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向日伪低头的天津邮票会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日渐进逼，“中华”、“新光”两大邮会受形势影响，会务趋于停顿状态。卢沟桥事变日寇全面侵华之后，“甲戌”邮会西迁大后方，华北邮界“突现黑暗状态，各地同志异常沉闷”(天津集邮家雷润生语)。在1939年夏季的一次邮友聚餐会上，有人倡议在天津组织一个邮票会。后由雷润生、李东园、范兰如、冯国栋、宋慧泉、张伯江等热心邮人分头奔走，筹备成立之事，不料8月间洪水侵入天津，遂暂时搁浅。

　　1939年底，建会旧事重提，并恢复了筹备工作，草拟出成立宣言和会章。宣言中说：“按津市为华北通商巨埠，人文荟萃，集邮人士日益增加，极应组一研究集邮的团体，借资联络、共同研讨。盖邮学一道，虽属微小，而极复杂，不有研究，何能进益。”可见当年天津的一些老集邮家对发展中国集邮事业所抱的真诚态度。

　　1940年1月7日，假座永安饭店(位于今和平区新华路)西餐部举行了天津邮票会成立大会，通过会章，选举雷润生、李东园为正副会长，并决定发行《天津邮刊》及举办邮票拍卖等事宜。同年9月25日，邮会在法租界正式注册并被批准在案。

　　会长雷润生(1891—1963)是著名邮商，河北冀县人，洋行职员。以收集中国信销票为主，兼集外国在华邮局邮票和变体票。天津邮票会成立后，在他的资助下开展活动。副会长李东园(1901—1979)，天津人，童年就读于教会学校时受传教士影响而开始集邮。主要收集清代邮票、商埠邮票、外国在华邮局邮票，藏有多种民国初期的试印样票，在邮票史研究中有独特见解，并兼集钱币。

　　天津邮票会成立不到一年，会员就发展到四百多人，成为沦陷时期华北的大邮会。其中包括陈复祥、张包子俊、张赓伯、郭植芳、王纪泽、钟笑炉等许多国内知名集邮家。

　　邮票拍卖每月两次，地址一般在泰康商场四楼，如遇稍大规模的拍卖活动非会员也可参加时，则改在永安饭店或巧佳饭店举行。每逢珍罕品，大家共同鉴定真伪，公平估价，故成绩斐然。拍卖持续两年多，共举办27次，从未发生过退票纠纷。拍卖佣金收入，作为邮会经费主要来源之一。

　　《天津邮刊》是天津邮票会所办的会刊，创刊于1940年3月30日，初由李东园负责编辑，后因李工作较忙，编务改由黎震寰负责。黎震寰(1902—1990)，字猷尚，广东南海人。幼年随父母到天津定居。1924年考入京奉铁路局工作，入路局后开始集邮，1928年起专集中国邮票。长期参加或主持天津地区的各项集邮活动，1937年3月为天津首次邮展的主要筹办人之一，负责编辑、拍卖。他长于邮票图鉴编撰，先后出版《近代中国邮票图鉴》、《近代中国邮票图鉴补刊》、《中国邮票图鉴全集》、《中国人民邮票图鉴》(中英文香港版)。

　　《天津邮刊》为32开本，封面彩色套印，每期一册，1940年3月至11月出六期定为第一卷，1941年3月至12月出四期定为第二卷。先后出版10期，创刊号38页，一般在50页左右，最多一期达80页。该刊为抗战时期华北地区唯一的邮会刊物，对全国有较大影响，海外转载率亦极高。先后发表不少有研究深度的文章，如《继鹤斋藏邮散记》、《新疆木戳航空票之研究》、《德璀琳邮集飘零录》、《中国邮政沿革及历次发行之邮票》、《民国试印票考》、《地方加盖“中华民国”邮票》、《清邮戳之演变》等，除邮文外自第一卷第四期起添设泉币栏目，这些至今仍不失为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天津邮刊》创刊之时即言明“本邮刊材料新颖，文字简单，务以引起集邮界之兴趣、普及邮识为主旨”，因此有关伪满洲国、伪蒙疆等效忠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汉奸傀儡政权发行邮票的文章一律不加以粉饰，只注重新邮报导和收藏研究，绝不为日伪政府所操纵、利用。

　　1941年6月5日，伪华北政府开始发行“伪北京仿版烈士票”，并于7月1日发行六省加字票。由于《天津邮刊》未对此加以宣传，从而引起华北伪组织的极度不满，邮刊的出版受到当局百般阻挠，不得不延期发行。编者在第二卷第三期发表文章《心弦衷曲》，隐晦地说：“……在荆棘满地、风雨飘摇的恶环境里，使我们这微如草芥的小小刊物仍能赛细线般的绵绵长久，虽然有时出版的期限略见延迟，并不是办事人诚心脱懒，故意延迟，首期刊加厚需时，二期刊又逢到了印刷所的内容改组，这才使大家望眼欲穿，只要环境没有变更，我想以后各刊定能如期出版……”

　　天津邮票会的成立与维持，推动了华北地区集邮活动的发展。1941年底，会员已近500人。正当津会邮友踌躇满志，筹备成立二周年会员大会之际，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随即进入租界，对沦陷区加强控制，并且禁止结社、集会。随后，又因华北伪政府宣传部门通知各报刊，所有出版物必须添印反共反人民的标语，否则，一律不准出版发行。李东园、黎震寰等爱国邮人表示，邮会宁可停刊，也不接受日寇无理要挟。经天津邮票会理事会全体决定停刊。

　　1941年12月下旬出版的《天津邮刊》第二卷第四期扉页大字刊出单面印刷的《紧要通告》：“不意迩来感受种种之不便，致影响本会会务之进行，同人等虽一再尽力维护，迄无最完善之方法，在此情况下，不得已爰由理事会共同议决，值此非常时期，本会会务已难赓续进行，由二卷四期止本会暂告结束，一俟将来有机会时，再为复会……”而封二刊出的则是“本会成立二周年纪念大会启示”、“聚餐券代售处”的内容，似乎是临时、仓促中的前后矛盾，但更多地体现出了邮会的无奈与不妥协。邮会坚持民族气节，绝不向日伪政府低头，停刊并停止邮会活动，以示抗议。

　　直至1946年3月31日，天津邮票会才正式复会开展活动，并更名为“天津邮币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