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芹斋在中国的活动

1930年代，卢芹斋在他的公司接待客户。 　　Pagoda Paris

　　罗拉 

　　卢芹斋在中国的活动能力很强，上有只手遮天，下有喽啰遍地。他的前东家、他心目中的教父张静江是这个系统的核心。卢芹斋借助在国民党中的人际网络，同时不惜花钱打通关节，所以时局愈乱愈有机会浑水摸鱼，寺院、陵墓和私人收藏他无处不及。如果自己看中的东西在市面上找不到或已经出手，卢芹斋就会走地下路线，花钱盗墓，甚至不惜掘地三尺。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宣告结束。随后是军阀混战，各省出现割据局面。孙中山对复辟皇权的袁世凯宣战声讨，中国陷入一片混乱。

　　但对卢芹斋来说，好戏才刚刚开始。他对中国的时局一直密切关注，并由中国的行家随时向他通报情况。当1911年10月10日后，卢芹斋意识到自己的时候到了，“双十”这个大吉大利的数字更让他对此确信无疑。他不等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卢芹斋的中国公司“卢吴”就先开张了。“卢吴”设有两个分号。一个在北京，地址在古玩集散地琉璃厂附近的打磨厂长巷二条，两个掌柜的正是卢芹斋1908年找的合伙人祝续斋和缪锡华。另一个分号在上海，由卢芹斋的朋友吴启周打理，原址在遇京路576号，即现在的汉口路和河南路交叉口位置，那里曾经是十分热闹的消费区。店名“卢吴”用的是卢芹斋和吴启周的姓氏；巧合的是，两字合起来发音很像中文的“卢浮”，寓意“中国的卢浮宫”，卢芹斋的野心可见一斑。

　　卢芹斋金口玉言，广告上从不夸大其词或弄虚作假。他借助在国民党中的人际网络，同时不惜花钱打通关节，所以时局愈乱愈有机会浑水摸鱼，寺院、陵墓和私人收藏他无处不及。如果自己看中的东西在市面上找不到或已经出手，卢芹斋就会走地下路线，花钱盗墓，甚至不惜掘地三尺。此时正值卢芹斋的前恩主张静江辅佐革命居功至伟，成了孙中山最器重的人，在国民党内风头一时无两，成了掌管党产的“财爷”。为党务日理万机之余，张静江还经营着他的通运公司，不仅自己的古董生意畅通无阻，连带着卢芹斋也沾光不小。中国1913、1914两年接连出台的古物保存法、禁止古物出口管制令对他们形同虚设。卢芹斋同时把他的那些客户完全蒙在鼓里，一再以中国新颁布的文物出口限制条例为由抬价，从中获利甚丰。1916年3月23日，他给小约翰·洛克菲勒写信说：“中国古代雕塑作品已经被禁止出口了。”

　　这件事再次证明了卢芹斋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一向被中国老百姓奉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物的宫廷御用，如今也成了他志在必得的猎物。文物一旦跟皇室沾边，拿到海外就身价倍增，市场上趋之若鹜，因此对文物商来说，器物的来路十分重要。1915年12月17日，卢芹斋以1600美元的价格(现价值35868美元)向弗利尔出售了一幅18世纪康熙年间的丝绒壁毯，在交易单据上他做了货品的详细介绍：“朝廷御用，1913年盗于热河避暑山庄”。

　　这种在传统中视为“犯上”的大逆不道行为，对卢芹斋却根本不构成忌讳，他只管乐此不疲地将天朝的珍宝源源不断地运往国外。1915年12月31日，卢芹斋将两年“来自河南一处河岸边的废弃古墓”的黑石柱雕以3000美元卖给了弗利尔，这两件文物2011年身价达67254美元。1916年，道光皇帝之子恭亲王奕訢收藏的一幅题款为“送马和之”(南宋宫廷画师)的水墨画被卢芹斋出手。

　　卢芹斋寻宝目标执着务求贵重、罕见、独特的东西。中国的大门已对他敞开，出入可以大摇大摆，旁若无人。童年时接受的儒家“克己复礼”教育已被他抛于脑后，利益驱使下掀起了针对皇家陵园的盗墓活动。

　　1916或1917年，卢芹斋主导了一桩著名的盗墓活动，此事至今被他的同胞视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莫大破坏和亵渎，甚至有人将之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相提并论。事后他将唐太宗的陵墓——昭陵中的两尊石刻浮雕贩往了国外。中国人至今对此事难以释怀，对自己的同胞竟做出如此出卖祖宗之事感到不齿。这笔交易的确无与伦比，无论是其出自皇陵的尊贵程度，还是其2米高、1.7米宽、重达4吨的分量。出手价也令人咋舌：125000美元，打破了当时文物成交价格的纪录。更不用说此物重要的政治、历史及艺术价值。2011年2月25日，中国的中央电视台电视台的纪录片中评价说：盗运昭陵二骏石刻到国外的人“应该被钉死在耻辱柱上。”因为在盗墓方面，卢芹斋算是开了“太岁头上动土”的先河，在之前没有人胆大包天到大肆盗卖皇陵文物的地步，因此卢芹斋的这种大逆不道行为被视为如卖国一样应予严惩。不过，卢芹斋本人一直否认自己直接涉及盗墓，坚称“是从地方政府手里当场买下，由军阀护送进京，所得款项已用于修建学校”。卢芹斋这番含糊其辞的辩解暴露出他与当局的交往甚为密切：“我们是从第三方那里接手的，程序上完全合法，出手转卖给我们的人是国家最高层人物。”

　　上述“昭陵二骏”石刻，乃是唐太宗李世民陵墓上六块青石浮雕骏马中的两块，是唐太宗于公元636年下令为自己的陵墓制作。昭陵建于九嵕山，位于陕西礼泉，距西安市以南80公里处，由阎立德(卒于公元656年)、阎立本(卒于公元673年)兄弟创作并雕刻。六块石牌上各刻有一匹骏马，均是为李世民打天下立下汗马功劳的战马，史称“昭陵六骏”。“昭陵六骏”石雕在皇陵中伫立千年，被中国人祖祖辈辈祭祀传承，石刻上这些来自大宛国的汗血宝马已经成为后世眼中不可亵渎的圣物。石雕上，六骏“各具腾跃超骧之态”(周肇祥)，个个身形矫健，均为三花马鬃，束尾，所配鞍、鞯、蹬、缰绳等体现唐代战马装饰，传神地刻画出驰骋疆场的神采。其中一匹名叫“飒露紫”，是公元621年唐太宗攻打洛阳时的坐骑，石刻上所见，“飒露紫”中箭受伤，停止了奔跑，大将军丘行恭正试图从它身上取下刺穿的利箭。另一碑刻“拳毛騧”，周身黄包旋毛，是李世民公元622年与刘黑闼大战漳水时的爱驹。作品刻画了此马身中九箭，但仍竭力向前的形象。每块石刻都配有唐太宗的题诗，成为中国艺术史上重要作品，是中国雕塑进入一个写实时期的标志。现在这两尊被盗石刻藏于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另外四尊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这些文物被盗的来龙去脉如今已经为世人所知，但如何盖棺定论仍然是众说纷纭。古董商保罗·马龙(Paul Mallon)对此事件怀有浓厚的兴趣。据他1912年的记载：

　　1912年，身在北京的(法国文物商)葛扬(A.Grosjean)先生为搞到六骏碑费尽心机……，他派搭档高冷之(Galenzi)前往昭陵实地考察，并命他伺机策划盗取这批文物六骏。1913年5月，六骏被移出皇陵。但在被盗运出来的途中，不幸走漏了风声，盗运者遭到当地村民堵截。为夺路逃命，盗运者将文物丢下山坡。损毁的石刻残片被当局没收，1917年被运到西安府博物馆保存。我的这些消息绝对准确，因为我当时想通过葛扬先生做中间人来收购这些石刻骏马，所以给他交了一大笔定金，后来因未能成事，我损失不小。

　　当时六骏石雕受损严重，1914年落到了当时的陕西军阀陆建章手上。陆建章下令部下押送这昭陵六骏其中的二骏进京，作为送给即将登基复辟帝制的“大总统”袁世凯的贺礼。实际上，陆建章也是奉旨行事，奉的是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的命令，因为文物的运输文件上有袁家的印章。这二骏于是于1951年被运出了西安，但却从没能抵达目的地北京，再也不知去向。直到1981年3月9日，一直下落不明的二骏才神秘地出现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它们的主人竟是卢芹斋的来远公司。卢芹斋是如何获得这二骏的？一种推测是通过北京古董商人赵鹤舫，因赵鹤舫与袁克文相熟。昭陵二骏“飒露紫”、“拳毛騧”是1916或1917年左右送达纽约的，上岸后一直存放在大都会博物馆的储藏室内以避风头，直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馆长乔治·高登访问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时，偶然在仓库中发现了它们。

　　在买家面前，卢芹斋毫不掩饰他将昭陵二骏搞到手的洋洋自得。他对盗宝的历险过程大加渲染，对自己在当中所起的作用津津乐道，像祥林嫂一样一遍一遍重复同一个故事。1926年9月14日，他给高登写信这样介绍这两件文物的来历，他说：

　　扬、金和马三位先生会获得二骏石刻收益的33%……，他们为搞到这两件文物辗转了四五年时间，历经各种艰难险阻，冒着坐牢甚至生命的危险。如今在中国搞古董简直比登天还难，像这样罕见的文物已经几乎不可能再搞到了，一来风险太大；二来文物精品已经差不多都倒腾出来了。

　　同样为了渲染这两件文物的重要，卢芹斋对1927年美国摄影博物馆的刊物上刊登的一张相关照片表示反对，照片上，卢芹斋的一个同伙正得意地站在尚未完全挖掘出来的两块石碑旁边。卢芹斋声称，一旦被中国当局看到，照片上这位伙计肯定要没命了，而且这两件文物也别想再在市面上出现。而事实上，考虑到卢芹斋在中国官场上一路通天的人脉关系，无论他的人还是他的生意都没人敢干涉。

　　不过，他自己倒真的在1927年夏天险些遭遇不测。当时卢芹斋正坐在横穿西伯利亚的火车头等舱里，在开往北京的旅程中已经舒舒服服过了四天。当火车停靠在俄罗斯赤塔火车站时，卢芹斋收到了一封紧急电报。电报是他一个在莫斯科使馆工作的中国朋友发的，这位朋友从身在北京的内人那里得到消息，提醒卢芹斋进京可能面临危险。“当时的北京政府因我经手唐太宗的骏马石碑而要逮捕我”，卢芹斋9月10日给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新任馆长哈里森(Harrison)先生写信时说道。据说他得到消息时，火车距西伯利亚铁路与满洲里铁路分叉处还有几公里。卢芹斋临时决定改变行程。到了卡里莫斯卡亚(Karymskaya)，卢芹斋没有换乘前往满洲里的火车，而是决定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并在那里乘船去上海，心想反正天高皇帝远，可以躲开北京的追捕。心急的卢芹斋根本没考虑到外国租界避难，而是直接跳上了一列当地火车。他记述道：“当时全国正处于兵荒马乱之中，谁有军队谁是老大，完全没有王法。因此我必须小心为妙。”总之他根本不认为自己的险境与偷盗国宝有什么关系。他写道：

　　交易是完全合法的，将二骏石刻卖给我的是当时国家的最高权威。如果当时合法的东西，如今又不合法了，那又有多少文物商或藏家没有遇到过跟我类似的情况呢？这两件文物已经流出12年了，这期间没有任何人向我质疑过这笔交易的合法性。期间我回过中国很多次，也从没有政府部门过问我这件事。

　　他认为政府要抓他是另有隐情：

　　这更可能是出于个人恩怨，而不是公事公办。我在巴黎的一个前老雇员1917至1918年间，趁我不在之机偷走了近一百万法郎。我发现之后立即报了案，他为此坐了三个月的牢。在追回了部分款项之后我就没再继续追究。此当事人现在中国外交部工作，他是想报复我。

　　卢芹斋在中国的活动能力很强，上有只手遮天，下有喽啰遍地。他的前东家、他心目中的教父张静江是这个系统的核心。张静江身为孙中山的大金主，辛亥革命的成功令其势力从家族网络进一步扩展到政坛，包括蒋介石在内的许多国民党新秀都是靠着他的荫蔽才得羽翼丰满。张静江还游走于上海黑社会与国民党之间，直到共产党上台之后，这些黑白两道的关系才就此断绝。其中之一的青帮就曾参与官方对工人运动、示威游行的镇压，在国民党“清党”时充当打手捕杀共产党。作为回报，国民党政府对青帮涉毒、走私等不法活动视而不见。与张静江过从甚密的人当中，就包括上海滩鼎鼎大名的青帮老大杜月笙。张静江的胞弟张澹如娶的是杜月笙身边人、杜公馆机要秘书徐采丞的妹妹。杜月笙麾下两千人，从事贩卖鸦片、赌博和嫖娼等非法活动，除开设赌场、妓院外，还从事暗杀、贩运军火和倒卖黄金。法租界拿着杜月笙的高额税金，又多赖他帮忙维持租界的治安，所以对他的违法活动同样视而不见。这样官官相护之下，“老大”对张静江、卢芹斋等朋友倒卖文物的行为当然高抬贵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