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国：文治的艺术

　　现藏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明代华亭沈庆临摹《瑞应麒麟图》局部（《瑞应麒麟图》原作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由明代儒林郎翰林院修撰沈度作于永乐十二年。）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宣德皇帝（朱瞻基）绘《武侯高卧图》 大英博物馆藏永乐漆盘　　大英博物馆藏永乐龙泉窑瓷盘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明代李在绘《山水图》

　　柯律格(Craig Clunas) 

　　明早期的帝王期望国家的治理能够达到一个理想境界，即“文武双全”。此间，所有拥有文字技巧和表达天赋的人才得到重用并予以提拔但他们同时也肩负着巨大的潜在的政治危险性。皇帝只需通过对当时文书的主要创作群体——知识分子精英的控制和引导，即可轻易达到监督、审批文字内容的目的。

　　明代中国的朝廷首先自上而下地针对语言文字进行全面控制，由于政权高度重视对于文字的掌控。明早期的帝王期望国家的治理能够达到一个理想境界，即“文武双全”。此间，所有拥有文字技巧和表达天赋的人才得到重用并予以提拔但他们同时也肩负着巨大的潜在的政治危险性。皇帝只需通过对当时文书的主要创作群体——知识分子精英的控制和引导，即可轻易达到监督、审批文字内容的目的。除此之外，明早期的帝王及其配偶也会撰写文本，或者至少是将自己署名作为合作者之一，例如明成祖朱棣《圣学心法》——儒家学说为指导，述说治国之道；《为善阴骘》——道德慈善之士传记；《孝顺事实》——历代拥有孝顺美德人士的记载；仁孝徐皇后撰《劝善书》；宣德皇帝编撰为帝指南《帝训》、为官守则《官箴》及《五伦书》等政治理想御制。

　　明早期统治阶级除了重视引导和确立儒家经典的解读方式，更没忽视佛家和道家思想，使得它们得以自上而下在民间广泛传播，流传至今成为根深蒂固的宗教传统。同一时期，上层阶级另外还注意到了规范中文字体表现形式的必要性，中文手写体除了通过书法本身的形式流传外，还会以拓本为范。书法，作为同时具有自身字面含义及美学价值的客体，千百年来都是所有艺术表现形式中最受人推崇的，在明初也不例外。它们成为了当时著名书法家的品德和社会声誉的象征物。随着北宋(960-1127)一系列“法帖”作品的完成，这些以书法墨迹作为摹本，将其镌刻于石上，再拓成墨本装裱而得的碑帖的书法艺术载体开始成为帝皇所关注的事务。其中明代最早出现的，是于1416年成书的《东书堂集古法帖》，它不是朝廷产物而是由开封府内的藩王周王完成的。开封除了是北宋的都城之外，也是明朝皇室的分支。那里的皇室成员都对于自己作为蒙元入侵前的本土汉文化遗产的继承拥护者角色具有充分的意识，而皇室中最为活跃的要数周宪王朱有燉了。他是永乐皇帝的侄子，也是一位多产的艺术家和杂剧作家，同时还是“东书堂”系列作品的拥有者。他于1417年主持镌刻了最受世人所赞誉的书法家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兰亭集序》的拓本，这一贡献正体现了藩王作为明王朝文化传播者角色的重要地位。许多藩王贵族衙邸内都藏有数量庞大的古代不同时期的各类艺术品，例如山西省太原的晋王以及明朝平定云南的开国功臣沐英及其后代等。

　　明早期朝廷负责组织整理那些作为优秀文化遗产的书法作品及其诗文内容的同时，还尝试建立了一套运用于各种书写和印刷文本的标准书体形式。这一书体被称为“台阁体”，与同时期书法家“二沈”兄弟密切相关(沈氏家族来自华亭——现今上海松江)。沈度，曾于多个藩王府内侍为幕宾，受聘于幕主贵族为其参谋事务、佐治公事、进谏良言。直到1402年朱棣占领南京夺得帝位后不久，深受其赏识，沈度很快成为了皇帝最为欣赏的书法家。沈度在他的人物肖像画中衣着文武官员的常服：身披红袍，腰佩宝石绶带，头戴马毛乌纱帽。另有一件更为贴近沈度生活的文房用具遗物——他艺术创作每日必需的一方墨砚，镌刻其上的文字正是沈度曾供职于翰林院的证据(翰林院是直接服务于皇帝本人的官署)。沈度的弟弟沈粲(1379-1453)以及儿子沈藻(活跃于15世纪晚期)都被之后的帝王们所重用。

　　他们的书法风格承袭元代书法大家赵孟頫(1254-1322)，又自成一派，成为明代台阁体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书风影响了官方文书的书写，成为一种官场书体，宣德元年的《勑谕文武群臣夏原吉等》就是一件例证。实际上，台阁体这一书体在明初开始规模化，它的影响范围不再局限于朝廷和官府，波及了朝野间的整个书坛，传播到普罗大众处。台阁体出现在书本、告示和纸钞上，甚至还出现在由底层工匠铸模制造的铜钱上。迁都北京后，自1410年开始铸造铜钱，上面都刻有“永乐通宝”的纹样。在发行一段时间后，铜钱甚至大量流通于明王朝之外的区域。它不仅印有明王朝的“永乐”年号，也将它的官方书法形式传播给了不同地区的人们。

　　国家年号通过器物也可以广泛传播到各地。15世纪早期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期，此时开始在不同介质的物品上系统性地出现了纪年，从瓷器到漆器，从金属器到织物等。纪年文字为“永乐年制”和“大明宣德年制”这两种。从宣德年间起，这些年号都是以台阁体这一官方书体形式书写的，使得台阁体成为了现今数据时代电脑中文字体运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概括性地被称为“明体”。

　　书法与印刷对中国与外部世界沟通也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当时中国的上层阶级与其他东亚地区是能够顺畅地运用古汉语交流的，他们有足够的把握以汉字写信是能够得到对方的中文回复的。儒家经典和《关于撰写古汉语诗歌的指南》在日本和朝鲜都有印刷出版，这些都是在文学上与不同地区共享文化的证据。

　　即便在整个书画范畴中绘画相较书法并不是最核心的部分，但它对于统治阶层来说仍旧是最值得关注的文化产物之一。首先，贵族阶级作为拥有大量系统的绘画收藏群体，而后又成为了当代画作的主要生产者。就绘画题材和风格的选择问题而言，需要由那些能够解读其中深刻意涵的人士来规范其表达形式。1416年，周宪王，这位驻守于曾为宋朝都城开封的藩王，在“东书堂”完成了一系列法帖作品，另外还绘有一幅以历史人物形象为主题的、极具当代现实意义的画作——《诸葛读书图》：这是一幅虚构的诸葛亮(181-234)画像。诸葛亮是一位半虚构的军事家、三国时期(220-265)蜀国的忠诚谋士。作为忠于主上的谋士，诸葛亮的形象正恰好可以象征周宪王作为帝王的侄子与他叔叔永乐皇帝之间最理想的关系。

　　类似地，以这位忠心耿耿的智者形象来折射臣下尽忠效劳的寓意的，在15世纪初期另外一幅绘画中有所体现。这幅画是由明代早期最具艺术天赋的皇帝——宣德皇帝(他甚至可以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有绘画天赋的统治者之一)创作的。《武侯高卧图》手卷完成于1428年(“武侯”是诸葛亮的另一个称谓)，画中半倚在竹下粗壮的男子人物形象正是传说中的著名思想家。宣德皇帝将这幅画作赐予了他的一个近臣，正如他将他的大多数作品赏赐他人一样。这位近臣便是陈瑄(1365-1433)，一位拥有众多卓越功绩的资深武官，曾于1402年靖难之役至关重要的时机转而投效朱棣，而后被封为平江伯。他为明王朝作出的最杰出的贡献是他所负责的漕粮运输工程，成功地连接了南方与新都城北京。在1411年，他主持重启大运河，这是一条至关重要的水路，一直到19世纪汽船的发明应用之前，朝廷都须要依赖它带来持续的经济收入。“文武双全”可谓是集于陈瑄一身，正因如此帝王才专门御作绘画赏赐于他。

　　如今，海内外尚存有12幅宣德皇帝的绘画作品。其中不乏折扇作品，这一在当时算是一种崭新的表现形式，最终也成为了中国绘画最普遍的形式之一。由宣德皇帝亲绘的《山水人物扇》上的纪年为1426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扇面中国绘画作品。折扇绘画是由日本或朝鲜首先开创的，最初在中国被看作是外来的新奇事物，或许它在15世纪时仍会让人产生舶来品这一联想。皇帝的逸乐活动除了本身的休闲意义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政治目的，那就是从各方面侧面反映出帝王统治下的平顺安稳：天下大治、国泰民安的现状是得益于帝王将“‘文’治”置于“‘武’治”之上的缘故。

　　多数明初的宫廷绘画是出于庆典意义而作的，传递和平、繁荣和善治的良好寓意。这实为帝王为稳固统治所需的工作，但实务由专职宫廷画家负责是具有同等效果的。这些宫廷画家许多被授予锦衣卫的武官名衔，一方面便于发放薪俸，另一方面再一次强调了文武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边文进的生卒年不详，但他最初与最后的纪年画作分别于1394年和1428年完作。他出生于南方沿海地区福建，永乐时在南京皇宫内即已侍诏，到了宣德时依旧供奉于内廷，辗转至北京。一直到1426年，他以涉嫌贪腐为由被宣德皇帝罢黜。他得名于他的花鸟画，通常有着吉祥的寓意，或者是再现了宫廷生活中多姿多彩的社交活动。在被解职后，他依然会绘制类似于《岁朝图》这样在古铜器中插饰多种具吉兆意涵的植物的画作。

　　流传至今的明早期宫廷绘画中，可以看出“祥兆”和“表彰朝政德治”的主题是最为盛行的题材。倪端(活跃于1426-1435年间)的一幅巨制画作《聘庞图》描绘了统治者深入山林招仁访贤的故事。1414年，孟加拉国的苏丹送来了一只长颈鹿作为供奉，同题材的画作并非仅此一件。这不仅是用以记录来自远方的奇异神兽，更是用以反映宇宙万物间至高无上的帝王及明王朝为天下百姓带来的祥瑞之气。宫廷画家负责绘制这些具有神秘色彩的绘画，包括神兽白鹿、白色神象和清澈见底的黄河等。这一题材的绘画拥有各种各样的版本，或许被用以赏赐朝臣，其中有一幅宫廷绘画——《名人画麒麟沈度颂》上甚至另附有沈度赞颂帝王德政的题词，可见宫廷画家之间良好而密切的关系。其中同样值得纪念称贺并绘制成画的，还有由永乐皇帝的胞弟周定王(1361-1425)朱橚来朝献上仁兽驺虞，这一桥段由于在其子朱有墩1408年(永乐六年)的戏剧创作《得驺虞》中出现而广为流传。

　　这仅仅是这位藩王创作的众多庆贺剧体(许多都有意识地强调对“节义”这一品格的宣扬)之一。朱有燉不仅是宫廷庆贺剧的开创者，也是明代宫廷戏剧最具有影响力的重要人物。元代“杂剧”在如今看来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到了明代，上层爱好且看重戏曲，戏曲依旧具有重要地位：除了供皇室观赏表演之外，其中还有不少为明朝宗室所作。现存的杂剧版本中只有一件是元代流传至今的，而绝大多数现今可见的元杂剧版本皆为明代所作，它们代表了明代统治阶层的品位，而非更广泛的群众的喜好。

　　在宫廷中展示的这些画作很多都是匿名的，例如神兽驺虞的这幅，因为这些画家的社会地位低被认为不足以记录在案，但即便是较高社会阶层的画家，作画时依旧被朝廷势力规范所限制。王绂(1362-1416)是一个拥有官衔的人物，是一位有身份的人而不是工匠，即便如此他的画笔也是受制于朝廷的。他是永乐皇帝登基后的随身侍从之一，与他同侍的还有书法家沈度，两人交往甚密。他最重要的作品是《燕京八景图》卷轴，作于1413年随皇帝北巡选定的新都城北京后。这幅画卷有不少官员的赞美诗句和题词修饰，或许拥有多个版本，将它们分配给了不同地区的关键人物。它不仅作为朝廷决心迁都至朱棣原为燕王时过往的权力范围的信号，又是众多权贵阶层面临这一棘手的政治决策时不得不默许顺从的信号。王绂的画风被称为具有“文人”风格，曾一度隐居赋诗作画，与许多文人墨客为友，但在明初期这一风格如其他的画派一样都被赋予了政治目的。

　　随着文学、绘画与宫廷生活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朝鲜和日本的统治者也开始变成热衷于中国书画作品的狂热收藏家，另外他们还不断敦促和激励本国模仿中国书画风格进行创作。在1437年，日本室町幕府足利义教大将军将自己收藏的为数众多的中国早期绘画大师作品进行展出，一同陈列的还有精美的漆器、瓷器以及金属器；同时期，朝鲜画家安坚(活跃于1440-1470年间)仿照北宋山水画风格创作了一系列作品，他的绘画甚至在明王朝和朝鲜王朝宫廷间兼具同等地位。■

　　(作者系牛津大学教授，本文节选自其策展文章《Wen: The arts of peace》，杨雅筑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