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热心古董商建朋友圈帮官员敛财：案发被抓

位于镇江的江苏省会筑路纪念塔（1931年） 郭秀天案原始档案

　　1936年2月27日，住在镇江庐州会馆巷的郭秀天收到了一封法院判决书。判决书显示，他因在一项工程中帮助公务员收受贿赂，被处以有期徒刑三年。面对这个判决，郭秀天满肚子委屈，他认为自己只不过是推荐朋友承包了一项政府工程，并没有从中渔利，怎么就犯罪了呢？他随后聘请律师，提起了上诉。

　　是罪有应得，还是确有冤情？让我们翻开80年前的这宗官商勾结旧案。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期撰稿 江苏省档案馆 郭晓华 盖诚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章润 现代快报记者 白雁

　　档案解密

　　部队工程招标 古董商受命事先找好承包商

　　郭秀天是阜宁人，长期居住在镇江庐州会馆巷。他的本业是古玩，说白了，就是倒卖古董。靠着倒卖古董，郭秀天赚了些钱，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平台，他搭建起了一个神奇的朋友圈，人脉四通八达，就连一些政府官员和军政要员也成了他的座上客。有了这些官员关照，郭秀天的生意越做越大。脑袋灵光的他，与这些官员结成亲密的“合作伙伴”，瞅准一切机会帮他们捞外快。

　　1935年初，郭秀天得到一个消息，江苏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的一项木器和建筑工程即将进行招标。透露消息的人，是江苏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主任薛进的手下、中尉军需薛度蔚，多年来，二薛对郭秀天的生意一直照顾有加。他们为什么要把招标的消息透露给郭秀天？其中深意，郭秀天自然明白。他立刻就开始在朋友圈中进行筛选，很快，就选定李楠记营造厂。李楠记的老板叫李北青，是郭秀天的熟人。

　　一番运作之后，1935年2月，在江苏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的木器和建筑工程公开招标中，李楠记营造厂顺利夺标。随后，双方签订承揽契约：李楠记以两万一千三百四十余元的价格承包项目；工期从1935年2月25日开始，3月31日结束，为期35天。

　　代官员索贿 三千块大洋把古董商送进监狱

　　李楠记营造厂顺利拿到工程后，郭秀天示意老板李北青，得拿三千块钱给薛进。李北青是生意人，把钱看得很重，眼下一分钱工程款还没拿到，却得先掏3000块出来，他自然是一百个不乐意。但胳膊拗不过大腿，他不得不遵守游戏规则。

　　1935年2月26日，工程开工的第二天，李北青就按照事先约定的那样，凑齐了3000块钱。为掩人耳目，他找来一份申报，将钱包扎得严严实实。随后，在郭秀天的带领下，两人一起到了薛进家中。到了薛家，并没有见到薛进。精明的李北青自然不肯轻易把钱交出去，他差人去将薛进找了回来，这才将钱当面交出。

　　按照道理讲，舞弊夺标这件事，只有薛进、薛度蔚、郭秀天、李北青四人知道，但是，不知道具体哪个环节出了纰漏。李楠记开工没多久，江苏省政府就此事追查了下来。随后，薛进、薛度蔚、郭秀天等被押送训练总监部，转解军政部军法司侦讯。在法庭审理案件时，郭秀天承认自己确实代表薛进向李北青索要贿赂，而李北青也提供了李楠记营造厂的账簿。账簿显示，1935年2月26日，付给华道卿大洋三千元，旁边还注明由李北青和郭秀天二人手交字样。法庭查明，账簿中这位华道卿，其实正是薛进的化名。人证物证俱在，事实清楚，军事法庭最终依照陆海空军刑法第三十七条，分别判处薛进、薛度蔚罪刑。

　　由于郭秀天不是现役军人，不属军法管辖，他的案件被转送到镇江地方法院。1936年2月27日，经审理后，郭秀天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三千块大洋是押金？法庭对无理狡辩说不

　　郭秀天满腹委屈，他虽然代表薛进向李北青索要了贿赂，但他并没有从中获得一分钱的好处。收到一审判决后，他提起了上诉。

　　二审开庭后，郭秀天翻供，他声称，和李北青一起送给薛进的钱，根本不是贿金，而是工程押金。郭秀天搬出了江苏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和李楠记营造厂签订的契约：其中一条规定，工程不得逾期，如逾期一天，李楠记情愿缴纳逾期罚款300元一天。郭秀天称，交给薛进的3000元，就是为延期预交的押金。

　　为了判断郭秀天所说真伪，法庭又传唤了李北青。李北青到庭后，一口咬定，3000元钱就是薛进让郭秀天来索要的贿金。李北青还提供了一份证据，他的李楠记营造厂原本就有殷实的铺面做担保，根本不需要另附押金。再说了，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的工程是1935年2月25日开工的，而3000块钱是26日就交给薛进的。才开工一天，怎么可能知道工程会延期呢？

　　郭秀天二审提供的证据显然不足采信，不过，二审还是为他带来了好处——虽然他确实“帮助公务员对于职务上之行为收受贿赂”，但二审法庭认为，判处三年徒刑过重，改判一年。

　　延伸阅读

　　镇江曾是江苏省会

　　郭秀天一案涉及“江苏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的工程，贿赂行为发生后，迅速就被江苏省政府追查。一起发生在镇江的案件，为什么直接牵涉到了省政府？案件涉及到非现役军人郭秀天，为何又转到镇江地方法院审理？要解决这些疑问，需要了解一个史实——民国时期，镇江曾经是江苏省的省会。

　　1927年4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定南京为首都。5月在南京成立江苏省政府，设立省政府委员会。1928年7月17日，江苏省政府委员会举行第90次会议，讨论江苏省会选址问题。省府9名委员对“省内堪作省会之各地区，详细比较，量其得失后旋即投票”，结果：镇江6票，扬州2票，苏州1票，遂决议定镇江为省会。当时理由有三：其一，中山总理认为，镇江不独为江苏之要地，且为全国之重镇，定为省会实合总理建设镇江之遗愿；其二，镇江位居江苏南北之中心，尽得铁路、长江、运河交通之利，省政府设此，北及淮扬徐海，东达沪苏锡常，无不便利；第三，镇江与国都南京相距甚近，行政联系较为方便。

　　1929年2月江苏省政府从南京迁至镇江，履行政务。此后，直到1949年4月国民党败退撤离，镇江作为江苏省会的时间跨度达20年。除日本侵华期间沦陷8年，镇江实际作为省会城市前后达12年。

　　点评

　　张镭博士

　　南京师范大学

　　法学院副教授

　　本案中，薛进将军队的工程外包，并通过郭秀天向承包商索贿，这是非常典型的工程腐败行为。这种通过工程承包受贿、索贿的腐败现象至今仍时有发生。本案中有几个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和反思的。

　　第一，本案中江苏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主任薛进犯受贿罪毫无疑问。值得反思的是，按照现有资料记载，薛进接任江苏省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主任一职是民国24年4月。郭秀天的二审判决是民国25年4月，此前薛进已经被军事法庭判决有罪，也就是说薛进担任该职时间不足1年就锒铛入狱了。这既说明薛进其人素质之差，同时也说明这一职务权力过大，足以让掌权者轻易获得寻租的机会。

　　第二，李北青明明有行贿行为，为什么没有定行贿罪呢？根据民国法律，受贿罪无论何种情况都是犯罪，但是行贿则未必有罪，需根据行贿人的具体情形确定其行为性质。1931年中华民国最高法院“二十年上字第1940号”判例要旨指出，如果行贿人行为确实是由于公务人员的恐吓，而非由于行贿人的主动，则不能定为行贿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9条第三款也规定：“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

　　第三，郭秀天既没有受贿，也没有行贿，只不过在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穿针引线，促成“交易”而已，为什么会被判刑呢？根据《中华民国刑法》第30条第一款的规定：“帮助他人实行犯罪行为者，为帮助犯。”第二款规定：“帮助犯之处罚，得按正犯之刑减轻之。”郭秀天帮助促成薛进受贿，所以也是犯了受贿罪。他的行为如果在今天的大陆就属于介绍贿赂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92条的规定：“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在受贿案件中，大部分人不太关注介绍或帮助贿赂的人的存在和作用。实际上，受贿人和行贿人开始往往并不熟悉，双方之间腐败交易的最终生成都离不开这些“腐败掮客”的存在。可以说，他们既是腐败土壤的滋生物，同时也是腐败土壤进一步腐败的催化酶。本案的启示在于，打击腐败不仅要打击显性的受贿和行贿行为，同时也要坚决打击隐性的介绍贿赂的罪行。唯此，才能真正有效遏制腐败，正本清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