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博文堂如何经营中国书画生意

　　博文堂往事纪略

　　文：万君超

　　

　　在2010年秋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千年丹青——日本中国藏唐宋元绘画珍品展》中，有许多国宝级展品均曾与日本博文堂合资会社第三代主人原田悟郎(1893—1980)有关。如米友仁《远岫晴云图》轴、李生《潇湘卧游图》卷、郑思肖《墨兰图》卷、(传)郭忠恕《明皇避暑宫图》轴、李成、王晓《读碑窠石图》轴、宫素然《明妃出塞图》卷，等等。在上世纪前半叶，博文堂以珂罗版影印出版中国古书画和碑帖，以及经营中国书画而名闻海内外。但有关其经营中国古书画的细节，国人对此知之甚少。在当今的美术史学研究中，鉴藏史和流通史已日渐成为了一门显学，而且有向社会艺术史方面延伸的学术趋势。

　　1973年3月5日至7日，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研究员鹤田武良连续三天对原田悟郎进行录音访谈。1985年经过整理后以连载方式发表了《原田悟郎先生访谈——大正、昭和初期中国画藏品的建立》一文，首次披露了原田家族，以及原田悟郎(以下简称“原田”)经营中国古书画的一些详情。《美术史与观念史(XIV)》(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刊登了由蔡涛翻译此文的中文本(530—560页)。笔者在此以蔡译本为主线，再参考其他的有关著作，对博文堂经营中国古书画的历史作一些简略的介绍。

　　原田家族的祖籍是忍藩(即今琦玉县行田市)，以传授剑道为业。明治二年(1869)原田悟郎的祖父(号梅逸)在东京都日本桥区久松町开设了博文堂书店，出版医学、法律、经济、小说和教科书等。梅逸与当时的民权运动人士犬养毅、尾崎雄行、河野广中等交谊甚深，并且还经常提供资金赞助，也为此受到了政府和警察的严密监控。后来原田的父亲继续与犬养、尾崎等保持密切的关系。原田家族与推行宪政和民权的政治人士交往，并非有什么其他的目的，纯粹是出于个人的政治信仰，但它后来给博文堂的经营和发展都带来了金钱难以估算的极大益处。因为在这批人中，后来许多都成为的日本政坛上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有些甚至做了首相或外相等。

　　因为深受政府和警察的监控和骚乱之苦，原田的父亲就将东京博文堂关闭，搬逃到大阪开始专营出版珂罗版印刷中国、日本古书画图书。当时原田的叔叔小川真一从美国学习摄影和珂罗版技术回国，成为日本皇室御用摄影师。而小川的助手小林忠次郎来到大阪发展珂罗版印刷业务，博文堂遂与小林合作，名声在日本出版业中鹊起。小林后来被誉为日本“珂罗版印刷之父”，而博文堂出版的美术类图书则是当年高端产品的代表。 

　　原田悟郎当时因身体有病而从中学退学，辗转多地治病和疗养。当身体康复之后，他父亲就让他开始接手博文堂的生意。原田就来到东京神保町岩波开了博文堂分店，他决意仍做博文堂以前经营出版的政治、法律类书籍。但没有想到1923年9月关东大地震，将神保町分店烧了个精光。后来又在八官町开了博文堂书店，但他一个人要兼顾大阪和东京两地的业务，自己深感力不从心，而在资金上也有困难。最终还是决定撤回大阪，开始专营珂罗版美术图书出版和中国文物。 

文堂《清朝书画谱》（1917年） 博文堂《南画渊源》（1928年）

　　博文堂原来并不做中国古书画和文物的生意，而涉足此道纯属偶然巧合。中国爆发辛亥革命(1911年)不久，大阪博文堂店中突然收到了不少大件货物，而且是一箱一箱地不断运来，货物上也没有寄件人的任何信息。打开一看，全都是中国古书画。原田的父亲根本就不懂中国书画，所以只得去请以往有交情的内藤湖南来店中看看。内藤一看就说“呵，已经到了吗”，他好像知道关于这批书画的事情。

　　原来，辛亥革命满清政府被推翻以后，那些朝廷官员一时失去了经济支柱，遂因生计而忙于出售祖传和家藏的书画、古董。而当时日本经济正处于腾飞时代，所以他们就委托日本东京的一些古董商人中介出售藏品，但反映冷淡。于是找到有“中国通”之称的京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请他介绍合适的人选，另外还托有关人士向已是政坛大佬的犬养毅求助。而南藤和犬养两人均一致推荐博文堂。所以，古书画就接连不断地从中国运来。

　　原田父子当时并不明白这些古书画有何名贵之处？但既然受托收下，就得设法销售出去，所以就在几个熟悉的新闻界、银行界朋友中推销。好不容易第一批卖完，而第二批又紧接着运到，而且卖方急需现金。在这种实在无奈的情况下，原田父子就决定开始着手经营中国古书画。原田对这些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书画，根本就分辨不出真伪优劣，最后只有靠自己的“第六感觉”。但好在这些书画中都是精良之作。所以，原田就不断向犬养毅(木堂)、内藤虎(湖南)、长尾甲(雨山)、罗振玉(雪堂)等人请教学习，时间一长，眼力也逐渐锻炼了出来。他开始不仅仅是单纯等货上门，而决定要去中国大陆收货。凭借着家族多年来积累的政商人脉，原田初次到中国就有幸拜见到了陈宝琛、傅增湘、宝熙、阚铎、郭葆昌等大鉴藏家。他初次拜见陈宝琛时，即请教此道入门“密技”。陈氏说了句令他终身难忘的话：“画不是拿来看的，要读。书法是看的，不是拿来读的。”

　　原田主要在北京、上海两地收购书画。有一个长驻北京的中根齐(日本著名的大仓组商会北京分社经理)也喜爱中国古书画，而且与京津地区的收藏家和古董商均非常熟悉。中根就带原田四处寻宝，有时一天要看上千件书画。原田在收购古书画时，还请北京一位名叫岩田秀则的日本摄影师，负责将有关书画作品拍摄、冲印和放大。他在有意识地建立一套较为系统的档案，此举也为博文堂出版珂罗版图书提供了原始资料。在上海则通过金开藩(金城长子，1895—1940))、金颂清(中国书店老板，1878—1941)两人的中介或引荐购买书画。某次，金颂清带原田到上海内城(大约今天豫园一带)游玩。在小巷深处的一家小吃店的二楼，原田看到一幅佚名《秋江渔艇图》轴古画(今藏大阪美术馆)。职业习惯立刻吸引了他，就想将此画买下。金氏与店家熟悉，就说“喜欢的话就给你了，请拿走吧”。原田坚持要付钱，但金氏不允许。后来，原田还是给金氏“一笔不小的款子”，终于算是收下此画。据后来研究，《秋江渔艇图》有可能是南宋或元初之画。这或许就是今天所谓的“拣漏”吧？

　　原田当年看到的书画多为立轴、手卷、册页三大类，但他初入道时连怎么观看书画的基本动作都不甚了解。古书画在观看时有一些基本的规则，如册页必须将手指伸进内页缓慢翻阅，又如手卷的展开和收起均有严格的规定。而且手指不可直接触及作品上面，否则会被藏家或卖家认为是外行，有可能不会再将名贵之作拿出，也甚至会影响到交易的完成。掌握了一些看画的基本规则后，藏家或卖家有时会问鉴赏意见，原田就凭自己的感觉“实话实说”。当购买完成后，将作品用油纸包好，随身携带返回日本。

　　当有了充裕的货源之后，原田首先所要做的事，就是开拓和发展一批有相当经济实力，而且是真正喜欢中国古书画的大客户。后来，阿部房次郎、山本悌二郎、菊池晋二、住友宽一、内藤虎、长尾甲、上野理一、富冈铁斋等人均先后成为了博文堂的固定买家。这批藏家当时有一个共识：“把这些东西留在同是东洋而且自古以来关系非比寻常的日本。”其中除山本氏后来因从政而需资金，遂将平生收藏陆续转卖给美国博物馆外(包括宋徽宗《五色鹦鹉图》卷)，其他人的收藏大多捐赠给了日本公立博物馆。山本原来是高等学校的德语老师，出身豪门，后在台湾投资制糖业而成为巨富，但他身边的一些朋友想方设法地拉他从政。当时许多藏友均竭力劝阻他，犬养毅曾对他说过：“最后你会被政治搞得一文不名！”后来果然不出众人所料。原田晚年回忆道：“山本先生是个很不错的人，爽快利落。正因为这样，现在还觉得遗憾，真太可惜了！”

　　原田一生在购卖中国古书画方面的“传奇”故事颇多，在此仅能举几个比较有意思的予以转述。他在北京收藏家关冕钧(字伯珩，斋号三秋阁)家中见到金人宫素然传世孤作《明妃出塞图》卷(今藏大阪美术馆)，此画是一位女藏家之物(超按：一说是颜世清藏品)，她委托关氏转售。在原田见到此画之前，关氏已经接洽了一位法国买家。原田一见此画即爱不释手，且志在必得。但关氏一定要等法国人先看过之后，才能再考虑原田。后来，因法国人生病而无法前来，并准备回国，原田遂成为第一买家。但女藏家可能因价格不满意，又不想出售了。但她想要以五件唐代白瓷进行交换，白瓷上要有牡丹图案，且均为直径约一尺的大件。原田就急忙让中根齐在北京遍城寻找，历经艰难好不容易找齐五件白瓷。女藏家看后也甚为满意，交易因此成功。后来此画转卖给了阿部房次郎。阿部是博文堂最大的书画买家，他是关西纺织业巨子，但本人并不懂书画鉴定，而多有内藤、长尾、原田等人为之“掌眼”或推荐。后来博文堂在1929年和1931年为阿部氏出版了两部藏画集《爽籁馆欣赏》。

金代宫素然《明妃出塞图卷》局部（大阪美术馆藏）

　　梁鸿志在某年(大约1920年或1925年)将秘藏的阎立本(传)《历代帝王图卷》(今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携至日本求售。原田曾在中国两次见过此画，他因自己资金紧张就将此画介绍给收藏家住友宽一，告诉他是件宝贝。但还是被住友氏婉言谢拒，住友一生只收藏明清书画，尤喜石涛和八大作品。后来又去找阿部氏，阿部说：“你既然这么劝我，那至少价格再让我一成吧。”遂将此画卷留下。当初梁氏因急需资金，所以开出的底价是三万元左右，但原田考虑到梁氏来日本的相关费用，售价至少应该在四五万元。而阿部在三万元上还要减一成，原田感觉实在无法向梁氏开口，而且自己也一时无法负担这三千元。此画卷最终未在日本售出。到神户港送别梁氏，梁对原田说：“得到了很多的帮助，对东洋来说很遗憾，东西没能留下来。”几个月后，梁氏寄了一本美国杂志给原田，里面有一篇报道，一个名叫罗斯的美国老人买了《历代帝王图卷》(价格不详)，后来捐赠给了波士顿美术馆。原田晚年回忆此事时，犹难以释怀：“恐怕放到今天，如果有这件东西没有被波士顿美术馆收藏的话，突然这件东西拿过来了，马上就有人把钱准备好来买了吧？”

　　苏东坡《寒食诗帖》(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以下简称“《寒》帖”)和南宋李生(一作李氏)《潇湘卧游图卷》(今藏东京国立博物馆)，均购自于郭葆昌。郭氏说《寒》帖是“从他的亲戚那儿卖出来的”。但据内藤在此帖后的跋记，《寒》帖是颜世清携至东京(江户)售于菊池氏。原田后来回忆说：“这件东西当时费了不少力。所以拿回日本的时候，所谓‘贴身’的说法就是这样了，抱得紧紧地回来了。乘船的时候也是，那时候还没有塑料薄膜，所以就用几张油纸包着，心想就是船沉了，挂在脖子上也要游回来，把它放在卧铺的枕头旁带回来的。”两说之中，原田稍可信。但当时《寒》帖在日本却不被认可，又因价格高昂，原田感觉实在是委屈不已。他就去找银行家菊池晋二(惺堂)，并说：“这件东西谁都不看好，我虽然不知道您怎么看，但我可以担保并且借钱给您。”他之所以要如此急迫地将《寒》帖出售，因为此帖与《潇湘卧游图卷》还有一部分余款未付清，而做买卖最重要就是讲信誉。菊池听罢原由，就说让他考虑一天时间。第二天晚上，原田去菊池家，被告知决定购藏，也无需担保和借钱。后来《寒》帖成为了日本“国宝”。此帖与《潇湘卧游图卷》先后经历了三次大火灾：火烧圆明园、关东大地震、东京大轰炸，却仍然留存于天壤之间，冥冥之中似乎有神灵佑护。1953年，菊池因经济原因而出售《寒》帖与《潇湘卧游图卷》，两卷索价一万二千美金。而《寒》帖仅为三千美金，后被台湾王世杰先生以加价一百五十美金抢先张大千一步而购得。此说见朱省斋《海外所见中国名画录》。

苏东坡《寒食诗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原田一生经手过的中国古书画不计其数，但《寒食诗帖》流出日本是他心中永远之痛：“千辛万苦拿到日本，到头来还是一场空。真是遗憾，遗憾！如果通知我这边的话，无论如何我都要把它留在日本的。我都准备好了的。后来好长时间我失眠了，心灰意冷啊。”还有一件令原田心痛不已之事，他将一百几十幅“扬州八怪”的书画作品，全部售给两个商人兼收藏家。但没有想到东京大轰炸时(1945年3月和5月)，两家住宅全部炸毁，藏品也均灰飞烟灭。原田后来晚年曾懊悔地说：“如果二位不来帮衬的话(超按：即当时不是由两人全部购藏)，没准还有些帮助呢。那些东西都是搜集到的扬州八怪的精品啊。”

　　1929年，国民政府为孙中山举行国葬，犬养毅应邀参加葬礼，他约原田随同他一起前往北京。但原田当时正在校对一部书，在随后几天到达北京。犬养参加葬礼结束之后，因有要事赶回日本，他就拜托国民党元老张继(字溥泉，1882—1947)：“原田就算代替我了，他有什么要求就尽量满足他吧。”后张氏问原田在北京有什么愿望？想看什么地方？原田提出想看故宫收藏的字画。张氏第二天就派车接原田和中根齐两人进入故宫看字画。原田用了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将清宫旧藏的著名书画全部鉴赏了一遍，眼界为之大开，也令他极为自豪和终生难忘。像这种千载难遇的机会，只能说是他家族和他本人多年来积德行善的缘果吧？ 

南藤湖南（1866—1934） 南藤行书《唐人李涉七绝》

　　在原田一生的古书画经营和出版过程中，内藤湖南对他的帮助和影响最大。内藤不仅为博文堂珂罗版图书题签写序，也是原田在鉴定方面的“业师”。每当他有难以确定的时候，总是先去请教内藤。1934年内藤患胃癌已近临终，原田最后一次拿了一件元人龚开《骏骨图卷》(金开藩旧藏，今藏大阪美术馆)，让内藤鉴定，此时他的声音已经微弱嘶哑不清，原田就凑在他嘴边倾听：“这幅画你要帮我仔细推敲一下，有什么疑点就去请教别人，认真研究的话，就会搞清楚。我快不行了，这件事就拜托了。”这也是内藤对原田的临终遗言。内藤是当时日本鉴定中国古书画的不二权威，他写题跋和题签的笔润非常昂贵。而两人年龄整整相差二十七岁，真可谓忘年之交，前世缘分。

龚开《骏骨图卷》局部（大阪美术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