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下考古：一次次奇妙探险

考古人员在海底拍照

　　本报记者  杜洁芳    

　　很多考古发现都出于偶然。水下考古也不例外，从震惊考古界的“南海I号”到意义重大的“南澳I号”，都属“无心插柳柳成荫”，而我国开始关注水下考古也出于一次偶然。那是1985年，英国人米歇尔·哈彻在南中国海域打捞出一艘古沉船，船上满载康熙年间的青花瓷器，之后，这些青花瓷出现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拍卖行。当时，国家文物局得到消息曾委派陶瓷研究专家耿宝昌、冯先铭赶赴拍卖现场进行回购，可惜因高出起拍价10倍的成交价使两位专家无力举牌，最终回购落空。那件事成了每一位文物考古人的心头之痛，从此，中国考古界开始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海洋。

　　众所周知，中国有300余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疆，1.8万多公里的海岸线和丰富的内陆水域，曾经辉煌的航海史更是留下了丰厚的水下文化遗产，那么究竟有多少我们未知的遗迹？仅以南海海域为例，有学者推测，宋元以来，大约有10万艘古沉船沉没于此。面对如此丰富的海底遗迹，我国水下考古事业也开始迎头赶上。1987年，考古界吹响了组建水下考古队伍的集结号，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诞生；1988年，由全国各文博单位选送的9名考古人员作为水下考古第一期学员参加了交通部广州潜水学校为期两个月的培训，从此我国首批水下考古专业队伍产生；2001年，由中国历史博物馆、广东省考古研究所和福州市考古队等单位组成的水下考古队来到广东省阳江市东平镇，开始了具有我国水下考古里程碑意义的古沉船“南海Ⅰ号”的调查。相继，辽宁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中山舰、“碗礁I号”“半洋礁I号”“南澳I号”“小白礁I号”等古沉船先后被发现。一直到今年，我国自主研制的水下考古船“中国考古01”号顺利试航和启用，预示着我国水下考古事业的风生水起。

　　回望过去的岁月，很多事件值得标记，“南澳I号”考古领队、现为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水下考古中心主任的崔勇向记者介绍了他与水下考古这些年走过的历程。

　　中国水下考古的“黄埔一期”

　　1987年，古沉船“南海Ⅰ号”被发现的消息震动考古界。第二年，一道急需建立我国水下考古队伍的召集令在全国各地传达。由各文博单位挑选出来的精兵强将同时被派遣至交通部广州潜水学校进行培训。崔勇便是其中之一。

　　据他回忆，最初的潜水训练从一个2米多深的游泳池开始。一段时间后，改在潜水塔进行。直径6米的潜水塔盛满水，深度分别为3米、6米和12米。最后的训练场地在流溪河水库，最深处逾40米。当潜水员潜入水下40米时，眼前就是漆黑一片。紧张的2个月培训结束后，大家如期毕业。我国首批水下考古专业人员诞生，这就是水下考古界至今叫得响的“黄埔一期”。

　　培训过后还需要实战演习。崔勇记得自己首次独立下水是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派的一次任务——那年，英国人租借了新加坡籍探测船，开到南海找寻有记载的一条东印度公司的沉船，崔勇的任务就是凡探测船发现的古沉船都要先由他下水过目，如沉船是中国的，绝对不允许打捞。因为是第一次下水，崔勇显得有些兴奋。“刚开始有些害怕，但是后来就逐渐平静了。”他说。

　　水下考古发掘什么样

　　一次水下考古发掘并不是想象得那么简单，前期的准备工作需要做很多。“因为，人员安全是第一位的。在我看来，一次考古发掘成果有多大是有偶然性的，不管成果有多大，我们都要首先保证队员的安全。”崔勇说，每一次下水，事前都要制定一整套完善的规程，每个人都要严格遵守。比如下水前先探测清楚海水的水深、流急，因为流速影响人的泳速，过快或过慢都有可能使人无法完成发掘工作。还要关注潮汐，等到海水“平潮”时才能下水。“因为‘平潮’时水流较小，便于绘图、拍照、摄像及采集文物。”他说。而且，受气瓶容量所限，通常每次在水下只能停留半小时，时间一到必须马上上水。上水速度，按潜水规程要求，每分钟不能超过18米，上升至距水面3米时，还要再停留数分钟才出水。有的年轻队员，由于发掘心切，总忘记上水，这时他就会通过喇叭喊话提醒他们。除此之外，岸上也有应急潜水员，随时观测水下队员的气泡来监测水下的动静。

　　各项条件都具备后，考古队员才可以下水。一般情况，2个人为一组，同时下水，需要带上潜水装具，入水后还要冒出水面，向应急潜水员做个表示“一切正常”的手势。然后，队员沿着入水绳下潜，将其绑在沉船或插于海底的钢钎上，使其成为导向绳。“可不能小看这条绳索，在漆黑冰冷的海底，它就像人行道上的‘盲道’；水下考古队员扶着绳子行动，沿着绳子出水。如果脱离了搜索绳，就可能远离沉船，陷入危险。”一位水下考古队员说。

　　与田野考古相似的是，水下考古也需要布置探方，由于在水下，工作情景特殊，所以探方也略有不同，一般有软式探方和硬式探方两种。软式探方是在水下横竖拉绳，组成一个个方框置于遗址之上，硬式探方是将不锈钢制作的、带有一个个方格的框架放于遗址上。水下作业还需要绘图，但是在水下如何绘制呢？“水下用的也是普通铅笔，只是纸是防水的。”崔勇说，“水下拍照需要给相机加防水罩，一个防水罩的价格比一台相机还要贵。”

　　我国水下考古水平并不差

　　“说中国目前的水下考古水平不低，很多人可能不相信，但这是事实。”崔勇说，“可以说，与法国等水下考古顶尖国家的水平差距也仅限于深水(100米以上)的工作手段，其他地方丝毫不逊色。”

　　其他水下考古学者也表示，虽然开始时，我们真的是一无所知、一穷二白，但是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成长速度很快。而且，从世界范围来讲，水下考古的历史也不长。19世纪30年代，因为潜水面罩的问世，人类向水底世界跨出了重大一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人发明了“水肺”，解决了10米以下的水下呼吸问题，考古学者终于摆脱了对职业潜水员的依赖。1960年美国考古学家乔治·巴斯对土耳其格里多亚角海域的沉船遗址进行发掘，陆地考古的方法延伸到水下，这才被认为是水下考古学的开始。

　　2007年，“南海Ⅰ号”整体打捞出水，吸引了国内外众人的关注。“其实，这种技术和理念，在国际上都是领先的。”很多考古专家都这样认为，所以，我们不必为开始水下考古的时间晚而惋惜，能够迎头赶上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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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方，水下遗存的探索起源于15世纪至16世纪，到了19世纪，随着盔式重潜装备的出现，大大加速了人类对水底世界的探索进程。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海军军官雅克斯·库斯托发明了现代轻潜设备——自携式水下呼吸器，考古学家乔治·巴斯于1960年在土耳其格里多亚角沉船遗址现场指挥并亲自完成潜水作业，这两个相互关联事件的发生宣告了水下考古学的诞生。

　　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开始尝试使用机器人进行水下探测，水下探测技术得到迅猛发展。1989年，美国Robert Ballard博士将名为Jason的水下机器人用于调查地中海区域一个古商船遗址，Jason成功地从800米深的海底拍到了沉船的图片。由此，借助水下机器人的帮助，考古人员就有了不必冒着生命危险便可实现深度考察的可能。随着世界多国水下考古事业的兴起和对装备要求的不断升级，水下机器人也越来越频繁地参与到考古中来。可以说水下机器人技术的兴起和发展为水下考古作业带来了新的机遇。

　　2010年，肯尼亚水下考古队在谢拉东侧海域、小曼达海域、曼巴哈维海域三处海域调查发现了水下文物，在马林迪海域发现了两处水下文化遗存或沉船线索。水下考古队采用旁侧声呐仪与DGPS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物探扫描，充分发挥了高科技设备的作用，为分析水下遗存状况提供了重要参考。

　　除了水下探测技术的发展，一些国家也陆续将水下考古船投入实际应用。2012年，韩国国立海洋文化遗产研究所斥资47亿韩元(约2800万元人民币)建造了亚洲当时最大的水下考古专用船“努力安”号。该船全长36.4米、型宽9米、深4米、吃水2.9米、总吨位290吨、满载排水量593吨、2台1420马力柴油主发动机、最大航速14节、乘船定员35人。该船配备有潜水装备、考古发掘、降压室和红外线热成像观测系统等先进的文物打捞设备，最大潜水深度为80米，可提供8名潜水员同时作业，一次出港进行考古发掘作业可持续20天，可基本满足近岸水下遗址调查和短期发掘的要求。(本报实习生 李 戈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