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玉婷
二十世纪上半叶是欧美收藏中国文物最为兴盛的时期,也正是西方对中国古玉从认识到接受、喜爱与品鉴的变化过程。上海的卢芹斋(C. T. LOO)和美国收藏家温索浦(Grenville. L. Winthrop)的交往,折射出的不仅是中国古董商将中国古玉推广至海外收藏家的一段历史,亦是西方对中国古玉认知发展的一个侧面。
经卢芹斋之手,大量精美的中国古玉流散入西方。一些二十世纪上半叶所形成的海外著名古玉收藏都或多或少受到卢芹斋的指导、建议、选购和供货,温索浦的古玉收藏也在此列。作为上世纪初西方的著名收藏家,温索浦收藏的艺术品范围颇广,而玉器在他一生的收藏中,更是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他所收藏的玉器主要包括从新石器时代到汉代的高古玉。其中以三组玉器最为突出:商周时期的礼仪用玉,商周时期的小型玉人、动物玉雕和战国时期洛阳金村玉器,很多为难得一见的孤品。可以说,温索浦的中国古玉收藏是海外最为杰出的藏玉之一。
温索浦的收藏 卢芹斋的机遇
温索浦来自一个银行世家,他所处的二十世纪上半叶,正是中国古玉逐渐进入西方视野的时期。西方收藏中国古玉大约始于本世纪一二十年代,较之于中国青铜器的收藏较晚。彼时,一些古玉的展览、图录开始出现,私人古玉收藏也逐渐形成。
但总体看来这段时期的古玉收藏依然较为零散,其市场价格更不能和同期市场上的明清陶瓷同日而语,得到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卢芹斋在1925-1926年带去芝加哥展出的那批古玉,本想成套售出以便整体保存,保留其最完整的价值,但最终没能成功出售。后来他也不禁感慨道:“看来公众还无法理解这种类型的艺术,时机尚未成熟。”
然而,情况很快就开始有了转变,西方收藏家对中国古玉的兴趣开始有所增长,而温索浦的中国古玉收藏也正是在这段时期内形成。
1930年代,温索浦成为了卢芹斋新的客户,开始建立他私人的古玉收藏。虽然对中国历史了解不多,但温索浦对古玉审美的敏感和极富眼力的判断从他的收藏中即可见一斑。这个害羞而寡言的收藏者对于艺术品的收藏给予超乎想象的细节关注,在古玉收藏这一领域亦是如此,极富个性,有自己独特的判断力和收藏方式,善于独立思考;从来不会被诸多提供古玉的古董商的推荐所左右,以自己侧重古玉“唯美”的角度去挑选能够进入自己收藏的作品。他从未变成像弗利尔那样的学者型鉴赏家,更多的是依靠自身对艺术品的品味来进行收藏,对东方艺术品尤甚,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洛阳金村那批玉器,其精美程度令大多数古玉收藏难以比拟。
同时期的中国则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初级阶段。北京和上海在古玩领域成为南北两大文物集散地。上海作为远东第一大贸易港,又成为当时国内古玩出口的第一大港。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中国还处于战争的威胁与内乱之中,出于避难,许多人不得不抛售古董,使得国内古玩市场上古董数量大大增加,这样一来,上海便为古董的出口持续不断地提供广大货源。
得国内外中国艺术品市场天时地利之助,1929-1941年也成为了卢芹斋古董生意的黄金时期。那时,人们将专做洋人玉器生意的商家称为“洋庄”,卢芹斋与黄伯川在当时的古玩界便是以主收古玉而闻名的。卢芹斋与吴启周所成立的“卢吴公司”也一度为沪上古玩的执牛耳者;卢芹斋还在全国各地设置代理商站点、货源联络点,并物色一批专业的高手参与操作。譬如管复初就曾被聘请负责掌眼古玩,再决定是否收购。国内的组织形成了严密的供给网,以保证向海外输送古董的数量与品质。而卢吴公司雄厚的资金基础,也使其在收购文物时有魄力与底气给出高价,强大的竞争力让它能够获得大量顶尖的文物精品,并拥有优先看货与选择的特权,其中当然也包括精美的古玉。
另一方面,中国建造铁路的开始,也导致更为早期的墓葬被打开,战争与内乱之下,管制相当不严,使得盗掘猖狂,大量精美的中国古玉非法流入了市场。卢通过强大的信息网络第一时间获知消息,并在当地安排专业买手,迅速购得,洛阳金村的古玉是典型的一例。1928年至1929年,在中国河南洛阳城外发现了金村古墓,这是一个由八座以上的大墓组成的东周时期王室墓地,其中出土的每件都可称为精品。一时间,目光都聚焦到了这里。据卢芹斋回忆:“幸亏我们在村里安置了一些专业买家,所以我们能够获得几乎每件出土于那些墓的东西。”温索浦账簿上的信息也明确了卢的此项声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考古学仍处于初探性建设的初始阶段,再加上系统管制的机制与力度的缺乏,为古董商贩和当地村民提供了机会躲过政府的干预。温索浦无疑是幸运的,此前他已向卢芹斋表示过对中国古玉收藏的浓厚兴趣,并希望卢能够提供这方面的货源,1930年温索浦便得以见到这批令人叹为观止的玉器,并被深深折服。金村玉器的精美程度令卢芹斋从一开始就在潜移默化中熏陶了温索浦的品味,不仅令温索浦彻底对中国古玉产生兴趣决定认真开始收藏,也调动了温索浦想要收藏更多更精美的古玉的念头。
卢芹斋对古玉的海外经营
借着这一黄金时期,卢芹斋开始扩大货源支撑和市场开拓,并在这段时期主打中国青铜器、古玉和石刻。其中,他对中国古玉在西方世界的大力推广自1912年便开始了。自那时起卢芹斋受托为巴黎赛努奇美术馆组织中国玉器收藏,并在那里举办了中国古玉的展览。此后,在中国古玉的推广上,卢芹斋一直做着不懈的努力,他能够预见到中国古玉的价值一旦被西方认识、喜爱后所潜藏的巨大市场。他深知对于地域特色极其浓厚的中国古玉来说,市场推广至关重要。为此,卢芹斋还积极拓展销售渠道:在通用公司阶段,公司主要职员奔走于各个国家和地区以拓宽市场。另外,出版画册图录、举办展览也是必不可少的推广方式。卢芹斋和许多西方杰出的学者都有过不错的交往与联系,在与他们的合作之下,卢芹斋出版了许多中国艺术领域的专著与图录,富勒曾这样评价卢芹斋:“他在西方顶尖学者那里寻求最大可能性的合作”。卢芹斋为西方顶尖学者们提供研究素材和出版上的支持,而这些学者与策展人则为卢芹斋撰写图录或为其展览和藏品在艺术杂志上发表文章,这种合作很好地平衡了文物研究教育与商品价值推广之间的关系。学者的研究出版有助于增加卢芹斋所藏古玉知名度和市场价格的提高。
可以说在古玉的海外经营上,卢芹斋投注了几十年的心力。然而最初是相当不顺的,卢芹斋拥有多年的古董经验,也十分了解中国古代艺术品的价值,他并不想与其他古董商一样仅以流行的品味来评鉴中国艺术品,在古玉买卖中,他希望能化被动为主动。因此他曾一度想引导欧洲人认识这些价值,但这在当时几乎不大可能。因此,他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遵循市场的基本规律,以保证获利。所以,1924年于两个墓葬中出土的那批中国古玉,最终不得不在瑞兹(S. C. BoschPeitz)先生——当时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远东艺术部的部长的劝告之下在英国将之拆分售出,可见古玉在西方人眼中境况之一二。但卢芹斋也并未放弃实践,他依然尽力帮助西方人欣赏中国古玉上那些常被忽略的地方,小心引导着在古玉收藏上的审美趣味。
另一方面,卢芹斋所做的有益尝试是另辟蹊径,从另一视角出发,来迎合西方人的收藏思想与口味。当时西方人收藏中国古玉,一是缺乏对这一领域知识性的深入了解;二是重视美术史研究大于考古学目的,更多的是对艺术品本身感兴趣。在西方人眼中,中国的过去是一个遥远的、神秘的甚至充满魔力的时空,这种想象令他们对古玉的好奇心大大提高。观察到这一点,卢芹斋在介绍古玉时往往会强调这一方面,利用西方人对这种充满远古神秘感的艺术品保持“敬”的心理。而这种对神秘美感的追求,在温索浦收藏古玉的过程中贯彻始终。
卢芹斋的这种敏锐的观察力,还体现在他总能识别一些潜在的重要买家,然后根据与他们接触后所获得的信息,准确判断对方的喜好、购买力及市场状况、供需关系等,从而提供相匹配的古董。这种观察买家喜好的敏锐能力,让卢芹斋很清楚为不同的买家提供不同领域和类别的文物,举例来说,为温索浦,卢芹斋主要提供古玉、青铜和石刻;不仅如此,卢芹斋也会根据不同客户对某个收藏类别的喜好程度来安排提供古董的顺序。在1930年代,最具价值的古玉会提供给顶尖的博物馆和收藏家,包括弗利尔美术馆、大都会博物馆、温索浦、皮尔斯白瑞等。
另外,对这类器物最感兴趣的买家往往会被排在名单的前列。所以每当有新的一批上乘古玉进来时,卢芹斋都会首先通知那些在这一领域的收藏巨头,温索浦就常常能够最先挑选一批最贵最好的古玉,后来的收藏家就只能挑选剩余的了。因为卢芹斋清楚地意识到如温索浦、弗利尔等收藏家巨头拥有的不仅仅是庞大的资金,更重要的是,作为艺术品收藏权威和品味的引领者,他们对西方有着更深层次的影响。掌握这些人的品味与喜好,等于进一步为自己扩大了未来的市场,亦能通过他们的收藏来扩大西方对古玉的认知度。卢芹斋十分清楚温索浦是一名独立的唯美主义的玉器收藏家,在购藏古玉上温索浦几乎不会假手于人,也很少借助艺术收藏顾问的专业知识,更多是作为一名“审美爱好者”的角色靠主观感受来收藏,所以卢芹斋也不会过多干涉或对其玉器收藏横加指示,而是尽可能地为其提供符合他喜好与品味的古玉。并且,西方收藏家往往注重古董的传承历史,着眼于这点,卢芹斋通常会去搜集那些拥有显赫血统的古玉。温索浦于1935年购于卢芹斋的一件黑玉牙璋,便来自于中国著名的玉器收藏家和鉴赏家吴大澂的收藏。对于古玉收藏来说这无疑增加了历史价值与可信度。如此,在多年的古玉收藏交往中,温索浦与卢芹斋也培养了良好的默契与信任关系。
1943年温索浦过世,其玉器收藏和其他所有藏品都捐赠给了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并规定自己的收藏应无偿用于哈佛大学师生的研究。此后,西方对中国古玉的收藏也开始渐渐进入研究阶段,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发表了关于中国古玉研究的论著,温索浦的藏玉也不例外。■
(作者系媒体从业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