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版：印刷史上的活化石

雕版：印刷史上的活化石 雕版：印刷史上的活化石

　　古籍收藏有很多门类，其中，雕版古籍更是得到许多藏家的重视。

　　古籍收藏玩家李贤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由于雕版印刷在印刷史上有“活化石”之称，所以，收集古籍雕版是骨灰级玩家们毕生的愿望。

　　“虽然雕版收藏不算大众收藏范畴，在拍卖市场上也很少见，但是在我们圈子内，它是古籍收藏的贵族——神秘、昂贵而且稀有。”李贤说。

　　在业内人士看来，雕版收藏前景光明，堪称“未来的奢侈品”。“当你真正看到一张老雕版，里面全是岁月的痕迹，从雕版上的磨损，你能感受到时间的力量。”痴迷于雕版收藏的私人博物馆北京文津雕版博物馆馆长姜寻如是评价。在他看来，一块雕版蕴含的不仅是文化、历史和艺术，也具有科研价值。

　　文化的沉淀，加上岁月赋予的特殊韵味，成就了古籍雕版的魅力。从某种程度而言，雕版收藏家更像是雕版文化的传承者和守护者。在这个文化复兴的年代，它是收藏界待价而沽的明珠。与此同时，记者偶然间发现，和雕版相辅相成的雕版艺术，也逐步在艺术收藏的舞台中大放异彩。

　　始于公元3世纪

　　雕版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公元3世纪的晋代(公元265年-公元420年)，随着纸墨的出现，印章也开始流行起来。

　　公元4世纪的东晋时期，石碑拓印得到了全面发展，它把印章和拓印结合起来，再把印章扩大成一个版面，蘸好墨，仿照拓印的方式，把纸铺到版上印刷，即为雕版印刷的雏形。而用来印刷的拓印底版，也就是最早的雕版。

　　接下来，雕版能够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就不能不提到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雕版印刷术了。

　　大约在公元7世纪前期，世界上最早的雕版印刷术在唐朝(公元618年-公元907年)诞生了。雕版印刷需要先在纸上按所需规格书写文字，然后反贴在刨光的木板上，再根据文字刻出阳文反体字，这样雕版就做成了。接着在版上涂墨，铺纸，用棕刷刷印，然后将纸揭起，就成为印品。

　　根据资料记载，雕刻版面需要大量的人工和材料，但雕版完成后一经开印，就显示出效率高、印刷量大的优越性。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实物，是在敦煌发现的印刷于公元868年的唐代雕版印刷《金刚经》，印制工艺非常精美。

　　而通过雕版印刷的印品，可能开始只在民间流行，并有一个与手抄本并存的时期。唐穆宗长庆四年，诗人元稹为白居易的《长庆集》作序中有“生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烨卖于市井”。“模勒”就是模刻，“烨卖”就是叫卖。这说明当时的上层知识分子白居易的诗的传播，除了手抄本之外，已有印本。

　　值得一提的是，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雕版印刷在唐代尚未盛行，从五代时期开始，冯道始印“五经”。以后，经典皆为版刻本。到了宋代时期，雕版印刷已发展到全盛时代。公元971年，成都刻印总共5048卷的《大藏经》，雕版13万块，花费12年。至今，中国仍保存着大约700本宋代的雕版印刷的古籍，清晰精巧的字迹使之被认为是稀有的书中典范。

　　列入非遗保护名录

　　众所周知，雕版印刷术是一种具有突出价值且民族特征鲜明、传统技艺高度集中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凝聚着中国造纸术、制墨术、雕刻术、摹拓术等几种优秀的传统工艺，最终形成了这种独特文化工艺。

　　不可否认，它为后来的活字印刷术打开了技术上的先河，是世界现代印刷术的最古老技术源头，对人类文明发展有着突出贡献。在历史学者们看来，它的实施对文化传播和文明交流提供了最便捷的条件。

　　换句话说，在中国的四大发明中，有两项(造纸术和印刷术)与它直接相关，这在中国其他传统工艺中是罕见的。 因此，雕版印刷在印刷史上有“活化石”之称，去年被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而作为雕版印刷术工具的雕版，其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更是不能抹去。

　　资料中记载，雕版印刷所用的雕版通常由杜梨木、枣木、红桦木等制成。而制作雕版的过程虽然不怎么复杂，却需要一些耐心。首先，将木板锯成一页书面大小，水浸月余，刨光阴干，搽以豆油(5550, -16.00, -0.29%)备用。刻版时，首先将木板刮平磨光，然后将薄纸书写的字样浸湿后反贴在木板上。待纸干透，取下，字迹就已清晰印在木板之上。最后，以刻刀凿刻，令文字阳凸，空白凹陷，锯去版框栏线外多余的木板，就制成了一块印刷雕版。印制时，以雕版字面涂墨，上覆印纸，轻轻捶拓以成印文，与制作碑刻拓片的操作类似。

　　因为大部分历史上遗留的雕版材质都是木头，保存起来非常困难，所以至今存世的古籍雕版都会遭受破损。李贤告诉记者，很多收藏家手中的雕版都是明清时期用来给书籍作插画的雕版。

　　“这些雕版如今分散在各个地方，我的一位朋友曾经还从一个扬州的一个农户家里买了几块雕版——它们差点被那里的人当做柴禾给烧了。”李贤告诉记者。

　　在李贤看来，如今很多人还没有真正了解到那些雕版的价值，而作为中华文明历史的载体之一，雕版的价值需要时间去慢慢开发。

　　雕版艺术的发扬

　　在收藏者的眼里，让他们对其感兴趣的背后因素少不了中国的雕版艺术，二者一直以来都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在扬州从事雕版艺术的老人王大东告诉记者，除了雕版，雕版艺术也一直都是民间艺术家们非常关注的领域。在雕版印刷术被其他高效率的印刷术取代之后，雕版艺术的表现形式也多为民间的“版画”。

　　记者了解到，版画通常为枯燥无味的古籍配图，纷纷以“全像”、“绣像”、“出相”、“补相”为招揽，使雕版印刷的典籍平添万种风情。创作木刻以刀代笔，不似复制木刻那样照刻笔画的画稿，所以要讲究刀法，恰如书画讲究笔法一样。刻画和画画相反，是在黑地上刻出白线，版画家应掌握这个特点来创造与笔画不同的木刻特色。木刻家善于运用和发挥木刻的特色，才能称得上是创作木刻版画。

　　值得一提的是，戏曲人物木刻雕版画是从属于版画艺术中的年画表现形式，而戏曲人物版画又是民俗年画的主要表现形式，因为年画是最具地域特色的民间艺术，各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风俗孕育了多姿多彩的年画艺术。明清时期，是我国年画的繁盛期，全国形成了众多的版画生产中心：素有“南桃北杨”之称的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还有山东杨家埠以及河南朱仙镇等。

　　王大东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一直以来，木刻版画雕刻技艺要求很高，没有一定的绘画技艺和长期的雕刻实践经验，是难以达到此类戏曲人物画雕版的制作水平，木刻雕版是中国传统木版画的载体。

　　“我遇到过几个收藏家，他们对我们的木刻雕版非常感兴趣，有些(收藏家)表示，要将我们的雕版以及版画全部买下。”王大东说。

　　王大东还向记者展示了几套木刻雕版戏曲人物版画。而这套作品具有典型的传统木版画的制作工艺。

　　王大东告诉记者，雕版是所有版画的基础，如果雕版制作的技术是完美的，那么之后无论是通过刷印还是拓片，都具有绘画和木版画的艺术特征。对于木刻而言，能够纤细如发，制作精工，也能以简约的刀法刻画出人物事件的风神，更强调刻画的力度、黑白的对比、立体黑色的浓淡关系，有和雕塑、碑刻相近的韵味，格外生动有力。其中，对于神的刻画，让人有精力四射之感，留下极深的印象。

　　李贤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木刻雕版的艺术特点就是尽可能利用对象的本色，显出木味；巧妙利用“留黑”手法，对刻画的形体作特殊处理，获得版画特有的艺术效果；发挥刻版水印的特性，让大块阳刻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通过巧妙构图，以丰满密集和萧疏简淡等不同风格来衬托表现主题。

　　总而言之，雕版艺术中的木刻版画，是中国美术的一个重要门类。独特的刀味与木味使它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与地位。

　　佛教雕版互为因果

　　在研究雕版艺术的过程中，记者发现，在中国雕版艺术发展史上，佛教的影响至为关键。

　　由于雕版印刷术最早大量用于佛经佛画的刻印，国内现存的雕版印刷早期产品，就以佛教经像为多。这也印证了宗教宣传的需要，是促使雕版印刷技术定型的首要动力。

　　由于佛经版画对于弘法传教的重要功用，宋元以后直到明清，凡刻印佛经，几乎没有不附佛画插图的(本文所述及的佛经版画，就指这类佛经木刻插画，不包括其他独立于经文存在的佛教画像)。佛经版画雕刻精细，构图严谨，庄严素美，大多出于版画名家之手，是中国雕版艺术与印度佛教文化共同浇灌出的一朵奇葩，具有独特的审美和文化意蕴，并直接影响了明清时期蔚为大观的书籍所附木刻插图，成为中国欣赏性版画的鼻祖。

　　在历史学家看来，雕版艺术受到佛教影响的原因也很好理解，因为产生于古印度的佛教，约在公元前2世纪左右传入中国，并逐渐与中国人的礼仪习俗融合在一起，其具体表现就是印度佛教中的皈依三宝，逐渐中国化为三宝崇拜及佛经供养，而“佛、法、僧”三宝之中的“法”即指佛教经典。

　　中国佛学院教授白化文曾说：“供养经卷是汉传佛教在译经过程中自己慢慢摸索出来的一种供养，它带有中国固有的重视图书内在影响的思想。唐五代，上至皇帝百官、下至平民百姓，都将抄写佛经、绘制佛像作为对佛的一种功德，并以捐献数量多少为虔诚程度的标志。”

　　另外，印度佛教中的“法舍利”最早是将泥塑佛像等放置塔中，作为供养。与此同时，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记载，义净在印度看到，不仅有“拓模泥像”，还有“或印绢纸”的印钤佛像作为法舍利放置塔中。据郭鲁柏《西域考古举要》记载，印度流行的佛像印章，“模型做自中国”。而中国近现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在五代雕印的佛画《大圣毗沙门天王像》题记中说：“古人供养佛菩萨像做功德，于造像、画像外，兼有制版，盖自唐时已然。”

　　正是由于中国佛教徒对佛经及法舍利的大量需求，促使可大量生产的刻本佛经及捺印、雕印佛像代替费工费料的写本佛经和泥塑佛像舍入塔中作为礼敬之物。如果说中国寺庙石窟造像、壁画、雕塑等，有着来自印度佛教艺术的明显影响，钤印、雕印佛画的产生则完全源于中国化的供养方式的需求。

　　不仅如此，捺印佛像盛行于南北朝、隋唐时，则是利用了中国原有的印章及肖形印技术，即将佛像刻在印模上，依次在纸上轮番捺印。印模图案多种多样，既有在莲台上结跏趺坐的佛陀，也有头戴宝冠，偏袒扶膝而坐的菩萨。

　　20世纪初，在敦煌和新疆发现了很多晚唐时期的“捺印”佛像，这些印在纸上的佛像，大多是图像重复的“千佛像”。《中国书史》作者郑如斯、肖东发在书中所述：“这种模印的小佛像，标志着由印章至雕版的过渡形态，也可以认为是版画的起源。”

　　很难说雕版印刷术与佛教孰为因，孰为果，雕版印刷术一经发明，就为佛教的寺院与信徒运用作为弘法的工具。雕版印刷方法实际上是从玺印的捺印法和石刻的拓印法发展而来。据文献记载，早在初唐时期(约公元645-公元664年 )，玄奘法师曾以“回锋纸”大量刊印“普贤菩萨像”，分送信徒。所印普贤像今虽不存，但四川、甘肃、新疆、浙江等地，有许多晚唐五代“上图下文”形式的单叶印经印像传世。

　　自东汉历经六朝，直到唐五代，供养佛经均为“写经”，极少数附有绘写佛像。唐代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佛经”与“经变图”方有合流的趋势。由于雕版印经促成了佛经的普及化，加之佛经附插画，把“经文”变为“图像”，以图解文，利于弘法，遂使原来属于壁画传统的经变图，在佛经中寻到了新的出路。所以，我国佛经刻印甫一开始，就是“文图合一、书画并重”的。

　　传承保护尚需健全

　　由此可见，无论是雕版还是雕版艺术，其背后的历史文化价值都无法估量。不过，让李贤感到忧心的是，雕版和雕版艺术在界内虽然有非常好的口碑和地位，但是传承和保护却不是那么健全。

　　“很多地方的雕版艺术已经失去了传承，用来做版画的雕版更是因为很多民间艺术没落之后，成为了普通人家中的柴禾、垫板。等到一些有眼光的藏家找到的时候，破损度已经非常严重了。”李贤说，“甚至一些非常珍贵的古籍雕版，因为人们对它们了解不足，没有受到非常好的保护，可以说是雕版收藏界的巨大损失。”

　　其实不止是李贤这样对雕版收藏怀着满腔热情的收藏者们，国家如今也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对古籍雕版以及雕版艺术加大保护。

　　据记者了解，故宫博物院近年来对馆藏雕版进行了整理和保护，统计显示，现藏有23万余块雕版，以清内府雕刻居多，其中，清武英殿刻《二十四史》的雕版就有2万余块。而故宫馆藏雕版的数量为海内外古代雕版的最大遗存，且都是中国历代皇家收藏的雕版“重器”。

　　与此同时，作为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源地的扬州更是加大了对雕版版片的整理和收藏，光是扬州双博馆，藏有的明清古籍版片就达20余万片。另外，浙江省图书馆管理的嘉业堂藏有3万片古雕版。这些雕版目前都是“记录在册”的，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古雕版没有记录在册，比如寺院藏品以及私人藏品。私人博物馆北京文津雕版博物馆馆长姜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其藏馆就有2万多块古雕版以及雕版残片。

　　业内人士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应对国内现存古代雕版进行普查，普查的对象不仅包括国有机构，还要包括一些私人藏品以及存放在寺院的佛经版、佛画版、各地年画博物馆收藏的年画版等。此外，还需制定雕版保护的统一条例，使雕版保护有据可循。同时，对重要的雕版进行补版，使现有雕版不再蒙受不必要的损失。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国家雕版数据库、编制雕版图录类工具书等。

　　雕版不同于书，它的研究价值不言而喻。我国资深古籍版本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翁连溪指出，故宫馆藏的2万余块清武英殿刻《二十四史》的雕版中，诸史版心上分别镌刻“乾隆四年校刊”“道光十六年重刊”，辽金元三史又有“道光四年校刊”刊记，并有书口上刻有“康熙二十五年重修”字样的书版数百块。这对考证和研究相关史书的刊刻年代有极大帮助。

　　或许正如姜寻说的那样，“收集的古董雕版，历代延续下来，像古老的山脉一样，它可能动不了，但已成为一种原始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