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向导》改版：喧嚣中的文化坚守

　　1986年《美术向导》杂志创刊时，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青年教师徐冰曾连续发表十余篇素描教学笔记。那时的徐冰或许想不到，28年后的2014年5月，已是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的他，仍是这本杂志的作者。不同的是，徐冰发表的文章不再是美术技法，而是一篇关于艺术创作思想的演讲稿—《我们用什么做艺术》。此时的《美术向导》，刚刚从业余美术爱好者的“向导”变身为与图像、美术有关的思想文化“向导”。

　　改版后的《美术向导》，在时下众多美术杂志中堪称“另类”：不发表学术论文，倡导杂谈、随笔；不发表艺术评论，偏爱书信、日记、口述。不少学者将其视作“美术界的《读书》”。

　　在艺术内外游走 　画家刘小东在古巴、以色列、英国写下的日记，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的讲稿《说中国贵族》，20世纪初中国古董商卢芹斋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创始人查尔斯·朗·弗利尔的往来信札……《美术向导》改版后刊发的这些文章，似乎游走于美术之外，但又无不与美术相关。

　　“我们怀着朴素的愿望想知道，正在做艺术的人们在想些什么？想过什么？做文化的人在如何解图？解图的理念和动因是什么？那些尘封的往事和历史碎片又能让我们今天的读图者想些什么？正在发生的图像事物与已经发生的图像事物是如何关联的？”在改版后的第1期上，《美术向导》现任主编、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尹吉男，连用6个问号表达了这本杂志的问题意识，“这里不仅要有美术史的声音、艺术理论的声音，也要有哲学的声音、思想史的声音、文化史的声音、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声音、文化研究的声音。抑或是一个复杂的自我的声音。那些来自文艺创作领域的诸如诗人、作家、导演和作曲家等的声音。把各种敏感的观察和思绪集合在一起。”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刘禾看来，在目前的学术生态下，“把各种敏感的观察和思绪集合在一起”的想法难能可贵。她在一些学术研讨会上发现，国内人文学界各学科间壁垒分明，“每个人把自己限制在一个领域，读历史的不读文学，读文学的不读历史。如果问学当代文学的同学一些现代文学的作品，他可能马上说我不是学现代文学的。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限制自己？”刘禾认为，《美术向导》突破了艺术研究的内部和外部之间的界限，拓展了艺术研究的可能性。

　　在文化平台上落脚 　“当下中国的美术刊物多如牛毛。除了传统的美术刊物，一些由媒体、美术馆、画廊和艺术投资机构开办的美术刊物比比皆是，刊物的市场导向和收藏预期都很明显。这些功能是必要的，但不应该是唯一的美术刊物模式。”尹吉男说，应该有一种美术刊物，既不追逐当代美术潮流，又不迎合艺术市场，而只关涉美术和图像的思想能力，《美术向导》就是希望在当代文化和艺术的激变和飞扬中，安放一个朴素温暖的文化茶室，提供一些静思。

　　对于《美术向导》的这种文化定位，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董秀玉十分认同，“只有文化才能穿越古今中外，穿越不同学科。三联书店的《读书》《爱乐》都是文化类的杂志，《三联生活周刊》作为一个新闻性的文化周刊，落点还是在文化上。然而，美术领域一直没有这样的刊物，现在《美术向导》做出来了。”

　　“不论是做美术理论研究，还是做美术批评，当学者用文字介入美术的时候，除了跟美术作品本身发生关系，还关系到更大的知识面。”诗人西川说，做美术的人如果只关心美术本身的问题，就做不好美术。美术理论研究、美术批评的进步，与整个时代的创造力、想象力、思想力有着密切的关联。　　对于《美术向导》出版人、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汪家明来说，一本杂志的成功，还意味着图书出版资源的拓展，“我们想按三联书店办《读书》的思路，把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品牌和文化界的优势资源结合起来，将杂志积累的优质内容出版成图书，形成书刊互动的态势。”汪家明希望，通过《美术向导》能够搭建起一个开放的、有影响力的文化平台。(本报记者 杜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