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亮
一个孩子,奶奶家里挂着法国画家亨利·塔鲁斯 (1865—1923)的油画,他喜欢画面上贵妇人那薄如蝉翼的袖口;他叔叔家里挂着徐悲鸿在德国临摹伦勃朗的《参孙和大莉拉》,都是他爷爷的藏品。当他问起自己的爷爷,父母总会告诉他:“你爷爷是个教授,解放前就死了。”
当他上高中,当了团支部书记,想了解爷爷的情况,父母说他的爷爷死得很早,和他没有任何关系,知道得越少越好。
2012年,他年逾花甲,去给父亲办亲属证明的时候,发现父亲的档案履历表里面没有写爷爷的名字。还是在他父亲被揭发的材料里面找到的,他的爷爷是“伪参政议员—孙佩苍”。
他看到《蒋碧薇回忆录》中很多关于爷爷的文字,也经历了与父辈一道要求美院归还藏品的辛酸过程。卸下电气工程师的职业生涯,进入退休年龄的孙元先生,踏上了寻找自己爷爷孙佩苍人生轨迹的旅途。
1978年秋,陈丹青和同学们被老师领进中央美术学院的仓库,观看了30多件19世纪欧洲油画的原典,其中竟有一件是库尔贝早期的作品。老师说这些作品是“一位军阀时代出使法国的官员在巴黎自费买下的”。这30多件油画,曾是孙佩苍的收藏。1969年,孙家族人为了保命,也为了保护这些藏品,迫不得已地将其临时捐献给中央美术学院。这批藏品中有40余幅油画,普桑、德拉克洛瓦、列宾、库尔贝、苏里科夫等画家的作品都在其中,20幅国画,包括金农、虚谷、任伯年、吴昌硕等人。“文革”结束,孙家人便提出归还这批藏品,8年之后,在1986年终于要回了部分藏品。
孙佩苍是民国时期唯一收藏欧洲油画的藏家,曾任中法大学的校长,在民国美术界本该具有影响的人物,突然在历史上销声匿迹,这是一件有失公允的事情。陈丹青写道:“只有一位孙佩苍,不足羞,为其仅止一位,格外可敬:以一国之收藏论,孙佩苍此举固不足引以为傲,以近世国运之艰困论,却是足可传为美谈。”
孙佩苍(1890—1942),北洋师范优级博物科毕业生,东北某段铁路局秘书,公派赴法考察6年毕业于巴黎美术学校,徐悲鸿、林风眠的挚友,曾任里昂中法大学的校长,归国后曾任东北大学教授,抗战时期东北党务办事处主任,国民参政会参议员,国联(联合国前身)宗旨教育青年委员会中国委员,教育青年专家委员会的东方委员。
1942年,孙佩苍在成都举办藏画展时突然去世,死因不明。随身携带的藏品几乎全部被人窃走,撰写的美术史稿不翼而飞。尤为奇怪的是,美术界对此事三缄其口,沉默不语。随后诸多画家的回忆录中,对孙佩苍之死都闭口不谈,包括至交徐悲鸿,在书信集中都不见与孙佩苍交流的文字。只有蒋碧薇对张道藩求情,申请建立一座孙佩苍藏画的美术馆。
孙元先生毫无学术背景,没有查阅封存档案的资格,只是为了历史的真相,就这样步履蹒跚地开始寻找祖父孙佩苍的人生。2007年,在沈阳大学(孙佩苍曾是该校前身东北大学的教授)找到孙佩苍在校任教的资料,第一次看到他的照片。
2012年6月,去台湾查找资料,作为孙佩苍的直系亲属,有关史馆免费为孙元复印了相关资料。在“国立中央图书馆”查阅1942年孙佩苍去世时候的各类报纸,临走时,他收到了齐邦媛女史的赠书,并附有寄语:“您在这断裂漂泊的世界寻找令祖父孙佩苍的踪迹,即是历史的延续。祝福,盼您终能找到一些有意义的资料。”
同年12月,孙元先生去美国,从亲属处获得父亲与叔叔们要求归还孙佩苍藏品的申诉材料,47页手写信函,记录了大量的相关藏品,还有古元手书的孙家捐献藏品的清单。
2013年至成都,拜访研究张大千的学者刘振宇、李永翘,希望从张大千研究处找突破口,同时去埋葬孙佩苍先生墓园挥泪吊唁。
从2012年起,孙元先生在国家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辽宁省档案馆和图书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以及互联网上查找到大量的史料信息,但是这些资料还未揭开孙佩苍身上的诸多悬案。
孙元先生还在对祖父的事迹进行探寻,“我希望得到更多的反馈,我也不会拒绝任何的信息。就算有人拿出一个信息说我祖父是个汉奸,我也会好好研究。因为我始终认为,真相几乎是道德的全部。”
《寻找孙佩苍》这本书平实的记录了孙元先生寻找祖父资料的进程,这过程中不但有丰富的人情冷暖,还有海峡对岸淳朴友善的社会风气带给他的感动。该书汇聚的大量史料,浮现了孙佩苍平生的波澜大略,还录有孙佩苍的文字,显示这位学人对艺术与教育的关切。孙元先生寻找资料的认真与执着令人感动,这种精神值得我自省与借鉴,同样在不能忽视掉孙佩苍历史贡献的同时,也留意与藏品相关的人事中的淳朴或卑微。
每一个人都在影响着世界,无论时间久远,无论生死之别。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让这个世界多一分温暖,或者让世界上多一个小人。比如这件事就可以引以为鉴:孙佩苍先生的油画藏品都配有欧洲原装画框,这些画框都能随画共存几百年,放在孙家几十年也都完好无损,但是一到美院的仓库,短短的十几年便遭“虫蛀”了,而且是全部。
孙元先生的序言标题是“恢复历史,人皆可为之”,因为历史和民众,都不可能长久被欺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