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故宫崇谟阁曾被日本人加装暗室 以盗拍清典籍

　　谁也不曾想到，打破崇谟阁清宁的是一个日本人，名叫内藤虎次郎，又叫内藤湖南。

　　关于内藤在沈阳故宫干过的事，辽宁省档案馆清朝档案研究专家张虹曾做过专门的调查。

　　内藤虎次郎一生9次到过中国，从1899年开始，便以随军记者的身份在中国各地游历，搜集中国古籍，被称为“中国通”。

　　1902年，他在现在的沈阳皇寺发现了蒙文本《大藏经》，当时他不识满蒙文字，误认为是满文本。但他由此意识到满蒙文字的重要性，于是到北京买书自学，并开始研究清史，此后他对沈阳故宫投入极大的关注。

　　1905年，日俄战争以俄国失败告终，日军占领了沈阳，内藤虎次郎跟随日军进入了沈阳。再次到沈阳时，内藤虎次郎已基本掌握满蒙文字，靠着日军武力支持，他得以在沈阳故宫自由行动。

　　他在日记中记述，1905年8月24日至31日、9月9日、10日，这些天里，他每天都在沈阳宫殿内度过，随意进入翔凤阁、飞龙阁、太庙、崇政殿、凤凰楼、崇谟阁、敬典阁、文溯阁、清宁宫，观赏藏品、翻阅典籍。

　　内藤虎次郎在崇谟阁发现了用满文撰写的清入关前的史料和满蒙汉三体《满洲实录》、满蒙汉三体《蒙古源流》、《汉文旧档》、《五体清文鉴》等重要典籍。

　　可能是受他当时满文知识和史学知识的限制，那一次虽然有充分自由，但是他盗取的目标并没有放在用满文记述的清入关前的史料上，只是将《汉文旧档》通过晒蓝方法拷贝，将《蒙古源流》蒙文部分拍摄。

　　1906年，内藤虎次郎第三次到沈阳，这时清政府还在管理沈阳故宫，他就借助日本住奉天总领事，通过外交和贿赂清政府官员、看门人的手段，进入崇谟阁、文溯阁，抄录和拍摄了《蒙古源流》满文部分、《西域同文志》、《旧清语》、满文 《长白山图》和《盛京全图》等。

　　内藤虎次郎回日本后，发表了《奉天宫殿中所见到的图书》，介绍和披露了沈阳故宫的藏书。其中，《满文老档》、《汉文旧档》的书名并不是他盗取的满文史料的原书名，而是他自己给起的书名，奇怪的是，这些名称却被史学界接受并纷纷沿用下来，成为通用名称。

　　内藤虎次郎的日记中称，他收获最大的一次是在1912年。

　　当时清王朝刚刚被推翻，中国处于国内军阀纷纷自立的混乱时期，他受京都大学的委托，来到故宫拍摄殿内贵重的古文书。

　　显然这一次，内藤虎次郎是有备而来，据他本人的记述，日本领事馆与奉天总督预先进行了交涉，他又给相关官员赵总督、孙外务官及内务府官员送了厚礼。就这样，系统地盗取清王朝秘不示人典籍的行为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展开。

　　崇谟阁中，由他首次冠名的《满文老档》是主要目标，因为买通了当地官员，盗取资料的经验也更加丰富，这一回内藤虎次郎直接将暗室打造在崇谟阁内，并安排5个人进入参与拍摄。

　　1912年4月的11天里，每天上午10时至下午4时，不停拍摄，每天拍摄 400张胶片，白天拍摄、冲洗，晚间整理编号，满文撰写的清入关前的史料共拍摄4300余张底片，回国后冲洗照片两套。

　　这些照片现在仍保存在日本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图书馆里。

　　可能是累着了，他说需休整，于是去了大连。三四天后，他返回沈阳再想盗拍《实录战图》时，遭到了拒绝。他在日记中分析原因：一是原来接待日方的官吏人等被更换，失去了收过礼物友好配合的局面；二是清朝官员转变了意识。

　　内藤虎次郎回国后便根据盗拍的底片出版了“东洋文库本”《满文老档》，立即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成为研究清初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张虹告诉记者，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各界人士纷纷来华考察，寻求机会，抓紧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渗透，其中搜集中国古籍的访书活动是日本关注中国、渗透中国、殖民中国政治思潮在文化学术领域的折射。

　　她说，日本人的访书活动都是在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进行的，内藤虎次郎到沈阳来是由满铁株式会社提供住宿，由正金银行解决资金，他搜求的重点是清前期满蒙文档案文献及中国边疆地图，更是为日本扩张侵略提供了直接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