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运甫与《长江万里图》(图)

长江万里图壁画 邓小平、李先念参观机场壁画 1979年袁运甫在机场壁画前留影

　　《长江万里图》是中国清华美院教授、著名画家袁运甫先生四十年前为新建北京饭店大堂所创作的壁画原稿。这幅长达60米的鸿篇巨制，历经坎坷与磨难，在文革“批黑画”运动期间被打入冷宫。改革开放以后，这幅长卷中的局部已陆续成为首都机场、北京建国饭店、人民大会堂金色宴会大厅的主体壁画。今年9月，中国邮政将发行以《长江万里图》为蓝本的《长江》邮票，以九枚连张邮票的方式完整地再现这幅长卷，并以此向祖国母亲65周年华诞献礼。

　　往事不能如烟。袁运甫四十年前创作的《长江万里图》，曾与共和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了解真相，还是让我们拨开历史的尘埃……

　　“粪筐画派”急调北京

　　1972年，河北怀鹿县李庄。北京中央工艺美院的院长、教授、老师们进入劳动改造的第三年。从1969年开始，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目的地的李庄，陆续来了一批又一批穿补丁衣服，戴着金丝眼镜的人。当地的老百姓只知道他们是教书匠，是知识分子。但让老百姓不明白的是，他们既不教书，也不上课，成天在地里干活。平地、除草、拾粪、收麦子。这其中，就有中央工艺美院教师袁运甫。

　　袁运甫，祖籍江苏南通。1949年，他十六岁考入杭州国立艺专，师从林风眠、潘天寿、庞薰琹等先生。1953年，袁运甫转读于徐悲鸿为院长的中央美术学院，师从张光宇、张仃、彦涵先生等前辈。经过不同院校的教育和锤炼，袁运甫不仅拥有扎实的中西绘画功底，同时横跨了设计学与美术学两大领域，从事国画、油画、水粉画、壁画、书籍插图装帧等艺术创作，并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艺术风格。 早在六十年代，袁运甫已在中国美术界崭露头角。然而，虔诚来接受再教育的袁运甫，一到李庄就接到了一条匪夷所思的纪律：在接受再教育期间，不许绘画，不许写生，不许创作。1969年过去了，1970年过去了。这些为绘画艺术而生，为绘画艺术而执着追求的艺术家，真要崩溃了。他们不能离开画笔，不能眼睁睁看着时光流逝。吴冠中和袁运甫首先突破了禁区，每次出工之前，他们将画具偷偷藏于粪筐之中，离开驻地之后，一边干活，一边写生，农村的场院、麦田、大树、碾子，都是他们写生的对象。时间长了，袁运甫和吴冠中都得了个头衔——“粪筐画派”。

　　1972年的一天，袁运甫尚未下工，突然接到上级的电话，要他立即返回北京，接受一项任务。返回北京？这对于离开家庭，过集体生活已两三年的老师们来说，的确是天大的好事，人们纷纷用羡慕的眼光投向袁运甫。但一向不追风逐流，将艺术视为生命的袁运甫则祈盼：堂堂正正的作一次画！

　　几天后，袁运甫在北京建筑设计院接受了一项令他无比兴奋的任务——为即将开工建设的新北京饭店大堂设计一幅壁画。将学院的纯艺术向公共大美术开拓发展，这是袁运甫一直在思考的课题。中国古老的、极其优秀的敦煌壁画艺术，能不能移植于当代？令整个世界美术界着迷的墨西哥壁画艺术，其精髓能否为我所用？袁运甫知道，这是上天给了他摸索尝试的机会，是一次给处于低潮的中国美术界的一次机会！

　　正在兴建中的新北京饭店，由吴良镛先生担纲总设计。在一层大厅的设计中，吴良镛先生提出，用一幅通体壁画进行装饰。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思路。画什么，由谁来画？则没有方案。当时主抓北京饭店建设的是北京市的万里，经层层推荐，由万里首肯，袁运甫成为唯一人选。

　　在北京建筑设计院，袁运甫看了一层的设计图纸后，一个想法，立即跳入脑海——长江！装饰长达60米的一层大厅，没有比长江更适合，更切题！长江的激荡、雄伟，它的开放与包容，正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本质。在北京最主要的饭店，向国内外的来宾形象地展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这个思路，让袁运甫极其兴奋。他将想法告诉万里，征求北京市领导的意见。没想到万里告诉他，你的意见和我们的设想完全一致！这个意见也得到了吴良镛先生的支持，他认为长江这个主题非常适合作壁画，有山、有水、有风光，蜿蜒曲折，气势磅礴。

　　袁运甫，这个在长江边上长大的画家，用手中的笔，淋漓尽致地把对长江的挚爱绘制在纸本上。一个月后，《长江万里图》的效果图与大堂室内模型一起，送到了北京市政府。

　　几天后，袁运甫接到通知：立即赶到人民大会堂，中央首长审查《长江万里图》及室内设计。原来，新北京饭店是当时的重点工程。对于饭店的建筑风格、建设进度、大厅壁画，都要经国务院领导的审查。

　　只可惜，当时北京并没有满街跑的的士，等袁运甫换乘两趟公交车赶到大会堂时，会议已经开始，袁运甫只能在会议室外等待。据袁运甫回忆，会议开的时间很长，他的心始终忐忑不安。他记得，长安街上的灯都亮了，会议才结束。这次会议出席的有周总理、郭沫若、万里等中央和北京市领导。

　　会议室的门打开后，只见郭沫若径直朝他们走来。和大家握过手后，郭沫若告诉大家，他不能讲会议的情况，会议有纪要，以后会通知大家。同时，对袁运甫说：“长江画的很好。”

　　袁运甫知道，郭老的话，等于告诉他，《长江万里图》通过了。果然，会议后不久，万里将袁运甫找去，询问完成这幅画稿，还有什么要求？袁运甫提出，这幅画稿，还是个初稿，要放大绘制，需要进一步充实细节，画稿中的很多细节还未表现出来，要进一步深入生活，实地考察，补充素材。万里很赞成，并说，你一个人去？还是找几个伴一起去？袁运甫突然想到了仍在李庄，为不能画画而痛苦煎熬的师长和至交。他提出了三个人选，希望他们和袁一起来完成这次长江的采风。这三个人选是，祝大年、吴冠中和好友黄永玉。万里同意，并嘱咐说，这次采访还是你总体负责。几位都是老专家，要照顾好。市里拨你们8000块钱，作为差旅费。希望你们把生活安排的好一些。

　　8000块钱，着实让袁运甫吓了一跳，这在当时普遍工资只有30-40元的时代，简直就是天文数字！袁运甫知道，这可都是国家的钱，国家这么困难，可要节省着花，他对万里说：“我先拿800元，不够再申请。”

　　采风三月走长江

　　以袁运甫为首的创作小组，首先制定了从上海启程，溯江而上进行采风的方案。

　　上海是长江从万里之外的源头辗转流经的最后一座城市，也是汇集了千百条河流、浩浩汤汤奔向东海的出海口。这座几百年前还是一个小渔村的城市，黄浦江沿岸的西洋建筑记录了这座城市的沧桑和屈辱。如何准确的表现浦东和浦西的全景画面，让袁运甫颇费了周折。从取景的角度选择，最佳的位置应该在浦东，而高度最好是高于浦西的最高建筑。但是，四十年前的浦东还没有开发， 既没有一览无遗的高山，也没有高大建筑。创作小组在低矮的一片一片的平房中，只看到了一座废弃的水塔。水塔通高30多米，只有铁棍弯成的长方形脚蹬一个一个通向塔顶。这种危险自不必说，但又没有第二种选择，华山一条路，只有上。《长江万里图》的设计者、实施者、组织者是袁运甫，这是责任。袁运甫没有犹豫，，也不能犹豫，孤身一人的他顺着铁蹬爬上去。当袁运甫登上塔顶后，真傻了，塔顶是斜的，不仅没有坐的地方，也没有支撑画板的地方。更困难的是如何在斜面上连续站立工作？不过登高之后的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晴朗的天空下，浦东一片田园牧歌，浦西一片都市风光。把它们无情劈开的黄浦江在阳光下犹如一条熠熠闪光的银链。袁运甫几乎忘记了只身在只有简单护栏的高空，一只手拿住画板，一只手握住画笔，迎着高空的强风，沉浸在艺术创作的享受之中。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时间很快演化成了精彩壮阔的大上海全景画。饥渴也完全被激情取代，登塔之前随身携带的馒头和白水早已被他忘在脑后。五、六个小时的高强度的绘画劳作后，他艰难地爬下地面。然而长时间在斜面上的站立，令袁运甫第二天竟然到了无法下地走路的地步。

　　从上海启程之后，袁运甫一行沿着长江，先后在南通、无锡、苏州、南京写生，凡有山，必登顶，登高才能把位置、大小比例安排清楚。

　　七十年代初，长江下游最著名的，也是引以为豪的建设成就无疑是南京长江大桥，这座完全依靠中国人自己的智慧建成的跨江大桥，自然要成为《长江万里图》之中的亮点。俯览南京长江大桥的最佳位置是在南岸，要画大桥必登狮子山。四十年前的狮子山，尚未开发，没有一条可走的路。袁运甫背着画具，手脚并用，爬上了狮子山山头，当他喘过气来，才发现手上、袖子上都划破了口子。为了不耽误宝贵的时间，每天的午饭都由自己带，但食谱都一样：两个馒头，几根咸菜，一瓶白开水。饿了，啃几口馒头；渴了，灌两口白开水。白天清晨出发，晚上，不到夜幕降临，袁运甫不会轻易收手。尽管枯燥，尽管寂寞，尽管艰苦，但对于艺术家来说，逃离了早请示、晚汇报，躲开了令人胆寒的政治漩涡，自由自在地画画、创作，这就是难得的幸福时光。这些当代最优秀的艺术家，天天沉浸在自由创作的亢奋之中。一幅一幅的画稿在他们的笔下，不，从他们的心里流淌出来。他们要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要把丢掉的创作实践抢回来。

　　有人说，不会喝酒的艺术家不是真正的艺术家。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文人骚客历来与酒结缘。黄永玉、祝大年、吴冠中等一行人尤其好酒，无酒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折磨。但是对于国家的这项重点工程，几位艺术家深知责任重大。到各地采访，均事先通告：谢绝一切宴请。

　　一天的工作完成以后，久违的笑声重新回到他们中间，诙谐的玩笑，幽默的对话，没有了师生的隔阂，没有了客套的寒暄，他们讨论艺术，也憧憬未来，他们期望有一天，把“早请示、晚汇报”的时间交给他们画画，这是他们最大的奢望。

　　进入小寒，是江南一年中最难过的日子。特别是庐山和黄山，进入山区，树上挂着冰凌，一阵一阵的寒气直逼心窝。几个人的画笔不听使唤了，蘸上水墨和水彩，还没下笔，手僵了，笔头冻住了。袁运甫真的上火了，面对此情此景，难道要留下遗憾不成？深谙酒道的黄永玉提了个醒，用白酒调色，试试！这一奇招果然灵验。冰天雪地的高山上，艺术家们重新挥洒画笔，雄伟壮丽的山河出现在他们一张张的画稿上。

　　闯三峡，是艺术家们久违的奢望。三峡之雄，三峡之险，三峡之秀，是他们魂牵梦绕之地。今天，他们终于可以圆梦。

　　宜昌是袁运甫一行人溯江而上的出发点。 当地安排了最好的船——东方红一号。这艘船是当时可以接待外宾的专用设备，两层船舱，设施齐全。宜昌南津关是从东进入三峡的门户，一过南津关，水流加速，高山峡谷扑面而来。工作人员要求在船舱外写生的艺术家全部回到船舱里，以免发生不测。但船舱内空间狭小，视野受限，无法全景式的写生，袁运甫反复央求，最终船长勉强答应可以出舱，但要求只能一个人上去，并由船员保护。

　　走出船舱的袁运甫，没有按船长的要求来到船头，而是直接爬上了视野更加开阔的舱顶。袁运甫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两岸高山对峙，崖壁陡峭，湍急的江水被船头劈开，泛起堆雪一样的浪花，朝着船尾咆哮而去。风声，水声，激流与崖壁的撞击声，震耳欲聋。大自然的景象是雄奇之美，撼人心魄之美，袁运甫陶醉在天地之中。画笔裹随着激情，在一张一张的白纸上，留下了三峡永远的印记。

　　东方红一号顶着滔滔的江水，艰难地前行。西陵峡、巫峡、瞿塘峡逐渐闪到身后，袁运甫的5张画稿完整地记录下了三峡壮丽的自然风貌。

　　重庆，是袁运甫一行沿长江写生的终点。将近三个月艰苦的、超乎寻常的艺术创作，无人打理衣物的狼狈，令袁运甫及一行人到达重庆南天门码头时，各个相视而笑，人人自诩“叫花子”。就在艺术家们兴奋地整理行囊满满的艺术成果时，一个悄然而来的打击正在等着他们。

　　一道电令被迫结束长江行

　　就在袁运甫重庆写生刚刚进行到一半时，一个电话打乱了艺术家们的行程。北京打来的电话，要求袁运甫和其他人立即返回北京，参加文艺界的批林批孔运动。

　　原来，江青一伙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导演了一场“批黑画”大会，紧接着又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了“批黑画”展览。被点名批判的名单中，黄永玉赫然在列。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黑画”中，有幅黄永玉的作品《猫头鹰》，由于黄先生的鹰一只眼睁着，一只眼闭着，被江青一伙污蔑为，对“文化大革命”不满。

　　袁运甫一回到北京，就感到气氛不对。一些昔日的同窗、师长，三缄其口，人人自危。黄永玉更是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他的家，大门外已经有人监视。往日高鹏满座的家里，已然冷清清无人光顾。黄永玉不知道这场运动要搞成啥样，也不知搞到啥时算一站？他最担心的倒不是他自己，他最牵肠挂肚的是多年收集起来的资料和画作。这批倾尽半生的心血，是他的命根子。他要托付给一个人，一个他最信得过的人。黄永玉思来想去，觉得这个人非袁运甫莫属。袁运甫知道黄永玉的想法后，马上和夫人商量，决定帮助黄永玉保护好这批资料。事不宜迟，袁运甫连夜将这批资料转移到家里。他和夫人深知这批画作的分量，既不能受潮，也不能被虫蛀。家里仅有的一只樟木箱子，装的是毛衣之类，被全部腾空，黄永玉的画作和资料得到了精心的保护。在黑云压城之时，没有考虑个人的安危，这是大义；在朋友危难之际，伸手托住，这是大爱！

　　乌云过后是蓝天。随着“文革”的结束，黄永玉得到了彻底的平反。被袁运甫保护的画作和资料，毫发无损地回到了黄永玉的身边。黄永玉知道这份情谊的重量，从湘西凤凰走出来的汉子早已在琢磨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对袁运甫一家肝胆相照的情谊。

　　五月的一个上午，黄永玉只身来到袁运甫的家——白家庄工艺美院宿舍。一进门，黄永玉就点名要吃袁运甫夫人烧的菜。袁夫人名钱月华，出身名门，与袁系同窗。同样来自江南的钱月华，能烧一手好菜，黄永玉是早有耳闻。

　　俗话说：有菜无酒，不算招待。菜烧好了，不能没酒。袁运甫拿出珍藏的老酒，满上一杯，双手举起，祝福躲过劫难的老友健康长寿。黄永玉兴致极高，酒过三巡之后，让袁运甫准备一张纸。斗方？太小。六尺？还小。最后，袁运甫拿出两张他们都喜欢用的高丽纸，他知道黄永玉要挥毫作画。但看了看自己的斗室，却难为没有摊开这张纸的地方。黄永玉历来以我行我素的性格闻名于圈内，常有匪夷所思的奇思妙想，他右手握着烟斗，指着袁运甫身后的墙板，就在这儿，就在这儿！说罢，把纸钉在墙板上，挽起袖口，蘸上颜料，信笔由缰，尽情挥洒。不一会儿，极具神韵的一幅工笔重彩《荷花》跃然纸上。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不正是袁运甫踏踏实实作画，清清白白做人的写照吗？

　　画罢，二人继续入席，边聊边饮，直到掌灯时分。墙上的画墨迹已干，黄永玉揭下画作，却发现下面的衬纸已然沾上墨色。来世上一遭，也要物尽其用。黄永玉一边说，一边又二次拿起笔，在染上墨色的地方，勾勒几笔，立即变成古朴苍劲的枝干，顷刻，一幅大写意梅花展现在袁运甫夫妇面前。 月牙儿高悬，微醺的黄永玉才与袁运甫夫妇一一道别。这是后话。

　　《长江万里图》横遭厄运

　　袁运甫回到北京后，避开了嘈杂的运动，一头扎进了《长江万里图》的二度创作之中。沿长江三个多月的采访与写生，使袁运甫对长江有了更深刻更感性的认识，长江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千百年来就这样静静地流淌着，但是它孕育了一代又一代勤劳勇敢的华夏儿女，它特有的宽阔胸怀，既融进了过去的苦难，也书写了今天的辉煌。沿途写生的一百多幅作品，已不是纯自然的描摹，而更多是袁运甫对母亲河流露出的一种挚爱。

　　北京饭店建设的总设计师是著名的建筑大师吴良镛先生。袁运甫是第一次和这位大师合作，相同的兴趣，相同的性格，第一次见面，就如同久别的朋友。面对北京饭店大堂环墙的大型壁画，袁运甫必须提前与总设计师进行沟通。将一层的各种门、管道、玻璃窗等，在壁画的设计上留出位置，既要保留其功能，也要减少其对整体效果的影响。经两位大师在设计图纸上的连续推演，并实地丈量，精确毫厘的壁画与建筑方案终于落锤。

　　袁运甫已经没有昼夜的感念，他要尽快将画稿修改完成。单位已然不具备创作的环境，对所谓“黑画”的批判正变成又一次对艺术家的迫害。他的工作室只能放在家里。长达60米画卷的修改难坏了袁运甫。在他的斗室里，小小的画案已勉为其难。家中面积最大的只有床，但那是一家四口过夜离不了的。他想到了每天晚上接床用的宽木板，要睡下夫妇俩加两个孩子，必须要加一块宽木板。这块宽木板便成了袁运甫临时的画案。白天，躬身埋在画稿中的袁运甫不敢浪费一分钟的时间；夜晚，白家庄工艺美院宿舍最后一个熄灯的必定是袁家。

　　这一年的夏天，袁运甫将灌满心血的《长江万里图》送上审查。他不知道这幅画等待的是希望还是失望。他是多么希望中国的第一幅公共艺术壁画能在首都北京亮相啊。

　　一周后，袁运甫终于等来了消息，但这个消息却是兜头一瓢冷水。画稿审查没有通过。《长江万里图》壁画下马！专程来通知袁运甫的是北京市政府的一位干部，似乎有话，但欲言又止。无奈的他和袁运甫握了握手，匆匆的离开了。

　　事后，袁运甫才知道《长江万里图》被迫下马的前前后后。原来，周总理在主持审查北京饭店建设的有关事项中，其中就包括《长江万里图》壁画画稿。但是，画稿一经亮相，就遭到了江青一伙疯狂的反对。极左的爪牙带头发难：你们不去画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却画这些没有阶级性的山水。新北京饭店必须要反映工农兵！最后，在江青一伙的捣乱下，《长江万里图》就这样被搁置下来。

　　《长江万里图》融进了袁运甫太多的情，太多的爱。他站在斗室里，望着《长江万里图》长卷，潸然泪下，他真想大声疾呼：中国壁画的春天还要等待多久！

　　首都机场壁画风波

　　1979年，是中国改革开放迎来的第一个春天。这一年，北京发生了一件轰动整个社会的新闻事件。

　　首都机场，是文革后建成的第一座全功能现代化机场。这座象征着古老的中国重新走向对外开放的标志性建筑，里面的一组壁画，惊动了中央。

　　首都机场的建设总指挥是五十年代的劳动模范李瑞环。这位对文化艺术的热爱达到痴迷程度的建设者，为了把首都机场建成带有独特艺术风格的对外窗口，亲自挑选了一批艺术家，为即将建成的候机大厅作画。第一个圈定的艺术家是中国工艺美院的院长张仃，而后又确定了袁运甫、祝大年、袁运生、肖惠祥、吴冠中等艺术家。这在“文革”刚刚结束，历经磨难的艺术家仍心有余悸的年代，画什么？这是每一个画家都必须谨慎揣摩的题目。艺术家陆续到机场报到，他们都有自己心仪的题目，但是能不能得到批准，那就是另外一码事了。深谙知识分子心思的李瑞环先给他们吃了个定心丸：画什么，怎么画，一切都由你们自己定！

　　这是一批享誉当代的、最著名的艺术家。他们的特点是，既拥有扎实的油画、水粉等西画的基本功，又从传统的中国画中汲取了营养，是兼具中西画法的中国工艺美术界的翘楚。他们一边实践，一边探索，他们孜孜以求的是想走出一条中国壁画的新路，即在中国画的基础上，将世界上公认的装饰性、现代性相统一的墨西哥壁画风格，与中国壁画的瑰宝——敦煌壁画有机的结合，开创出全新的中国壁画。这就是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袁运甫为首的一批艺术家要担当的一种责任。袁运甫要追逐的就是这个梦。现在这个机会来了，机会就是在建的首都国际机场。

　　在机场建设工地里，他们成了李瑞环朝夕相处、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朋友。李瑞环吃住在工地，临时居住的小屋成了艺术家们每天晚上聊天常去的地方。面对直来直去、已经成为挚友的李瑞环，艺术家们不再遮遮掩掩，他们想画的早已了然于胸。袁运甫是候机大厅整个壁画创作组的副组长，他把自己掩埋已久的心声向李瑞环做了倾诉。八年前的那个未竟的壁画梦仍然搅动着袁运甫的心，他要把长江最精彩的部分——大开大阖、雄伟激荡的巴山蜀水奉献给国内外的旅客，让壁画告诉他们：神州壮丽的河山值得造访！李瑞环静静地听完汇报后，异常兴奋，一拍桌子：方案非常好，就这么定了！袁运甫原以为，这个方案肯定要向上汇报，不经相当一级的审查，是绝对批准不了的。没想到，艺术家们这次碰到了一位既懂艺术，又明白的领导。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当袁运甫谈起这段往事时，对李瑞环的艺术修养和干练的工作作风仍然钦佩不已。

　　李瑞环对方案敲定后，提出要以最好的材料用于国家的公共工程。当时国内的壁画颜料稳定性和持久性都有待提高，机场工程是百年大计，艺术家们提出了当时国内罕见的丙烯材料，李瑞环一口答应，一定要进口国外最好的壁画颜料，用于壁画绘制工作。这个提议令所有艺术家都颇感意外，真没想到一个领导居然对艺术创作这么支持。果然，从法国进口的壁画颜料用上之后，色彩艳丽，稳定性强，三十多年后的今天，首都机场的壁画仍然鲜艳如新。

　　1979年10月，总面积达500多平方米的首都机场壁画群终于完成。 新机场壁画一露面，立即成为了轰动京城的新闻，继而逐渐波及全国。十年的思想禁锢，巨大的惯性使人们真正看到了思想解放的阻力。当久违了整整十年的神话、山水、裸体人物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后，犹如一个急转弯，车里的一些人不习惯了，各种议论鹊起。从那时起，北京首都机场便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客人，大轿子车、大解放、小轿车、212吉普，载着人们，一车又一车，鱼贯进入北京首都机场。这些客人既不是前来乘坐航班的旅客，更不是到此一游的外地旅客。而是专程从北京的机关、厂矿、院校、艺术团体慕名而来的，专为看一眼壁画的老百姓。

　　大报，小报、内参，铺天盖地的报道，酝酿发酵出来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有褒，有贬。结论很正常但又不正常。艺术家们心里打鼓了。

　　袁运甫多么希望有一位权威的文艺界领导给他们以支持。恰在此时，一位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领导文化艺术工作的专家，被从一个破庙里解放出来。他，就是周扬。尚未安排工作的周扬夫妇被请到了北京首都机场。“文革”中第一批就被打倒的周扬，见到袁运甫的第一句话就是：壁画的方案是哪一级批准的？当听到没有经过任何一级官员批准后，周扬大感意外。

　　500平方米的壁画群，周扬夫妇看的非常仔细，《哪吒闹海》、《巴山蜀水》、《泼水节——生命的赞歌》、《森林之歌》……饱经风霜的周扬夫妇看的如醉如痴。激动、兴奋、欣慰写在他们的脸上。好，好，太好了！周扬一边击掌叫好，一边对陪同的袁运甫说，你创作的巴山蜀水把人文社会与大自然的雄伟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是有益的尝试。

　　小平同志来了，王震同志来了，李先念同志来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这组标志着思想解放的绘画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它被誉为是思想解放运动的标志。尽管后来壁画群曾遭到一些非议，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心，首都机场壁画风波才逐渐平息。给绘画加上的围挡撤掉了，禁止参观的牌子拿掉了。当时正在内地投资的霍英东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每次来北京，都要看看壁画在不在，只要在，我心里就比较踏实。

　　三十五年前，是这组壁画真正开启了中国文化艺术复兴的大幕，是这组壁画引来了社会各阶层对思想解放的关注，是这组壁画成为了1979年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之一。

　　父子联袂 珠联璧合

　　2014年，是共和国走过的第65个年头。中国邮政决定，将《长江万里图》设计成9枚一套的邮票，向祖国母亲65周年华诞献礼。

　　年逾八旬的著名艺术家袁运甫听到此消息后，激动不已。融进半生心血的壁画原稿得以重见天日，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但是，今日长江与四十年前之长江相比，已发生天壤之巨变。袁运甫的年龄已不允许第二次再走长江，他把续写长江的责任郑重地交给了袁加。袁运甫共有两个儿子，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国内，目前都已是颇有建树的艺术家。老二袁加，毕业于中央工艺美院，如今亦是出色的壁画家、职业艺术家。

　　袁加对《长江万里图》并不陌生，从小受艺术熏陶的他，亲眼目睹他的父亲一笔一笔完成了这幅巨制。2013年，袁加还与父亲一起，为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共同创作了长18米，高3米的新一版《长江万里图》壁画。应该说，袁加是续写并进一步完善《长江万里图》邮票的不二人选。当袁加郑重地从父亲手中接过接力棒后，查阅了无数新的，关于长江近几十年风物历史变迁的资料，特别是城市人文景观的发展，他把改革开放以后社会进步的历史印迹，深深地植入到《长江万里图》中，为建国65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

　　至此，袁运甫父子联袂完成的当代《长江万里图》及《长江》邮票，终于画上了完美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