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摄影者的写实之路

刘恩科摄影作品《望》。 刘恩科

　　核心提示

　　1983年，刘恩科拿起照相机，是因为工作，必须的；30多年后，他的工作已变成了他的爱好。

　　从热衷于以纯风光为主的沙龙味影像中脱身，开始直接用镜头在生活现场切割真实画面，刘恩科下意识地有了这一种摄影自觉，是他以20多年的时间为代价换来的。现在，已没什么能够阻挡他用镜头去捕捉和寻找那些文明的余烬和农耕时代的草蛇灰线……

　　“我认准的还是写实摄影”

　　几天前，刘恩科开车追着一辆三马子跑了几条街，后来还闯了红灯。

　　一眼扫见那辆进城卖菜的三马子之前，刘恩科正郁闷着呢，一大早从家里出来，转悠的时间也不短了，可就没有一个能入眼的，捏在右手的相机都被攥出热度了。

　　像一团火，端坐在三马子上的那个穿红衣的女子，还有女子身边两个被红布遮盖的大菜筐，刘恩科回忆当时就觉得眼前一亮，没有犹豫，左手掌握方向盘，右手举起相机，透过车窗，按下了快门。从黄河新桥追到民主西路，共抢拍到了四张，如今，最满意的一张已经被刘恩科存在手机里了。“你看看，她坐得多端正，像不像一个圣女，正在走向她的皇冠之路？”很巧的是，刘恩科拍的那张照片中，在那个红衣女子头顶之上恰有一个物体，远看还确实有点像皇冠。这种附会之说很显然是一个摄影者想要表达的理想中的镜头语言，就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摄影者刘恩科用这样一张照片，同样记录下了这样一个生活场景：那一个如圣女一样高高端坐的红衣女子和那一辆卖菜的三马子，那一刻正加塞在如潮水一样拥堵的车流之中，这是现实，是生活，也是刘恩科镜头下的真实语言。

　　相机随身带，这是刘恩科的习惯。即使到今天这个手机拍一切的时代，他还是坚持着这个老习惯。不用手机拍照不能说50后的刘恩科OUT了，倒是他自己觉得“手机拍照太过随意”，特别是到了这个年龄，刘恩科的拍摄堪称是谨慎惜拍，他不愿轻率地按下快门。而相机在手，会提醒他时刻对拍摄心存敬畏，也不会让他担心那些生活的细枝末节会从他的镜头下溜走，他用相机就是要锁定社会变化的痕迹，所以，即使跟着老婆去菜市场，他也是揣着相机。还有，时常，他还会舍弃专车抛开私车去专门挤公交车，就是为了“记录公交车上人们的那种状态”。

　　今天，刘恩科将自己的这种摄影行为确切为一种“写实摄影”。“它是一种直接用镜头在生活现场切割真实画面的观念和手法。”刘恩科解释说这是一种不会为了好看而进行摆拍的摄影，它不会干预拍摄对象。“它不是像我当初开始学摄影时，为了拍沙漠风光，特意拉来骆驼进行摆拍。”

　　2014年的最后一天，刘恩科和摄影大家吴平关等几位老友整整一天都呆在一起，那一天他们几位老友挨个做了个“自我盘点”。这是刘恩科和几位好友坚持了几年的一个惯例，每到一年的最后一天，似乎天大的事都比不过他们聚在一起来个盘点的重要。“就是其他几位好友轮流对你一人一年的表现从事业生活等方面做个梳理，优点成绩肯定表扬，缺点不足指正批评。”刘恩科说好友们对他的盘点是“过去的一年在摄影上是很有成绩的”，这让他很充实也很欣慰。刘恩科是个在意朋友的实在人，他在意朋友间的情谊和交情，也感恩他们的鼓励和帮助。只是，这一次盘点时，他多少觉得有些辜负了老友吴平关的情谊。“老吴建议我(该向)新的方向考虑，但我还是认准了我的写实摄影。”熟稔刘恩科的人都知道，他这个人外表随和，但内心决绝，显然，他认准的路，那是十匹马也拉不回头的。

　　摄影的路是确定了，走在路上的刘恩科现在倒是有不少“惶恐”—终究对于摄影本身缺少研究，对大师们的原著的东西也缺乏深入探究，作为摄影者，这些却是他所欠缺的。

　　《陇塬纪事》

　　用刘恩科自己的话说，从纯风光为主的沙龙味影像拍摄到写实摄影，是他的一种“自我突围”。

　　“突围”十多年后，有了20多万张照片和一本。

　　去年12月底，被甘肃省摄影家协会作为历年来甘肃摄影家出版的画册中优秀作品集，被甘肃省图书馆永久收藏。据说，包括在内，被收藏的摄影作品集也只有五六本而已。

　　和圈子里盛行的摄影集相比，尺寸小得有些拿不出手。不过刘恩科不在意这些，他认的一个理是：作品的分量不在于它的外表，而是在观者内心的重量。包含着《永泰古城的前世今生》、《苦水高高跷》、《男人的社火》、《二月二打醮》、《高山葬礼》等10个专题的共收集了100多张照片，这些照片是从刘恩科实践了十多年的写实摄影之路后拍摄的20多万张照片中遴选出来的。

　　“图片纪实性强，故事紧接地气”成了面世后受到关注的理由。国内著名摄影评论家张海龙认为，是在用图片讲故事，他用镜头关注那些“生老病死，稼穑祭祀”等貌似日常流水却非同小可的大命题，来展示一小群人“各有各的活法”以及“万物各有其时”。

　　拍摄永泰古城是从2008年开始的，刘恩科在随后的四五年间多次前往永泰。在摄影界，永泰古城无疑是个已经被拍“烂”了的地方，且无论“优”与“劣”，那个龟形的古城已经成为摄影作品给予我们的固定记忆，但中的《永泰古城的前世今生》里，是一个不同以往的永泰古城，这里面没有了那个司空见惯的龟形古城，只有一组记录永泰古城民众清明祭祀的照片。

　　“2011年清明节，我和一帮朋友再次来到永泰古城，在这里我们见识了可能在中国或者世界上都很难再有的祭奠英灵时借用‘阴书’与亡魂通话的形式。”刘恩科跟拍了祭祀过程。他说，清明节早晨，永泰古城里的民众便打着旌旗，敲打着锣鼓，吹奏着凄厉的唢呐，排着长长的队伍，穿过古城的门洞，向荒凉的墓地走去。到了墓区，人们便分散开，各自跪在自家坟茔前，摆上供果和祭品点燃香烛。

　　“之后，每家都有人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大大的信封，这信封是旧时的款式。信封里是一沓黄灿灿的纸，上面写满了给故去亲人的话。”刘恩科说让他更感奇异的是，坟茔前瞬间响起的一片喃喃的诵读之声。片刻之后，那一声声诵读之声便被嘤嘤哭声代替。转瞬间，那一沓黄灿灿的纸随同信封一起被点燃，然后抛向半空……

　　常常刘恩科会被问到“作为一个摄影者，什么会吸引到你并让你毅然举起相机？”他的回答总是一句“那些闪烁着人性光辉的东西吧。”

　　在中，《高山葬礼》专题记录的是西部某地的一种丧葬风俗；《男人的社火》反映的是一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作品被视为是刘恩科写实摄影的意义所在—寻找文明余烬，记录即将消失的文化遗产。

　　“有太多的摄影者都专注于如何模仿才能获奖，却忽略了原本应该投入感情及人性。” 张海龙在的序言中如是而言。显然，刘恩科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摄影者，他的全部影像实践似乎就是要实现“艺术是对罪愆、苦难、希望和真正道路的观察”。

　　“我现在才入门”

　　1983年高中毕业的刘恩科通过招工考试，从一名工人成了一名拿相机的秘书。

　　他的第一个摄影作品是发表在报刊上的一位领导出席活动的题词照片，那时他学拍照整一年。

　　1992年，刘恩科的一幅摄影作品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这让业余期间进行风光摄影的他备受鼓舞，等到1999年一幅呈现沙尘暴的《突围》的摄影作品在昆明世博会上获得大奖之时，刘恩科的风光摄影之路如日中天。

　　但仅仅一两年之后，他便选择从风光摄影脱身。

　　“周围很多一起玩摄影玩了五六年的人，后来都悄无声息了，那里面有的还曾是分量很重的人，但都中途放弃了(摄影)，原因除过自身懒惰之外，最主要的还是从风光到风光拍摄，让他们再无法突破摄影瓶颈，最后多是自己放弃的。”刘恩科觉得“瓶颈”不只是出现在他人的身上，自己也概莫能外—他迷茫过，也彷徨过。“把那个沙漠翻过来倒过去地拍，国际上的金奖都那么多了，你还能再怎么往下拍？”

　　刘恩科选择脱身。身边那一个个放弃摄影的例子刺痛了他，他觉得自己算是看明白了，如果你想把摄影当成终身的追求，你必须有强大的知识积淀，靠着那一层层的积淀才能把你本身往前推进。“对摄影，对土地，让他有了一种下意识的摄影自觉，将自己从扛着长枪短炮的普通摄影群体中抽离出来。”摄影评论家张海龙这样看刘恩科的“脱身”。

　　“从风光转到写实，应该是我个人摄影上的一个突破，也是我对摄影由浅到深的一个认识过程。我觉得我现在才刚刚入门。”刘恩科说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寻找摄影的真谛和本质。“摄影的真谛是复制，写实才是摄影的根本。”刘恩科写在中的这句话表明了他的寻找结果。朋友眼中，刘恩科的这种寻找是用双脚走出来的。“在我眼中，他是和杨延康、石宝琇、于德水、胡武功一样的摄影家，是摄影群体里的圣徒，都在长旅上马不停蹄，让自己萧瑟的身影穿过国土和村庄，掠过寺院和风俗，用双脚丈量着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作家叶舟如是而言。

　　30多年的摄影经历让刘恩科很反感那种一说起风光摄影就带着一种贬低的说辞，在他看来，摄影是多元化的。而对于写实摄影，刘恩科觉得自己是不会动摇的，因为这条写实摄影的路是自己发自内心的选择。

　　再过几天，刘恩科就正式退居“二线”了，他清楚这意味着摄影将跃居成为自己生活的“一线”。有此寄托，他说自己没有退下来的失落感。

　　本报首席记者 雷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