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日两国的艺术宣传战：针锋相对

图1 图2 图3 图4

　　蔡涛

　　抗战初期武汉曾经是中国的临时首都，这点已经很少人知道了，在硝烟弥漫的武汉街头消失的一幅大壁画，更加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黄鹤楼大壁画完成于1938年的秋天，由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的艺术家集体绘制，表现了蒋介石率领举国军民奋勇抗敌的恢宏场面，画面宽约30米，最高约12米。戏剧家田汉担任了壁画创作的总指挥，倪贻德、周多、段平右、李可染、王式廓、汪仲琼、周令钊等三厅画家参与了壁画的创意和绘制工作。这幅巨作完成后不久，10月25日，日军占领武汉，壁画随之被毁。但围绕这幅壁画的影像，中日两国之间展开了一场持久的艺术宣传战。

　　目前所见黄鹤楼大壁画最早的图文报道，出现在由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资助创办，吴经熊、林语堂、温源宁等精英知识分子主持编辑的英文外宣杂志《天下月刊》(TienHsia Monthly)，1938年11月，该刊发表了漫画家陈伊范(JackChen，1908－1995，陈友仁之子)的一篇文章《朝向艺术的一个新理念》，文中配有壁画的照片(陈伊范摄)，在照片的说明文字中，他写道：“一幅标题为‘保卫武汉’的大壁画。在著名作家郭沫若的领导下，由中央宣传艺术部(实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英文译误)的一群艺术家绘制。”(图①)陈伊范的这篇报道，强调了中国艺术家集体绘制壁画这种崭新的创作方式。

　　当年12月11日，于日本东京发行的《支那事变画报》(武汉攻略特辑第三)，在《武昌风景》一栏中刊载了黄鹤楼抗日壁画的局部画面，并配有说明文字：“黄鹤楼(前面的壁画是蒋被表现为统帅的抗日画的大作)”。12月28日，日本外宣机构——“日本工房”所编辑的画报《日本》(NIPPON)第1卷第2号，首次以跨页的大篇幅报道了随军记者小柳次一(1907-1994)拍摄的黄鹤楼大壁画(图②)。照片中的日军列队从壁画前走过，士兵们不约而同将视线转向壁画一侧，这种几乎等身大小在同一水平线上形成的两军“相遇”场面，造成了一种奇特的视觉效应。为了避免照片产生歧义，编者还特意附加了说明文字：“宣传壁画《威风凛凛的中国军队》，它所在的这个城市很快就要被日本军占领了。”在壁画图像的上方还配有对蒋介石形象的局部特写——《蒋的‘勇姿’》，以及李可染等人绘制的抗战宣传画，和中国军队丢弃头盔的照片，作为“败军的弃物”作为揶揄对象——也是作为日军在“武汉攻略战”中获得的特殊战利品加以公布，从而迎合和煽动日本国内读者狂热的求胜心态。

　　与日方的画报宣传战针锋相对，1939年6月，政治部三厅特派第三科(美术科)副科长——漫画家叶浅予(1907-1995)在香港创办了《今日中国》(ChinaToday)画报。由于西方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等人的加入，这份画刊以法、俄、英、中四种文字编排，作为中国抗战的外宣媒体，积极向外界传播中国抗战的近况。其发行对象也包括了尽可能广泛的领域：1、香港及东南亚各地书店；2、美洲和欧洲的重要书商；3、大后方的书店；4、政治部的相关机构；5、中国驻外使领馆、各国元首和外交机构。根据叶浅予的回忆，在寄发杂志的元首名单中，甚至包括了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及苏联的斯大林和英国的丘吉尔等。

　　1940年11月，《今日中国》推出了抗战美术特辑。与《日本》画报的排版风格极为相似，该特辑在壁画专栏中使用了跨页版式刊载了黄鹤楼壁画的现场图片。这幅很可能由政治部三厅提供的照片，反映了中国军人及市民在壁画前驻足观看的场面，并在说明文字中提供了壁画的详细尺寸和参与制作的画家人数：“军委会政治部于1938年在武昌黄鹤楼所制之大壁画，长150尺，高40尺，参加工作之画家达二十余人。”

　　与日方对大壁画的报道重在宣扬“占领”和“胜利”的意旨有所不同，该特辑主要报道了抗战初期中国艺术家参与抗战宣传的盛况。编者在序言中强调了全国艺术家都集中在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以及全国漫画界抗敌协会的组织下工作，从后方到前线、从国内到国外，利用展览会、出版物、墙头壁报及招贴传单的各种形式，为国家服务。这份专辑的主要意图在于向外界彰显中国美术界在抗战中的大团结，及由此产生的美术创作的新动向和繁荣面貌。由画家集体创作的黄鹤楼大壁画赫然出现其中，无疑强化了这一意旨。

　　紧接着《今日中国》美术特辑的刊行，同年12月，日本支那派遣军报道部出版了报道摄影画册《征服华中》(《中支を征く》，其中刊用了小柳次一拍摄的另一张黄鹤楼壁画的照片，标题为《武昌黄鹤楼前敌人的壁画》。

　　似乎为了突出日军在“武汉攻略战”中的“牺牲精神”和“惨烈程度”，编辑在大壁画的右侧还刊载了一幅日军士兵挂着战友骨灰盒行军的照片。与1938年底着重于“高扬战意”的宣传意旨已经有所变化，日军在战争初期极力避免的持久战此时已经成为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士兵的大量伤亡也越来越成为日本国内读者关切的话题。而在此之后，日军的宣传重心逐渐转向太平洋战场，揶揄一幅作为特殊战利品的中国抗战壁画，显然不再对日本读者构成吸引力。

　　中方关于大壁画的报道继而出现在1942年，伦敦威廉＋诺盖特公司 (Williams &Norgate)公司出版发行的英文宣传画册《图像中的中国》(Chinain Pictures)，在该画册的“战时中国美术”栏目中重新刊用了《今日中国》杂志中的同一幅壁画照片，说明文字亦照录后者(图③)。

　　1947年，抗战胜利后由曹聚仁和舒宗侨编辑的《中国抗战画史》，在武汉会战的章节转载了《征服华中》所刊载的壁画照片。这也是中方首次在出版物中使用日方拍摄的相关图像，但编者对这一照片的说明——“身负骨灰之日军(前第三人)走过黄鹤楼”，显然出于误读，可能是对日方出版物中的说明文字引用不慎所致(图④)。在中国抗战经历了巨大而惨烈的牺牲之后，将照片中日军士兵以枪刺挑起的包袱误读为骨灰盒，也未尝不是编辑们愤恨心态的微妙投射。

　　黄鹤楼大壁画在抗战期间遭日军涂毁，现存的唯一一件画稿出自王式廓(1911-1973)手笔，由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收藏。在这张旧式信笺的中央部分，作者以潦草的速写法依稀勾勒出一群行进中的战士形象。信笺的朱丝栏外，王式廓作了文字说明：“一九三八年武汉大壁画草稿。是田汉叫我画的。一九六九。四。五。”。

　　(本文有删节。作者为广州美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