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桥的日与夜：艺术之花盛开在垃圾堆上

　　文/宋诗婷

　　在北京黑桥村被环形铁路包围的1.93平方公里土地上，生活着近千名艺术家，其中70%是年轻艺术家。他们是城市边缘的“外来人口”，一边忍受烧煤停水，一边享受觥筹交错。

　　开放的卡拉OK空间，MV投影打在破旧的小面包车身上，廉价而迷幻的灯箱招牌偏隅一角，被垃圾铺满的河道贯穿整个空间……这些触碰得到的场景与墙上的油画相呼应，营造出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空间。

　　冬天的北京，空气里有股雾霾混杂着煤灰的腐朽味。黄敏个展“黑桥村：一种微观叙事”在位于南皋村的在3画廊举办。画廊藏在北京塑料三厂里，工厂结构和798相似，但这里的创意园区刚刚起步，零星的艺术机构和画廊在被车间和员工食堂包围的空间里很不显眼。

　　展厅内，艺术家和他的艺术圈朋友衣着光鲜，彼此寒暄。隔壁，一个德国艺术家的影像展同期开幕，外国人挤满了展厅，源源不断的红酒被抬进去，他们举着高脚杯相互祝贺，行贴面礼。

　　两个展厅的对面是塑料三厂的食堂。晚上5点，穿着蓝色工装的工人正在食堂吃晚饭，对于外面的热闹，他们并不感兴趣，或者，早就习以为常。

　　吃完饭，他们中的一些人会在画廊周围转转。德国人的东西他们看不懂，黄敏的“黑桥”就在隔壁村，那景象他们熟悉，有些员工的家甚至就安在黑桥。于是，展览现场就出现了有趣的一幕：穿着蓝色工装的中年女工手里拿着还没吃完的半块馒头，边咀嚼，边参观展览，并在某些熟悉的场景前多停留一会儿。

　　相同的错位和混搭，无时无刻不出现在黑桥村。被环形铁路包围的1.93平方公里上，村民不足2000人，流动人口愈7万，艺术家近千人，黑桥村是当下中国艺术家生存状况的缩影，也是一个被北京城遗忘的角落。

　　从黑桥到798，成了黑车司机最熟悉的路线。

　　这是黄敏第一次觉得，自己的艺术离普通人的生活如此贴近。这种贴近是地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作品的主题“黑桥村”是黄敏的黑桥村——2008年，她和先生马军把工作室搬到了这里。“黑桥村”也是厂工、农民工和村民的黑桥村，那是他们在日益膨胀的北京城里最后的归宿。

　　五年前，黄敏和马军的工作室在费家村，那是一个独立的艺术区，与周边的村子相分隔。但2008年前后，北京城内的很多艺术区突然拆迁，费家村也不例外，他们只好重新寻觅工作室。东营、北皋、长甸……他们把当时活跃的艺术区看了个遍，最终选择了黑桥。

　　黑桥好在便宜，可以租下足够大的空间。坏在垃圾漫天，没有路灯，连条像样的柏油马路都没有。

　　天气好时，站在黑桥的主干道上，可以远远地望见白色的望京SOHO。从村里打一辆黑车，15分钟就可以到达798艺术区，这是黑车司机最熟悉的驾驶路线。2008年之后，越来越多艺术家搬到黑桥，其中，刚离开美院不久的年轻艺术家占到近70%。

　　和798、草场地等老牌艺术区不同，黑桥的艺术区成点状分布，大大小小的区域有六七个，散落在民房和仓库之间。黄敏和马军所在的光华艺术区是黑桥村最早的几个艺术区之一，这里还住着艺术家钟飙，他那1000平方米左右的工作室里有工作区、生活区和一个自己设计的花园。2009年，他在村里举行的那场大party至今是黑桥村津津乐道的传说。

　　二道八号院是黑桥规模最大的艺术区，和粗放型经营的其他艺术区不同，二道八的老板在艺术区里修了篮球场和人工湖，每户工作室门前都有一个小小的院子。

　　马东利就是这168户艺术家之一。在搬来黑桥之前，他的工作室在一处民宅里，画了两年，想画大画了，不得不寻找更大的空间。“正好马军推荐了黑桥。”马军是他在中国传媒大学的任课老师，也是他在那所非美术院校里结识的为数不多的“可以聊聊艺术”的人。

　　B区2号院住的是“川美帮”。2008年，四川美术学院毕业的张伊铭、何伟、赵波等师徒五人组团从蜀地搬到离当代艺术更近的黑桥村。他们租下整个B区，把它隔成几个工作室，就此成了北漂。成都人喜欢酒吧，他们就在村里合伙开了一个，起名“蓝房子”。这个不足100平方米的小酒吧在黑桥村的艺术圈里无人不知。不久前，黄敏也成为股东之一。

　　“我琢磨了一下，要搞艺术，就从与最牛逼的艺术家做邻居开始。”摄影师吴迪的工作室很好辨认，F区，门口立着个戴面具的模特，而他口中的牛逼邻居就是艺术家张大力。吴迪是艺术圈的闯入者，他非科班出身，年过三十才成为职业摄影师。“和王庆松、张大力做朋友，让我少走了10年弯路。”吴迪说。

　　前段时间，有人放出工作室转租的消息，消息一出立马脱手。“早建好的这些工作室便宜，抢手得很。”吴迪说。

　　所有工作室都建在农业用地上，严格算来，都是“违建房”。但至少，目前看来，黑桥是安全的。环形铁路保护了它，开发商不愿进来，村委会对艺术家的入住也处于放任状态。村民和开发商看到了商机，每天，破旧的民居和仓库间都有新的工作室在生长。

　　艺术家和打工者一样，都是黑桥的“外来人口”。

　　从法国到黑桥，从奥地利到黑桥，从德国大使馆到黑桥，从798到黑桥……艺术家常常在有着天壤之别的生活状态中转换，练就了能屈能伸的本领。

　　住在二道八号院的马东利有一个微信群，群里有上百个艺术家，除了偶尔有人办展会在里面吆喝一声，他们几乎不讨论艺术。“有老鼠怎么办”、“你们家停水了吗”、“煤烧不热啊”，生活逼着他们接地气。

　　到黑桥的第一年，马东利自己烧煤，大半夜披着衣服跑到室外，学着老乡的样子拼命加煤，却怎么都烧不旺。风一吹煤灰全扬到脸上，狼狈不堪。“终于忍不住了，第二年开始雇人烧。”

　　二道八号院门外就是村里的主干道，马路两旁立着一个个粉色的小房子，最初以为是艺术区前的保安亭，走近才发现，房子里堆满了乌黑色的垃圾。垃圾被焚烧，黑色的烟从粉色的房子里冒出来，和雾霾混在一起。

　　黑桥的自来水严重不符合饮用水标准，村民和艺术家都知道。吴迪常年和绿色和平组织合作，他有检测自来水水质的设备傍身。从水龙头涌出的带着气味的地下水只能用来洗衣服，村里的桶装水公司生意兴隆，一个电话打过去，十几分钟就能送到。“30块一桶的用来喝茶，10块钱一桶的用来做饭。”吴迪说。

　　夜晚打车去黑桥要和出租车司机斗智斗勇。先到望京，再到草场地，最后再坦白，告诉司机到黑桥村。男司机会抱怨，女司机会害怕，乘客满心侥幸。

　　村里有三趟公交车，那是村民和打工者的交通工具。村中华联超市对面常年停着一排黑车，每个艺术家都有几个相熟的黑车司机的电话，方便自己，也方便来访的朋友。

　　黑车司机老陈是村里人，在村口等活几年了，他清楚地知道各个艺术区的具体方位，甚至有个别能叫得出名字的艺术家。他知道那个住在光华艺术区的钟飙很有名，总有记者和穿着奇形怪状的男人女人去拜访他。至于他是搞什么艺术的，老陈不知道，也并不关心，因为他们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艺术家和普通百姓生活在同一区域内，却是毫不相干的两类人。他们有各自的圈子，去不同的餐馆吃饭。艺术家白天睡觉，晚上狂欢或者创作，普通百姓白天工作，晚上睡觉或者失眠。

　　除了黑车司机和靠艺术家赚钱的人，村里没多少人关心艺术家的生活。在当地派出所的职责范围里，艺术家和打工者没有区别，都不过是“外来人口”。

　　在关于黑桥的社会新闻上，为生活环境发声的艺术家失去了名字。他们是许先生、包先生、王先生，别管你是行为艺术家、雕塑家还是油画家。

　　村里有唯一一所小学——红旗小学。这所农民工小学里有一位“扫地僧”陈师傅。两年前，陈师傅开始在学校的各种宣传单背面画画。他负责给学生和老师做饭，每天十一点之后睡觉，早上三四点起床，他用睡前的时间画画。葛优、李嘉诚、余秋雨、左拉、裴多菲、撒切尔……陈师傅画的都是些与生活遥远的人物。

　　黄敏在准备展览时发现了他，把他和红旗小学学生的作品列入了展览计划。现在，陈师傅偶尔会去黄敏和马军的工作室看看，他想跟黄敏学画油画。陈师傅压低声音悄悄地说：“但说实在的，给学校工作，哪敢大张旗鼓搞自己的事啊，还是等到退休以后吧。”

　　年轻艺术家聚集在黑桥寻找机会，既热血又迷惘。

　　黑桥和其他成熟的艺术区不同，区域内没有有规模的画廊和艺术机构。“我们说要有空间于是就有了空间”、“分泌场”、“OFF空间”，和2014年刚刚起步的“ACTION空间”等几个非营利性空间是黑桥近两年的亮点，也是很多默默无闻艺术家的平台。

　　“我们说要有空间于是就有了空间”策划的“夜走黑桥”是2013年艺术圈的焦点事件之一。这个由崔灿灿发起的项目吸引了包括艾未未、赵赵、刘铮、王音在内的40多位艺术家参与创作，黑桥因“夜走”而知名度大增。

　　奥地利艺术家Bianca五年前来到中国，一到中国就扎进了黑桥，不久后又成了黑桥艺术家何伟的女朋友。和多数常驻中国的国外艺术家不同，她的创作不包含任何中国元素，那些图案和色彩是属于欧洲的。

　　但她和艺术家Anna Hofbauer共同创办的“OFF空间”却和中国发生着关系。五年来，许多国内外艺术家在这里办过展览。前几年，所有展览的经费都是Bianca和伙伴两人解决，去年开始，她们得到了来自奥地利官方的基金支持。

　　做“ACTION空间”一年，钱龙越发感受到了黑桥村不同于以前的“紧张”。这种紧张的氛围和感受来自环境，也来自艺术家自身。年轻艺术家聚集的地方，有梦想，有热血，同时，也有迷惘和焦虑。

　　2013年，杨松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毕业前，他靠在学校时“接活”的钱和同学一起租下了黑桥的一间工作室。“当时就觉得，牛逼的艺术家生活就要开始了。”杨松脸上还有当时的兴奋。和大多数渴望成为职业艺术家的美院学生相比，杨松是幸运的，他的影像作品《蜕》受到关注，其他作品也偶有销售。“可以靠卖作品养活自己了。”杨松说。

　　黑桥有张大力，还有孙原、彭禹夫妇，也有马军、黄敏夫妇和吴迪这样的艺术圈中产阶级，但更多的是需要机会和正在寻找机会的年轻艺术家。

　　非美院出身，马东利没有美院老师和前辈的帮助，他甚至觉得，自己从未真正融入这个圈子。刚到黑桥时，他主动社交，出席饭局，也参加其他艺术家组织的牌局。“谁知道玩牌就真的只是玩牌，从来不聊艺术，慢慢地就不参加了。”马东利说。

　　最迷惘的时候，他很媚俗地去骑行川藏。这趟艰苦的旅程对于他来说，除了多些谈资，几乎毫无帮助。“现在尽量认识些策展人，让马军老师多帮帮我，也只能慢慢来了。”

　　B区2号院的“川美帮”来北京后创作风格都发生了很大转变。张伊铭和何伟从写实变成了抽象，赵波从符号化的波普变成写实。

　　张伊铭偶尔会怀念在四川和重庆的好日子。2008年之前，中国油画市场正如日中天，有写实传统的川美油画系屡屡有人卖出高价。“活得跟个大爷似的。”张伊铭说，那时候，他中午起床，下午画画，晚上就去吃饭喝酒，活得醉生梦死。

　　来北京后不久，何伟和签约的一家重庆画廊解约了，失去了稳定的收入来源。手头的创作持续了两年，未参加过展览，也没卖出过一幅作品。“实在没钱了就去接点装饰画的活。”何伟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偶尔会陷入忧郁，忧心创作，也焦虑生活。

　　“黑桥像麻辣烫，各种材料都混在一起了。”已经移居京旺家园的艺术家厉槟源说，他不喜欢工作室，空间太大，人消失在堆成山的创作材料中，太过孤独。如今，他的创作方式已经不需要一个固定的工作室了。

　　厉槟源并不怀念让他在艺术圈站稳脚的黑桥。在那里，因为极度的无聊，他把黑桥的鞭炮声带去798(《来自黑桥的炮声》2011)，向遍布垃圾的臭水沟放焰火(《臭水沟的春天》2013)，也在望京街头裸奔。

　　2014年的最后一个周末，蓝房子酒吧放映了本年度的最后一部电影，电影的中文译名是《豆腐人生》。故事有一个完美的结局，豆腐店老板永吉一生执着于做豆腐，经历了挫折和失败，最终收获了圆满的家庭和事业。

　　这是一个寓言，温暖着手捧豆腐的黑桥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