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中都遗址认定及其历史考古价值

　　河北省张北县城北15公里处有一古城遗址，俗名白城子。《口北三厅志》记载：“此城，土人名插汉巴尔哈逊城”①。插汉巴尔哈逊系蒙古语，意为“白色的城”。两个半世纪以来，白城子一直被地方史志界考定成“北羊城”——辽朝北方交易牲畜的市场。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黄可润著《口北三厅志》，第一次从史学角度考证白城子：“《辽史·本纪》云，太祖三年(900年)置羊城于炭山北以通市易。而《金史·地理志》云，柔远县(治今张北)有北羊城。《金史·食货志》亦云，国初于北羊城、燕子城之间置榷场以易北方畜牧。夫燕子城即后之兴和城(今张北)也。而羊城与之相近，疑即后所称沙城者是也。”②沙城，乃明、清时代白城子的别称。就这样，白城子被考证为北羊城。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许闻诗著《张北县志》，竞全盘沿袭上述考证：“北羊城，在第一区，县城北30里白城子村。内有皇城，北有大城。皇城遗址均高约丈余，有门四。外城甚大，形迹已不甚明显。”③既然北羊城是交易牲畜的场所，何能置于皇城中？许闻诗可能也察觉此考欠妥，于是又补充一句：“是否为北羊城，待考。”④民国二十四年出版的《察哈尔省通志》仍袭用此观点，却唯独不言“待考”二字。

　　建国后，由于受史志影响，一直沿用此论不疑。1981年，县有关部门于白城子竖立了“北羊城”遗址保护碑。至此，白城子为北羊城遂成定论。

　　90年代初，张北县文物、史志工作者进行了实地调查，得知白城子遗址分皇城、中城、外城三城。皇城四面辟门，无瓮城，四角有角楼。四面城垣下有水道，直通中城之外。据白城子村老人回忆，水道口用石条、青砖、白灰勾缝砌成，外栅以铁栏杆。皇城正中有一大台基，以其为中轴线，前后左右有30余小台基，布列对称、整齐，属群体建筑遗址。其上遍布砖石瓦砾，间有黄、绿琉璃瓦，有的台基上半掩半露磨盘般大小的圆鼓形状或案板大小的长方形青石柱础石，上刻精美花纹。调查中征集到龙纹琉璃瓦当、滴水、琉璃鸱吻以及灰色团龙砖、宝相花纹砖等宫廷建筑遗物，以及白釉小口鼓腹大罐、铜镜，每枚重达1斤的宫门大铜钉等出土文物。

　　1978年修建张(张北)化(化德)公路时，曾从主体建筑台基西侧挖出两个汉白玉螭首，四口有“仲乐王造”款记的殿前防火大水缸及诸多汉白玉石条，一个汉白玉柱础石。

　　极富皇家气派的文物出土，使人们对“白城子”产生了新的思考，为什么白城子被考定为北羊城？原来是将炭山的位置弄错了。《辽史。本纪》记载北羊城在炭山以北，而《张北县志》、《察哈尔省通志》一致认为炭山在今炭窑沟(属崇礼县)：“炭山，在第一区，(张北)县城东南四十里炭窑沟村北。”⑤这就必然导致去炭窑沟以北苦苦寻找北羊城。

　　炭山，是辽代著名的游览避暑胜地，帝后四季纳钵之所。大量史料证明它不会在卑薄浅陋的炭窑沟。《辽史·游幸表》记载：“重熙六年正月，猎鸳鸯泊”。《辽史·兴宗纪》记载：(151年)“夏四月，猎野狐岭。闰月，猎龙门县西山。五月已酉，清暑炭山。”鸳鸯泊，在张北县西北30公里处，今称安固里淖。野狐岭即今紧挨炭窑沟一带的张北、万全二县界山(南坝头)。龙门县在今赤城县云洲一带。从兴宗游猎动向看，炭山远在炭窑沟以东。

　　北宋兵书《武经总要》记载辽代幽州(今北京)到炭山的驿路：炭山“本匈奴避暑之处……自幽州西北路清河馆(今北京郊区清河，馆即驿馆)、居庸关、雕巢馆(今赤城雕鹗)、赤城口(今赤城)，始有居人。(又)望云县，受赐州，凡10日程至炭山。”从此条驿道方向看，炭山在今赤城县独石口外。若是在炭窑沟，驿馆应设于怀来、宣化、万全、张北一线，驿程也远不止10日。

　　炭山既然明确不在炭窑沟，那么白城子也绝然不是北羊城了。白城子遗址应该是元朝中都皇城。元监察御史周伯琦曾扈从顺帝北幸上都，回返大都时途经兴和，他在《扈从北行后记》中记载：“又西二十里则兴和路……府(兴和路总管府)之西北名新城，武宗筑行官其地，故又名中都，今多圮毁，大驾久不临矣。由兴和行三十里过野狐岭。”这段话十分清楚地表明，张北城西不远处有座元中都。

　　明永乐八年(1410年)，大学士金幼孜扈从明成祖经怀来、宣化、张北一线的所谓“击胡西路”(乃元代两都巡幸之“西路”)，北征鞑靼，曾路经白城子，他在《金幼孜北征录》中记载：“沙城，即元之中都，此处最宜牧马。”沙城前已说明为白城子别称，因此，将白城子考证为元中都是毫无疑义的。

　　此考最初受到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得芝的认可，后经国家文物局罗哲文、原中国文物研究所副所长张羽新、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所长郑绍宗等历史、考古专家确认无疑后，“元中都”才得以正名。1993年经河北省政府批准，白城子遗址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元中都遗址被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颗被淹没数百年的草原明珠，终于再现了夺目光辉。

　　据史料记载，元朝白城子一带称旺兀察都之地，旺兀察都为蒙古语，意为“有船的地方”。附近河湖海子众多，驾鹅鸿雁满其中，周围野平草深，鹿獐狍兔多栖身，是理想的游猎地，更兼气候凉爽，成为帝后游幸与驻跸常地。早在成宗时就于此筑有行宫。大德十一年(1307年)成宗崩，武宗即位，第十天就下令正式“建行官于旺兀察都，立宫阙为中都。”⑥使中都与上都、大都并称，成为草原上一座显赫一时的都城。

　　不过武宗短命，至大四年正月初七日，中都中、外城还未竣工便死了。当月十九日，“日赤如赭。”即将登基的仁宗见天象有异，当天敕命“罢城中都。”⑦

　　中都消停了。但作为通衢大道，每年仍为元帝北幸上都、南返大都、东出西还必经之地，游猎与驻跸常地，巍峨都城雄风仍存。其战略地位并无变化，许多重要决策，如差税蠲免等，常常是兴和与大都、上都并提，享受同等待遇。直至元代后期，中都仍为皇帝与大臣商议、决定国家大事的常地。

　　中都是元代政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整个元代历史紧密联系，研究中都的历史，对充实元代历史关系重大。

　　一、中都的兴建不是武宗个人的偶然行为。武宗之所以要在张北建造元中都，和这个地方独具的地理、历史条件分不开。这里适于避暑，又地处大都、上都之间，北通和林，西达西域，北联草原，南制中原，确是理想的建都之地。这个地区，历史上是蒙古草原联系中原汉族地区的交通咽喉和枢纽，是闻名天下的商品集散地，素有“北方丝绸之路”和“旱码头”之称。

　　大都与上都相距400余公里，其间有四条道路相联系，其中经怀来、宣化野狐岭、张北的西路，是最重要的一条道路。元朝以前，蒙古与中原往来，多数行此路，成吉思汗派木华黎统帅蒙古骑兵攻打金朝，窝阔台进击中原，也是通过此道。此道一直被忽必烈称为“正站”：“但有骑坐铺马使臣等”，“止令经由抚州(今张北)、宣德府正站。”⑧这是中统三年(1262年)四月的谕旨。

　　二、中都是多京制的产物。辽、金时代的多京制，对武宗的决策不会没有影响。辽朝最初建都于潢河北岸的临潢府，称上京。随着势力范围的不断扩大，又先后建立了中京大定府、南京析津府、西京大定府等。金承辽制，在先后建都上京、中都、汴梁的同时，仍有西京、中京、北京、东京等建置。元朝建立后实行两都制以及武宗建造中都，都是这种多京制的继续。

　　元朝曾先后建造了四座都城，即建于窝阔台汗七年(1235年)的现蒙古国的哈剌和林城，忽必烈建于宪宗蒙哥汗六年(1256年)的现内蒙古正蓝旗的元上都，建于至元四年(1267年)的现北京元大都，武宗建于大德十一年(1307年)的现河北省张北县的元中都。

　　三、中都是上都的支撑点。忽必烈自建藩府于金莲川起，对坝上地区的经营就格外关注，宪宗四年(1254年)复立抚州就是一个例证。开平城(即后来的上都)建成后，忽必烈有了一个新的政治、军事中心，但它距金中都燕京(今北京)，以及山西大同都比较远。开平与燕京之间驿路、辇道等交通要道的修筑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在开平以南，在开平所能辐射的区域内，还必须有一些支撑点，从而形成一个运转有效的政治、经济、军事网络。

　　中统年间(1260-1264年)与阿里不歌争夺帝位的斗争，给忽必烈以强烈刺激，坚定了他在开平、燕京之间加强经营的决心，并付渚行动。据《元史》记载，中统元年六月，诏燕京、西京、北京三路宣抚司运米万石，输开平及抚州、沙井、净州(今内蒙古四子王旗)、鱼儿泊以备军储。十一月，升抚州为隆兴府，领怀安、天成、成宁、高原四县。十二月，建行宫于隆兴府。中统四年(1263年)十月，置隆兴路驿。

　　忽必烈升抚州为路级建置，并改名隆兴，是与它在屏卫两都、保证两都联系畅通中的重要地位分不开的。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宣德府，无论人口数量，还是辖区面积都远远超过隆兴府，但隆兴独立建路，宣德府却一直隶属上都路而不能升格，完全取决于其战略地位。

　　武宗于此建中都，是忽必烈战略运筹的继续，中都是上都强劲的支撑点。

　　研究元中都的历史，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课题。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面积广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中国整个历史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今天的中国版图，就是在元代基本奠定的。元代历史上先后建造的四座都城，在元代历史发展过程中分别起过不同的作用。在过去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比较注意和林、上都、大都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对中都的研究却长期被忽略了，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这是—个很大的遗憾。

　　“元中都学术研讨会”公认：张北在历史上有过辉煌时期，几百年前的元朝，除了大都和上都之外，就数中都了。就其政治地位、城市规模、经济文化的发达，可以在全国名列第三，在当时世界上也是很有名气的。

　　考察、研究元中都，不但可以充实元代历史的研究，而且使元代“四都”的研究更加系统、完整，填补了历史学与考古学关于都城研究的空白，很可能成为世界性的研究课题。

　　元中都也具有很高的考古价值。

　　其一，元中都的规划，不是按照普通行官样式，而是以上都、大都为蓝本，按首都皇城规划的。元代记叙工程的文献《工典总叙·城郭》记载：“国家建元之初，卜宅于燕(燕京)，因金故都。时方经营中原，未暇建城郭，厥后人物繁伙，隘不足以容，乃经营旧城东北而定鼎焉。于是，埤堞之崇，楼橹之雄，池隍之浚，高深中度，势成金汤。而后上都、中都诸城，咸仿此而建焉。”

　　按照《工典总叙·城郭》的说法，似乎是元大都建成后，才建造的上都、中都，事实并非如此，而是先建上都，再建大都，后建中都。而且按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古勘察看，大都的宫殿建筑、城市规模，都要比上都和中都大得多。所以，《工典总叙·城郭》所叙上都、中都所仿，是根据蒙古占据燕京后改造过的金中都皇城为蓝本的。

　　《工典总叙·城郭》提供的重要启示是，元中都与上都的建筑格局、规制完全是一样的。这就为研究元中都的建筑，提供了重要线索和可靠根据。

　　其二，元朝留下来可供人们参观的东西不多。就皇城宫殿来说，大都已经深埋地下，上都和中都的城址，保存得都还比较完整，因而具有学术价值和参观价值，而作为时代较为单一、保存较为完整的中都皇城遗址则更显其重要性。

　　注释：

　　①《口北三厅志》“古迹、沙城”。

　　②《口北三厅志>“山川、炭山”。

　　③)④<张北县志》“古迹、北羊城”。

　　⑤<察哈尔省通志》“张北县、山川、炭山。”

　　⑥《元史·武宗纪》，以下未注者同。

　　⑦《元史·仁宗纪》

　　⑧《元中类》卷四二。

　　作者： 贺勇 李惠生 马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