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佩苍之孙忆祖父：他是西画东渐第一人

　　记者 魏沛娜

　　生于1946年的孙元是一位现居北京的退休工程师。作为孙儿，他大半辈子不清楚其祖父孙佩苍是为何人，做了何事，在花甲之年，才踏上寻找祖父的艰辛之路，并将其过程写成《寻找孙佩苍》一书。该书面世后引起颇大反响，近日，孙元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采访孙元时，他言谈中那种自我保护和历史沉重感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所幸的是，经过多次交流，他终于慢慢敞开身心放开谈。“我没有作家的文笔，更无历史学者的学识和洞察力，唯一能做到的是用‘心’写。”孙元说。

　　让他重现美术史

　　《文化广场》：这本书花了您很多心血，您最想厘清的是哪些问题？以及得到怎样的回响？

　　孙元：有两部分：第一，真相：死亡、藏品的遗失、被“封杀”、他的美术教育思想，让他重现美术史。第二，孙佩苍是真正的爱国者。期望更多的人知道孙佩苍，更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寻找他们先辈的历史足迹。寻历史真相，人皆可为之。

　　《文化广场》：在您记忆中，家人通常是怎样讲述祖父的，尤其是祖母？

　　孙元：有印象的是奶奶抱怨随同爷爷在欧洲教堂、博物馆看画，累得她腰酸腿疼叫苦不迭。近日在网上看到沈平子先生的一段介绍：孙佩苍在巴黎美术学校“学习期间，曾先后游历意、英、德、俄、荷兰、西班牙等十国，考察近百处美术馆、博物馆，进行探索与研究”。

　　《文化广场》：您能否介绍一下，目前孙氏家族手中仅存的孙佩苍藏品剩有哪些吗？

　　孙元：今年是孙佩苍125周年诞辰，兄弟姐妹们打算在北京举办一次《纪念孙佩苍藏画展》。虽然祖父的许多精致藏品在上世纪四十和六十年代遗失和待寻，但从现有的部分藏品仍可感知“西画东渐”第一人孙佩苍在美术史的作为。

　　《文化广场》：从父辈到您这一代的努力，迄今对孙佩苍的收藏范畴和概貌了解得如何？

　　孙元：我们的了解很有限，父辈中三叔孙佶最清楚，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可惜他的笔记在“文革”中那次“捐献”时被拿走，至今未找回。四十年代遗失的藏品只知道《陈老莲画册》、张大千《赠佩苍仕女图》和谢稚柳《老莲遗韵册》。其他的，尤其是西洋美术品不得而知。上世纪六十年代尚未归还的，在“明尼苏达文件”一章有所介绍。

　　曾推动统战抗日

　　《文化广场》：徐悲鸿形容您祖父“辛勤而精鉴”，那么通过多年的奔波寻找，结合微乎其微的历史记载，您能描述一下对祖父孙佩苍的形象吗？

　　孙元：寻找过程中得知孙佩苍已被誉为三四十年代最著名的收藏家和鉴赏家以及“西画东渐”第一人的评价，只是知道的人很少且在美术史中没有记录。

　　更鲜为人知的是，祖父曾推动东北回归当时的民国、积极推动统战抗日，而且曾潜伏到天津几乎丧命。我不知道当年还有哪位美术家、文人有此勇气。祖父给我们最新的形象是：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作出力所能及贡献的爱国者。

　　《文化广场》：您的祖父痴迷艺术，深有造诣，曾赴法与徐悲鸿等人研习美术，但归国后涉身政治，从此展开了多彩神秘的人生。这固然是一段家族史，但也更与中国近现代美术收藏史和研究史乃至民国政治史牵系到一起。如今以后人身份回看这段历史，您有什么样的感慨？

　　孙元：孙佩苍只是“民国官职年表”中21458人中的一个，是很小的一段历史。但正是他们每个人历史之综合才有了激动的民国史。“死亡的历史会复活，过去的历史会变成现在，这都是由于生命的发展要求它们的缘故(克罗齐)”。

　　《文化广场》：您对寻找的“失败”结果害怕过吗？

　　孙元：寻找不存在失败，我从未“害怕”过；不去寻找才是失败。只要去寻，总会有果，谋事在人，成命在天，能否如愿以偿看你的努力和运气。这本小书得以正式出版也算是种成功吧。

　　知识分子有两类

　　《文化广场》：您在书中对祖父的死亡作了一点暗示，对于新中国成立前那批关怀家国命运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往往很难不被卷入政治。您认为知识分子该如何呈现社会现实关怀和立场？

　　孙元：我理解有公共知识分子和专业知识分子两类，自己或可属于后者。知识分子当守住良知和良心。民国时代的先人是我们的榜样。

　　《文化广场》：选择《寻找孙佩苍》作为书名，除了寻找有关祖父的踪迹、思想、手稿笔记、藏品等外，还有没有想借此隐喻什么？

　　孙元：有读者在书评中写道，要寻找更多的孙佩苍。还有一位上海的女性读者写得更精彩：“倘若能完整呈现那个对中国美术史和美术教育史有着如此重量的孙佩苍，那么不仅还给历史一个真相，更给了我们所有人一个尊严。’”

　　《文化广场》：此书出版后，“寻找”有何新进展？这项工作您会继续做下去吗？

　　孙元：我们会继续寻找，朝着“水落石出”的方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