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与艺术：那个时代的毁灭性

　　1996年去世的菲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创作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无题（完美的情人）》（1991） Edith Alvarez作品《艾滋病尚未结束》（2012）

　　

　　艾滋病首次对纽约艺术界产生影响距今已有30年，它摧毁了一个社区并且激活了一场20世纪最高效的艺术家主导的政治运动。当时大批艺术家都因此病去世，而许多名气稍逊的艺术家也同样留下了各自艺术的印记，记录、抵抗、纪念这场事件，并重新诠释了那个时代的毁灭性。

　　芭芭拉·波洛克

　　艾滋病首次对纽约艺术界产生影响距今已有30年，它摧毁了一个社区并且激活了一场20世纪最高效的艺术家主导的政治运动。当时基斯·哈林(Keith Haring)、大卫·沃纳洛威茨(David Wojnarowicz)、罗伯特·梅普尔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菲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Felix Gonzalez-Torres)都因此病去世，例如雷·纳瓦罗(Ray Navarro)、休·斯蒂尔斯(Hugh Steers)和罗伯特·布朗琼(Robert Blanchon)等许多名气稍逊的艺术家也同样留下了各自艺术的印记，记录、抵抗、纪念这场事件，并重新诠释了那个时代的毁灭性。

　　美国艺术界变革的发动机

　　近年来，有过多次重新审视20世纪80年代抗艾运动遗产的展览。今年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举办了名为“我们为何而战：记住抗艾运动”的展览。在此之前，最有影响力的展览是2012年在纽约大学的8oWSE画廊举办的“大骚动：阅读我唇”。这项回顾性展览专门讨论政治运动团体ACT UP(艾滋病解放动力联盟)中艺术家的派别，这个团体成立于1987年，致力于艾滋病的研究、政策和治疗。以上展览关注当时与艾滋病有关的运动，另外一些展览则致力于探讨艾滋病对当今艺术的影响。例如2013年11月和2014年1月，弗兰克·瓦格纳(Frank Wagner)在柏林克罗伊茨贝格新精美艺术协会(nGbK)接连策划了两场名为“爱情 艾滋 暴动 性：艺术艾滋病行动主义”的展览，分别考察了1987年至1995年，以及1995年至今的情况。2013年11月由抗艾滋病基金会和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皮初克艺术中心共同举办了名为“有志者，事竟成”的联展，展出了托尼·奥斯勒(Tony Oursler)、南·戈尔丁(Nan Goldin)、达明·赫斯特(Damien Hirst)等艺术家的作品。

　　乔纳森·D。卡茨(Jonathan D. Katz)是2010年在华盛顿国家肖像画廊举办的“隐藏/寻找：美国肖像画中的差异与欲望”的策展人，他目前正在忙着筹备在2015年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开展的“艺术，艾滋病，美国”。展览将展出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艺术家，例如冈萨雷斯-托雷斯、沃基纳罗维兹和佛兰克·墨尔(Frank Moore)的作品，但也会涉及当代的艺术景观，呈现帕特里克·韦布(Patrick Webb)、亨特·雷诺兹(Hunter Reynolds)和唐纳德·莫菲特(Donald Moffett)的作品。“艾滋病是过去30年来导致美国艺术界发生重大变化的发动机，”他表示，“我想举办一个展览对此进行探讨。”

　　“当艾滋病问题起初在美国艺术界显现时，当代艺术正被某种正统艺术所统治，而与艾滋病相关的艺术被认为是反独裁和反表现的。”卡茨说，“人们持续想象着‘作者之死’，直到艺术家们开始真正死去。”

　　事实上，在19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许多大型机构和批评家忽略了艾滋病危机，他们对ACT UP(艾滋病解放动力联盟)等行动主义者和艺术家团体不以为然，认为艺术界不过在哗众取宠，为了引起人们对同性恋的注意，无端选择对右翼政客进行攻击，是在给文化战争推波助澜。受到指摘的团体包括Gran Fury、General Idea和Group Material等。

　　如今，艺术家和策展人都愿意承认，伟大的艺术确实诞生于面对疫情的愤怒、悲哀以及困惑。

　　“艾滋病对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是从最广泛的文化上说，而不只是局限于当代艺术。” 美国作家罗伯特·阿特金斯(Robert Atkins)与伙伴在1991年策展了“媒体到隐喻：关于艾滋病的艺术” 。最伟大的成就也许是公共艺术，例如“红丝带项目”(Red Ribbon Project)、“没有艺术的一天”(Day Without Art)，或是“沉默等于死亡”(SILENCE=DEATH)。阿特金斯说：“艺术家创作的艺术作品，对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接吻不会杀人，冷漠才会

　　“出于时间的紧迫性，每一个艺术家处理艾滋病都有自己的方式，”阿特金斯说，“它的力量就在于它的包容性。”他指出，戈尔丁、珍妮·霍尔泽(Jenny Holzer)、芭芭拉·克鲁格(Barbara Kruger)以及其他很多艺术家都创作了关于艾滋病的作品。

　　Gran Fury是由11名男性和女性组成的团体，他们的一系列作品，对于考察艾滋病如何影响了视觉艺术的景观至关重要。Gran Fury的第一个项目是一个安装在百老汇SOHO区新博物馆旧址的窗户，这是受到已故策展人威廉·奥兰德(William Olander)邀请创作的，这扇窗户设置于1987年，名为《让记录展现……》。

　　霓虹灯被安置在窗口顶部，“沉默=死亡”的文字闪烁着，在其上方，是一个粉红色的三角形，这是纳粹以徽章的形式强加给同性恋者的标志——此时此刻，同性恋权利运动又将其转变为一种赋权的符号。标志的下方，充斥着政治和宗教领袖的话语：罗纳德·里根、红衣主教约翰·奥康纳以及赫尔姆斯(Jesse Helms)都曾表达过对于同性恋的恐惧、无知以及厌恶之情，这些话语被镌刻成墓志铭组成整件艺术作品的一部分。

　　“我会说，是的，对我个人和很多电影人而言，艾滋病的影响是巨大的。”Gran Fury的成员汤姆·卡林(Tom Kalin)说，他是电影《昏厥》(1992)和《野人格雷斯》(2007)的导演。“素不相识的人只是因为危机的高速碰撞而走到了一起，从而成为一个团体。”卡林指出，在他之前的一代人也曾创作艺术作品表达身体和同性恋身份，例如安迪·沃霍尔和探索性电影导演德里克·贾曼。“但我认为艾滋绝对政治化了一代人，”他说，“那是一个不同的纽约，当时的人们没有手机，没有Facebook，没有电子邮件。人们走向街头，街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信息和图像。”

　　“对于我们在艾滋病危机期间还活着的人来说，这是非常痛苦的。我们的每一个转身都会发现有新的朋友离我们而去，与此同时，还有更多的愤怒。”玛琳·马克卡迪(Marlene McCarty)说，她参加了“ACT UP”的会议，身为平面设计师的她被招募加入了Gran Fury。Gran Fury经常会投放广告表达自己的观点。1989年，贝纳通广告展示了一对混血情侣和两对同性伴侣在接吻的照片，标题是：“接吻不会杀人：贪婪和冷漠才会”。“这是极为必要的，”她说，“因为太多人正在死去。”

　　麦卡蒂(McCarty)认为艾滋病的影响几乎渗入到当代艺术的所有运动当中。“很难将当时创作出的艺术与艾滋病危机分离开。当时有很多对机构的批评，直接催生了很多导致提出制度性批判的艺术作品。与此同时，很多人希望在身份政治方面有进步，当时的政府必须考虑各种人的利益，除了中产阶级白种直男，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人。艾滋病使所有这些问题浮出了水面。”

　　将现成品的堆放以及艾滋病主题进行结合的艺术家之中，最著名的要算1996年去世的菲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了。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无题(完美的情人)》(1991)。两个使用电池的挂钟被设置在相同时间一起走动，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一致，直到最后，其中一个挂钟完全停止走动。这件作品可以被视作一个隐喻，描绘了不可避免走向分离的情侣，也可能指艺术家本人及他的情侣，二人的生命都面临着艾滋病的阴影。

　　“我不知道艾滋病本身是否改变了游戏规则，因为大多数的艺术依然继续忽视它。”独立策展人和评论家约瑟夫·沃林(Joseph Wolin)表示，“不过， 菲利克斯的创作毫无疑问地改变了游戏规则，他的作品都是关于艾滋病的。我想是他作品的整体结构意义深远。”

　　还有很多艺术家是艾滋病患者。1988年，阿特金斯、加里·加莱尔斯 、索科洛夫斯基和奥兰德联合创立了“视觉艾滋病”(Visual AIDS)。这个项目旨在提高人们对于艾滋病的意识，并且持续支持与疾病斗争的艺术家，并致力于保存因病去世的艺术家的遗产。“视觉艾滋病”发起了现在流行的“红丝带工程”，通过名人佩戴丝带的方式表示达对艾滋病活动的拥护。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项目是始创于1989年的“没有艺术的一天”(Day Without Art)，每个机构停止展览一天，引起人们对于艺术界中艾滋病问题的关注。而今，全美国有8000多家机构参与这一运动。

　　事实上，因为艾滋病成为流行病，抗艾运动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现象。南非艺术家丘吉尔·马蒂齐达(Churchill Madikida)用装置呈现了艾滋病患者的恐惧和悲伤。艺术家二人组T&T创立了“PUT-IT-ON”系列，致力于提高印度城市青年对于艾滋病和安全性行为的意识。这些来自全球各地的艺术家的实践被收录在2008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福勒博物馆举办的展览“创作艺术/停止艾滋”中。

　　“我认为艾滋病已经催生了一种通行于全球的艺术语汇，因为它与地球各地的艺术家都休戚相关。”加州纽波特海滩奥兰治县艺术博物馆馆长丹·卡麦隆(Dan Cameron)说，“现在我感兴趣的是这种通行于全球的视觉语言如何发展成一个策展项目。”■

　　(作者系《艺术新闻》撰稿人，朱洁树、聂雯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