，包括江丰、沈之瑜、费新我、程及等等。知名画家程及在进入“白鹅”学画之前只是一个榨油厂的小伙计，正是“白鹅”这个平民化的平台将他领进了画苑。

　　上世纪50年代的“白鹅”叫做“新中国美术研究所”，位处成都路、北京路一带，那里正是瞿谷量最初学画的地方。“白鹅”的教学范围很广，以素描和水彩为主，在此基础上又会打通水粉、油画、装饰设计等的教学。作为一个进入“白鹅”前没有一点绘画基础的学生，瞿谷量接受了西方学院派系统的技法训练，从石膏像的摹画到人体写生，周末还要去公园、郊区进行写生练习。

　　白鹅画会最初由陈秋草、方雪鸪、潘思同等人共同创立，而陈秋草是其中最主要的人物，他绘制的图画书《小蝌蚪找妈妈》也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也许是因为陈秋草执教的“白鹅”特别重视基础技法的教学，据说1930年代时杭樨英画室的两个学生曾经向陈秋草隐瞒了身份，偷偷地来白鹅画会学习素描。这两个学生是金雪尘和李慕白，他们后来成为了著名的月份牌画家。

　　瞿谷量1954年进入“白鹅”学画，两年以后便考进上海美术出版社成为了一名编辑。那一年这家出版社一共招了十几个人，其中的六人都是“白鹅”“孵化”的。进入出版社工作以后，瞿谷量依旧利用晚上的时间去“白鹅”学画。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研究所最终关停。

　　每天的晚饭后正是陈秋草定下的“标准”的教学时间。当时的“白鹅”并没有独立的教学场所，陈秋草把自家的客厅和厢房辟为画室，在家里教学。学生最多的时候，有近三十人同时学画，平时也总能有一二十人。瞿谷量说：“虽然标准的时间基本上是每天晚上，但是陈先生也鼓励学生在周末和白天来。”在他看来，“白鹅”总是开放的，陈秋草也从不限制学生，白鹅画会就是要打开一扇能够将普通人领入美术、艺术世界的大门。

　　谈及陈秋草先生的教学方法和理念，瞿谷量感慨良多：“中国大多数的画室都是‘师傅带徒弟’性质的，要手把手地教，但陈先生只是创造条件。学生在下面听讲、练习，他甚至很少去修改，难得帮学生添改一两笔。”陈秋草认为素描是绘画的基础，这种基本的技法也就是他想教给学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学生必须画得跟自己不差毫厘。陈秋草还广泛搜集各种画派的资料，在教学中毫不保守。这种不设束缚、“引进门”式的开明教学令“白鹅”的学生们印象深刻。

　　“另外的一点是，陈先生有很好的理论修养，能够从理论、从美学的角度对作品进行分析。他文笔好，能画又能写。”在瞿谷量看来，学习艺术创作如果不懂得艺术史和美学知识，到了一定的阶段就会找不到方向。而陈秋草在创作以外还通晓中国画理论和基本的西方艺术理论，这就让“白鹅”能够带给学生们别样的滋养，“这是其他画室做不到的”。瞿谷量后来也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了“素描六法”、“色彩二要”等理论心得，这或许就是“秋草白鹅”对他的深远影响。

上世纪30年代，江湾画室创办人陈抱一及夫人在画室留影。 上世纪50年代，任微音画室师生合影。 孟光及夫人 上世纪40年代末，胡曰龙（右二）在费伯夷（左一）的艺风画室当学徒。

　　充仁画室：借鉴欧洲学院派教育

　　1935年，28岁的张充仁刚从比利时留学归来，他在马相伯和蔡元培的帮助下举办了归国画展，短短一周内便有2万余人参观，可谓轰动一时。同年，中国第一个私人绘画雕塑教学工作室——充仁画室在上海合肥路592弄25号创立了。这是一座三层洋房，门口有院子，背后是一排法式建筑，这里除了二楼的一间办公室和一间卧室外，都用作工作室和学生画室，屋顶则是张先生做雕塑的地方。画室大约170平方米的面积总共可容纳20多名学生进行创作，学生中既有十四五岁的少年，也有五十多岁的社会人士，其中不乏颇具声望的社会名流，比如摄影家刘旭沧和书法家吴仲熊。画室的氛围可谓自由开放，有时一些学成“出师”的学生趁闲暇回来画上半天，张充仁先生无不欢迎。

　　张充仁1907年出生于中西文化荟萃的徐家汇，4岁丧母之后，父亲将他送入了土山湾孤儿院。童年时代的张充仁在这里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少年时便师从安敬斋修士学习法文和绘画；从临摹《芥子园画谱》开始，先打好中国画的基本功，再转学西洋画。后来张充仁形成了独具东方韵味的水彩画风，他最初的艺术滋养便是源自土山湾。

　　上海曾流传这样一句话：“美术院校易考，充仁画室难进。”从充仁画室走上画坛的学生里，有水彩画家、后来也创办画室的哈定，有摄影家、画家简庆福。充仁画室借鉴欧洲学院派的教育模式，也就是张充仁早年在土山湾接触到的教学方法：从用铅笔画线条的基本功训练开始，教导学生掌握直、曲、斜线，以及各种粗细深浅线条间的组合与变化。张充仁对用笔颇有讲究，规定要用“维纳斯”或“施德楼”的铅笔。练完线条，学生们就开始临摹“60本”——这是张先生从法国带回的Armend Cassagne的素描画册，涵盖几何图案、建筑装饰、花草、石膏人像等多种类别。经过一两年这样的训练，学生们便开始用Le Frane的炭条画石膏像：从五官到半脸，最后画立体雕塑。一两年的石膏像练习之后，大家方才接触水彩。张先生的学生吴知源回忆说，老师画水彩的笔非常特别，用的是北京李福寿的鹿狼毫画笔。“中国画笔较细，而西方水彩画笔沾过颜料之后稍胖。上世纪50年代我从北京回来看张先生时，带了些李福寿的笔给他。”离开画室几十年，当年的画笔老先生却一直保存着。

　　今年83岁的吴知源先生16岁初中毕业后进入充仁画室，那时的学费是每月12块钱，画室的学生们并不完全是美术科班生，他们学习绘画也不为升学，而是为了陶冶性情或发展爱好，吴知源也是这样。提起这段六十七年前的经历，老人颇为感慨：“虽然我后来没有走上美术的道路，但是我选择大同大学建筑系(注：后并入同济大学)跟这段少年学画的经历是分不开的。美术、雕塑、建筑这三者之间有很深的联系，我对建筑的兴趣某种程度上也是源自在充仁画室培养起的对美术的爱好。”

　　“文革”期间，合肥路的充仁画室被扣上“资本主义尾巴”的帽子，清雅的洋房里住进了六户人家，画室停办。然而短短几十年间，充仁画室培养了一大批美术人才，也推动了西方写实主义雕塑在中国的发展。张先生当年回国时，中国雕塑艺术的发展迟迟未能起步，由于招不到足够的学生，美术院校也无法开设雕塑科，因而充仁画室的雕塑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院教育的空缺。

　　哈定画室：两度开画室，果园改菜地

　　2014年8月9日，《补白·添彩——哈定艺术成就回顾展》期间举办的哈定艺术成就研讨会上，81岁的哈定夫人张文琪女士面对几十位哈定昔日的学生、友人，以一个深深的鞠躬答谢。她，曾经如山一般支撑起哈家和丈夫的艺术世界，也支撑着“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哈定画室。

　　1923年，哈定出生于上海，祖父哈少甫是沪上工商巨子，酷爱金石书画及古玩。哈定7岁起便随祖父习中国画。哈氏家业到了哈定父亲一辈中落，哈定不得不挑起重担，到舞厅、咖啡厅为美国军人画像，在上海永安公司、大兴公司出售写生作品，接受油画风景和肖像定件，以此养家。幸运的是，在跟随张充仁先生习西画期间，得到张先生赏识与襄助，成为“充仁画室”助教，并被推荐至徐家汇天主教堂绘宗教画。

　　哈定后被聘为国立交通大学画室导师、上海震旦女中(现向明中学)美术教师，并于1950年在老大沽路寓所兴办了一间画室。次年，因国务院大专院校“院系调整”规划，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颜文梁的苏州美专沪校与山东大学艺术系合并，迁址无锡成立“华东艺术专科学校”，上海成为了美术荒原。而立之年的哈定在上海市文化局的号召下，于1953年选址徐汇区余庆路153号，挂牌成立了“哈定画室”。

　　在“哈定艺术成就回顾展”上，画室学生张安朴的3幅纸本钢笔淡彩陈列其中，分别回忆“默写”画室外街景、画室花园和屋内教学场景。张安朴记得自己第一次画男模人体是在哈定画室，“模特穿了一条三角裤，面孔上涂了点凡士林，看起来亮一些”。除了素描、石膏、水彩，哈定画室还设立创作课，题材包括革命和宣传画，“教育局的人常常来‘值差’。”张安朴回忆。

　　哈定的大女儿哈维是在余庆路画室出生的，“画室地段是上海最好的，独栋洋房地方很大，有一个长长的阳台对着花园，可以说是上海所有画室中条件最好的”。当普通房租只有三四元的年代，哈定画室的房租是每月50元。“房租一直是压在父亲身上的一座大山。”哈维说。

　　不过，从一张1953年的学费收据上可以发现，哈定画室的学费并不离谱。学生董连宝每月的学费相当于2.2元，哈定画室学费通常为每月6元，是充仁画室的一半。对于工人背景的董连宝或经济困难的学生，哈定只收取象征性的费用甚至免费。学生徐文华的舅舅曾求学充仁画室，后因学费太高而推荐徐文华入哈定画室。张充仁先生也会主动向哈定输送学生。在1957年举行的“全国青年美术工作者作品展览会”上，哈定画室成为上海入选作品最多的画室。教学中，哈定先后出版《怎样画人像》、《怎样画铅笔画》，供不应求，加印连连。

　　1960年，哈定被聘为新创立的上海市美术专科学校基础课教师，主教预科水彩画、线描、本科国画系素描，以及中专部绘画科创作课。在美专的第一届学生中，陈逸飞认识了哈定，二人保持了终生之谊。

　　美专教学在1963年被打破，国务院决定上海市美术专科学校“办完为止”，不再招收新生，学校教师作相应精简。哈定画室已有社会影响，组织要求哈定为国家“分担困难”，离开学校，恢复开办画室。

　　“父亲对此十分纠结，一方面无法拒绝，另一方面又深知办画室多么辛苦。哈先生是一心想搞创作的，办画室是为了解决创作经济来源。完全市场化的模式，意味着办得好生存，办不好死掉。所以，哈先生第二次办画室后，得了神经衰弱，有一段时间面瘫，去华山医院治疗。”哈维说。

　　哈定二度开画室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原本就不固定的生源更稀拉了。当年，外界对画室复开颇多微词，但哈定没有对外过多解释，女儿哈维只能“看着他挣扎”。哈定画室原本栽种桃树、苹果树和无花果树的花园，这时种上了玉米、南瓜，以至很多年后哈维仍对这两种食物厌烦。

　　“文革”期间，哈定是上海美术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画室关闭，从此再没有重开，惟在1983年赴西藏时办过一次美术训练班。

　　东方画室：美美百货的画室与修鞋铺

　　淮海中路常熟路口的一栋白色大楼里曾经有过一间画室，此地曾彻夜通明，灌满音乐、舞步和爱情的甜酒，这里是一位画家厄难开始的地方，也是一个鞋匠低首17年的所在。当调色板与信心在这里重逢，那位饱啜人生冰激的老画家终于回到了艺术的王国。这位画家名叫任微音，他的画室叫做东方画室。

　　1994年，画室主人任微音去世。20年后，他的画作完整保留。子女们呵护着父亲的艺术才华，为父亲建立了一间“任微音画馆”，落址于今天上海的时尚文艺地带田子坊。巧合的是，任微音中学毕业后就读的美术学校新华艺专就在这里，不知这可否视为一种“魂归故里”式的还乡。2014年7月4日下午，任微音先生的三个孩子，长女任小慈、二子任广慈、次女任安慈在画馆二楼展厅30多幅任先生油画作品的环抱下，向《东方早报·艺术评论》回忆父亲与画室的故事。

　　1918年，任微音出生于昆明，父母早亡，由银行家叔叔抚养长大。7岁那年，任微音的美术禀赋被婶母发现。婶母请来法国、西班牙和俄国画家为小音辅导。多年以后，任微音向子女们回忆起这段经历时常说：“(他们)开头画得蛮好，可是越画越厚，灵动的东西一点点消失，画面就呆掉了。”中学毕业后，任微音先后学艺于上海新华艺专和上海美专绘画研究所。1937年，完成学业后，辗转南昌、桂林、昆明、重庆、成都、上海18年，其间画海报、当编辑、排话剧、当校长，无论身处何地、担负何职，画笔不弃。

　　1955年，任微音在上海银行附属的中国旅行社工作，任《旅行杂志》编辑记者。这一年，国家搞公私合营，杂志被并入北京团中央，任微音则转入中百公司当店员。不几日，他一纸辞呈，与公司脱了干系。

　　不久，淮海路常熟路口的美美百货大楼的顶楼外墙上立起四个红色大字——“东方画室”，任微音宣告自立门户，招徒授课。500平方米的教室、5根大金条的顶金，每月180元的月租，东方画室一出世，就卓尔不群。37岁的任微音出门，身穿雪白衬衫，外套笔挺西服，头顶纹丝不乱的摩丝乌发、手牵两条小哈巴狗。他的出现便是画室自由浪漫艺术狂想的活广告。被任微音吸引的富裕青年纷至沓来，画室最多时有百来号学生。他们不仅聚集学画，探讨文学音乐，还纵情起舞。每周六晚八时，当寻常百姓准备熄灯时，美美百货顶楼的霓虹便亮得分外耀目。几十个青年男女的心跳踩踏着木质地板，“蹦擦擦”、“蹦擦擦”地焕发出不可遏制的生命力，直至次日清晨，学生们才散去。

　　大女儿任小慈记得，当年有一对中国恋人——唐纳德和英吉利常到画室学画、跳舞，“他们的家庭都有海外背景，生活气息很洋气。”还有一个男学生，长相并不丑陋，却总是追不到女伴，每每抱着石膏像维纳斯独自起舞。

　　当时，任微音东方画室的学费为每月五六元，这笔收入并不够覆盖租金和其他开销。任微音便凭借他擅长写作的天资，广泛接受约稿，同时撰写《铅笔画学习》及散文类图书，赚取稿酬。加上家境殷实，三个孩子相继出生后都过着富足的生活。

　　1960年的一个夜晚，当任微音与学生照常舞会时，几个公安闯了进来，不由分说带走了任微音。与东方画室隔街而望的徐汇公安分局几年前就盯上了这里的“黑灯舞会”。在女儿任安慈的眼里，高调与招摇的父亲“每一分钟都在招祸”。

　　短短三四天内，画室被勒令关停。丢了饭碗、丢了住处的任微音，被街道安排住在延庆路上一间7平方米的小屋，他的新工作是在服务站接传呼电话、修玩具、敲核桃，最后一项是修鞋，这一修整整17年，修鞋的地方，就在美美百货的底楼，昔日东方画室的斜下方。

　　孟光画室：“一直在带学生，没有停过”

　　当代玻璃艺术家陈伟德早年学习西画，曾经留学法国，近年来转向玻璃艺术创作。不论在艺术的道路上走了多远，他始终感激恩师孟光先生对自己最初的教育。

　　1972年，陈伟德所在的五原中学美术老师将班里几个学生的作品推荐给孟光先生，孟先生“看画不见人”，从中独独挑中了陈伟德的画作。虽然此前也零零碎碎学过一些绘画技法，但自此以后，陈伟德才跟随孟先生真正走上了学画的道路。第一次跟着中学老师去孟先生家的时候，这个十几岁的少年很是紧张，但见到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孟光先生以后，老师的随和与亲切一下子打消了少年心里的忐忑。“孟先生不仅画好，而且人好”，这是曾经在孟光画室求学的学生们的心声。

　　陈伟德在孟光画室学习的三年，正处在“文革”的后期，当时的许多画室都已经关停，但孟先生不收学费，坚持教学。孟先生的家在思南路77号，那里幽静的环境至今都令陈伟德印象深刻。在独栋洋房二楼三四十平方米的客厅里，学生们每周都会带着自己的习作请老师修改、指点，学生之间也会热烈地交流讨论。学生李宝华记得，年轻的学生们做模特，陈逸飞、夏葆元、魏景山这些“师兄”就会为他们做素描示范。

　　当时的孟光除了在画室教学，还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教，也就是在那里，陈逸飞等心向艺术的年轻人和他建立起师生之谊。当年二十来岁的陈逸飞已经在上海画坛享有盛名，因为经常到画室拜访孟先生，他就成了陈伟德他们那一辈的“老大哥”。在陈伟德的印象里，“阿哥”陈逸飞常常戴着一顶军帽，孟先生总爱说：“逸飞啊，你来教教他们，你来跟他们讲讲。”在陈伟德这些“小辈”的心目中，“当时大家完全就是热爱艺术，没有任何功利性的目的；那个贫穷却又心灵丰满的年代，有理想、有激情的中学时代，我们都沉浸在追求艺术的快乐和紧张中”。这样的气氛让每一个曾在孟先生门下受教的学子都深受感染、难以忘怀。

　　有一次，学生赵以夫来到画室，看到老师和师兄们在讨论一幅画，那是夏葆元创作的《黄河愤》。画面描绘了日军在黄河烧杀以后八路军前来歼敌的情景，不过天空被表现成了黑色。当时市里希望夏葆元修改天空的颜色，陈逸飞前来传达这个意见，学生们都有些无奈与不快。孟老师就劝道：“阿葆你们听听，听听，不要都像小孩一样。”经历了世事，学生赵以夫现在回想起来，才品得出老师当时的苦心。在那个年代里，师生们为了艺术聚在孟先生家激烈讨论的这一幕也成为赵以夫记忆里永远抹不去的印象。

　　1978年，陈伟德考入上海市美术学校。在当时的900多名考生中，有26名被录取，13名进入了绘画系，其中就有5位是孟光画室的学生。

　　在“文革”后期的特殊年代，孟先生不收学费，没有任何报酬，辟家宅为画室。对孟光来说，发现艺术的好苗一定要精心培养，其画室直到他1994年辞世才关停。

　　艺风画室：收费比哪一家画室都低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有一家画室要招收一名艺徒。画室提供食宿，要求艺徒欢喜画图、身体健康、呒没勿良习惯。有兴趣、有意向的朋友请到海宁路乍浦路口额艺风画室报名、参加考试。”1949年，上海电台正播放着“书场”特别节目《杨六郎空谈》，其中的这则插播广告引起了胡曰龙的注意。14岁的他借用一张纸、一支笔，临摹了一份画稿，便成为猛将弄石库门里两间房屋与过街楼打通的60平方米的艺风画室学徒。

　　胡曰龙住进了画室，“客厅很干净，进门有一条长沙发”，沙发拉下来，夜晚就是小学徒的床。“早晨起来叠好被子，放入沙发抽屉内，再把沙发坐垫放好。”用完早点，胡曰龙负责送先生家的公子到九龙路国民小学。多年后，这位公子成为了一名雕塑家。

　　画室主人费伯夷早年留学东洋习西画，回国后任职于东宝映画株式会社，从事动画创作，与万籁鸣兄弟为同事。费妻毕业于新华艺专。胡曰龙记得费先生曾说：“我想培养一些人，这里的收费比上海哪一家画室都低。”胡曰龙作为门生，只须做些诸如倒痰盂、烧早饭、送公子的勤杂，便获得了贴身免费学艺的机会。

　　“费先生采用复式教学，对不同基础的学生同时开课。”开课前，胡曰龙根据先生便条，摆放画架，挂上各式石膏像，安排画椅。趁学生未到之际，再读几页英文。从颜料管上的WHITE(白色)到英汉对照《天方夜谭》，胡曰龙仅用了半年。

　　1950年初，进入艺风画室学徒半年多后，胡曰龙与费先生有了一次短暂告别。新中国成立后，费伯夷因种种原因不得不远走香港。1950年中，费伯夷回到上海，打算带胡曰龙赴港，到他的广告公司工作，为劝动小胡，费先生甚至与胡母促膝而谈，胡曰龙在一旁偷听到先生“很多心里话，但是‘命是注定’”。再度告别的师徒二人，从此天各一方。当年的学友，有百货公司画海报的王跃达、上钢三厂的宣传员杜家勤、后来去了内蒙古的张子明等，64年后，姓名犹记，音讯已断。

　　胡曰龙此后求学于行知艺校、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并终身从事艺术创作和美术教育。当他找出14岁在艺风画室学习期间的一幅儿童石膏肖像与一张绘上海市虹口区下海庙的水彩习作时却说：“还是那时画得松，不拘束，现在大学毕业都画不出那么好。”

　　胡曰龙觉得，所谓的“好的老师，会让学生把天性发挥出来”，费伯夷就是这样，尽管他的艺风画室的存在只是沧海一粟。

　　新华画室等：停留在历史中的上海画室

　　1953年，15岁的潘华信途经思南路一栋老式石库门民宅，见门口挂着“新华画室”的牌子，想学画的他走了进去。画室位于民宅三层，约30平方米。驻足之际，画室主人朱屺瞻拉起潘华信的手交谈片刻，随后说：“潘家弟弟，你就跟我学吧。”

　　新华画室的四位老师均出自新华艺专，除朱屺瞻，还有冉熙、钱鼎以及一位王姓女老师。画室学费为每月3元。潘华信回忆，画室的总体美术风格上倾向“苏派”，讲究现实主义的素描功底，“在艺术观念，与擅长印象派的朱屺老上不相容”，久之，画室内部产生分歧，朱屺瞻受到排挤，一些学生也不大信任他。当年，跟随朱屺瞻学画的只有两个学生，除潘华信，还有董慕节，他是吴湖帆的亲戚，家学“铁板神算”，后来到香港发展，批命算卦红遍港九，成了一代风水师。

　　潘华信在新华画室学习七八个月后，画室因为内讧而解散。无奈之下，潘华信告别朱屺瞻，入上海画室继续求学。上海画室位于瑞金路南昌路转角处，在一幢旧式花园洋房的底层，每月学费5元。执教的是毕业于苏州美专的画家陆敏荪、王碧梧伉俪。潘华信回忆，“一堂课有十多位学生，分日夜班学习。老师教学严格按照苏州美专的标准，画风华丽柔美，深具法派传统”。上海画室每周还聘请颜文梁、李咏森两位前辈给学生上一次课。“每逢二位先生教画，王碧梧老师必亲自下厨，款待前辈。整个画室喷香扑鼻，令人垂涎三尺。”

　　原上海博物馆馆长沈之瑜先生曾创办过“线上画会”，在陈志强撰写的《沈之瑜传》一书中有所记录。线上画会是由沈之瑜、钱辛稻、陈楷人、吴人生、黄惊白等人于1936年2月创办的。所谓“线上”，寓意是画会成员的作画水准一定要在水平线上。创办初期经费有限，沈之瑜和钱辛稻都没有固定收入，陈楷人、吴人生是小学教员，黄惊白在邮局工作，也不十分宽裕，不得不把画室开在北四川路一家煤炭店的二楼厢房。

　　为精进业务，他们请来陈抱一先生作指导。陈抱一曾留学日本，是20世纪30年代颇有影响力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被刘海粟称为“中国油画先驱”。陈抱一接到邀请，一口答应，并说：“西洋画在我们国家历史短，社会基础薄弱，要靠热心此道的人来提倡。现在想在业余时间学习美术的人很多，但这种美术团体又不多，你们已经开了个好头。”来到线上画会后，陈抱一常鼓励大家：“对于西欧某些大画家的画风，不要刻意去模仿，而是要理解，然后才能真正吸收它的精华。”陈抱一看到画室环境困难，还去信时任《大美晚报》总编辑朱应鹏，为线上画会募集资金。朱应鹏社交广阔，20世纪20年代初曾与张聿光等人一起创办晨光画会。在陈抱一和张聿光的帮助下，线上画会从逼仄的煤炭店搬到了四川北路旭东小学旁二楼七八十平方米的大房子里，光线十分充足，还雇请了一位女模特，会员也发展到50多名，吸引了许多原本自己摸索学习的业余美术爱好者慕名前来。原本名不见经传的线上画会，成为当时继白鹅画会后又一个正规的业余美术团体。

　　1936年下半年，时局日趋紧张。线上画会所在地离日军司令部不远，时常有坦克在街上演习示威，虹口居民人心惶惶，纷纷逃亡英、法租界避难，许多会员不敢再来学画，沈之瑜等画会发起人开始还守在画室，期待时局好转，可惜事与愿违，成立尚不到一年的线上画会就这样在战争的阴影下夭折了。

　　原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兼连环画编辑室主任黎鲁先生告诉《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他曾到访过倪贻德先生设立于打浦桥的画室，当时因日军已占领上海，画室面临关闭而未收他为徒。黎鲁先生虽未能成为倪贻德弟子，却因工作关系与留洋日本回国的画家陈盛铎有一段师生与有朋之情。1952年夏天，毕业于新华艺专西画系、在人民出版社工作的他得知画家陈盛铎在新乐路设有一家“新美术研究所”后，与一位同样从事连环画的青年宋志平一同前去，每晚画画。

　　1952年秋，人民出版社连环画的画家转入新美术出版社后，在黎鲁的牵线搭桥下，陈盛铎来到出版社，成为几十位并没有受过正规美术训练的画家的指导老师。当时“新美术研究所”停办，原画室的石膏、画架、藤凳等用具也一并转让给出版社，出版社三楼两大间全作为画室。当时，学生们求学心切，几乎天天练习，甚至周末也画，而陈盛铎先生也常常在夜间主动来指导。当年，黎鲁与贺友直时常在一同练习。

　　除上述画室，上世纪20年代至“文革”前的上海，还出现过陈抱一设立于陈家花园的江湾画室；艺苑绘画研究所；以杭穉英、李慕白、谢之光为主要人员，以绘画月份牌闻名的“穉英画室”；出版过《中学水彩画》《初级水彩画》《野外写生画》并授课的徐进开设的徐进画室；钱鼎画室；方干民画室等。此外，一些曾求学于画室的学生后来也自立门户，设立过郑波画室、孙扬画室等等。■

　　陆斯嘉 徐一超 施烨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