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在位60年间,文治武功俱臻高峰,自称“十全老人”。
或许正是因为“十全”,这位皇帝也留下不太传统的行为痕迹。譬如他每次南巡绘制的地图,堪称现代版“旅游攻略”;他喜欢随时做笔记,《富春山居图》就“悲剧性”地被题跋了30多处;他一生热爱文艺写过4万多首诗,可惜没有一首为后代传诵;他还喜欢在画中将自己装扮成菩萨、文人、采药师等模样;除了虚拟角色扮演外,他在生活中也扮演着诗人、画家、收藏家、鉴赏家、园林设计主导者、博物馆馆长等多重角色……
扮菩萨是乾隆创举
据了解,2013年由台北“故宫博物院”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合作主办的“十全乾隆”吸引览客如潮。有观众称,自己爆笑着看完全程。乾隆的艺术品位到底怪不怪?他为何热衷做笔记与画地图?清代皇帝是否都有变装癖好?他到底是否如电视剧描绘的那样,“忙于后宫事务”?
《时代周报》记者专访了余佩瑾博士。余佩瑾近年来主要从事清朝宫廷文化和南宋官窑研究。
《时代周报》:乾隆为什么喜欢在画中装扮成各个朝代各种身份的人?
余佩瑾:其实“角色扮演”并不是乾隆首创,他的爷爷康熙和父亲雍正也玩装扮,雍正曾在画中把自己扮成一个法国人,戴上假发在打老虎;明代也有一些,但多数与政务相关,因为从皇帝角度来看,把自己变装画进画中有等同于宣传自己、展现政治形象的效果。只是乾隆装扮得特别多,一是因为他活得久,二是因为他实在太向往宫外的文人生活。
乾隆的装扮主要分两种,一种是他对于画中世界向往,譬如清朝画家冷枚的《赏月图》深得乾隆心,他便命画师重新临摹,再将自己放入画中取代主要人物,手持如意坐在树根椅上赏月,取名《高宗观月图》;又譬如明代画作《雪夜读书》,乾隆更是亲自临摹后命画师将他画入其中,虚拟体验一回文人在雪夜茅房寒窗苦读。另一种装扮是虽然模仿前人画作布局与风格,但画中主要人物及其周遭场景都变成乾隆和他的真实生活。譬如《清人画弘历是一是二图轴》虽是改自宋人画作,但乾隆身边的家具和人物都是当下真实的。所以与其说是变装模仿,不如说是他对于理想文人生活的憧憬。
《时代周报》:还有一张仿明代丁云鹏《扫象图》的《高宗洗象图》,乾隆居然扮成了菩萨。
余佩瑾:哈,他扮菩萨也不只是这一次,进贡给他的很多唐卡作品中就有他不少菩萨扮相。扮菩萨确实是乾隆的创举,像雍正顶多也就扮过高僧而已,从未扮过菩萨。另外,据说这幅画是西洋画师所作,这主要是因为乾隆比前辈面对更加异国文化多元的时代,用肖像画去贴近不同宗教和西方世界,是传达和接纳邻国和异族,缔造美好关系的一种策略。
《时代周报》:慈禧也很喜欢把自己装扮成观音的模样?
余佩瑾:慈禧有一部分的作为就是学乾隆的,并且乾隆的影响从慈禧一直到清末民初。当时袁世凯即位称帝,想要烧陶瓷;他知道最好的陶瓷是北宋汝窑,但忌讳北宋是一个亡国象征,也想创造康雍乾一样的盛世,于是最后便效仿乾隆烧珐琅彩。
乾隆傍晚必看1小时文物
《时代周报》:乾隆从小就喜欢艺术吗?
余佩瑾:他是真的喜欢。在他还没登基之前,就常跟画家有往来,譬如唐岱。有学者研究过,每天下午5点到6点是乾隆研究文物的专属时间。我们这样(在台北“故宫”工作)的人,也不见得每天都会去看文物呢。所以我相信,每天的训练会让他累积很多知识,然后转换成独特的艺术品味。
《时代周报》:谁对乾隆的影响最大?
余佩瑾:爷爷康熙对他的教育是最大的;董邦达、郎世宁这些常常随其左右的画师和工匠也对他有一定影响;另外还有西洋传教士直接促使他在圆明园盖过一批西洋楼。乾隆的老师蔡世远对他影响也很大,他曾写过一篇《三希堂记》,当中便提到他的书房“三希堂”就是效仿老师的书房“二希堂”而建,从中也表达出要超越老师的想法。
《时代周报》:你会认为乾隆的艺术品位有点怪吗?
余佩瑾:我个人觉得乾隆满有品位的,先不说器物的历史,首先他喜欢比较精致的东西。譬如御制瓷器那么多,乾隆最喜欢青瓷,素雅且烧得最好。只是有时候,他作为一个帝王,需要展示多元兼容并包,所以把各式各样的展品摆在一起。但我相信他有属于自己个人的爱好。
《时代周报》:乾隆自身的艺术水准如何? 余佩瑾:你看他从小练字,还是有经过努力的。虽然跟大书法家有差距,但已经不错了。
乾隆南巡“旅游攻略”
《时代周报》:在位时间长,南巡次数多,所以现在电视剧最爱拿乾隆做文章,也是合理的吧?
余佩瑾:乾隆心目中的偶像是爷爷,爷爷做过的事他都要做一遍,但是又不敢贸然超过爷爷。合不合理要看怎么编,但稗官野史中关于乾隆本身身世就有很多种说法和演绎。回归到历史,乾隆真的很重视南巡。他在乾隆49年时曾写道,回顾自己在位最重要的两件事,一件是西师(西边打仗),一件就是南巡。南方一直是人文鼎盛之地,乾隆是从北方来的异族,又那么爱好文艺,当然要汲取南方文化,笼络南方文人。
《时代周报》:他南巡时还干过一件让现代人很亲切的事,就是去的时候画规划图,回来的时候画线路图,编纂成《南巡纪程图》、《南巡盛典》等,真的很像旅游攻略。
余佩瑾:对,从现代人角度看完全是旅游攻略,这是我们策展时就想到的,如何让文物与时代脉动相关联。当然,作为一个皇帝,出巡需要规划是很合理的;至于回宫后,那是因为乾隆是一个很喜欢记录自己所走过痕迹的人,他觉得每一段旅行自己都能学到很多东西。当然更有趣的是,乾隆南巡所经之地,后来也变成当时人们的旅游景点。
《时代周报》:他还喜欢随身携带古画去实地对照着看?
余佩瑾:他就是想要看看古人画得到底像不像,那个时代没有电视电脑,一个皇帝也只有这样才能满足自己强大的好奇心。更好玩的是,一旦古人画得像、画得好,他就马上要题字,比如《富春山居图》就被题跋了30多首诗,有的还直接题在画心。反正他大概觉得文物都是属于他的,可以随手做笔记。康熙和雍正也会题跋,但不会那么多。最简单的解释是,乾隆真的非常喜爱;另一个理由是,他认为这些传承下来的文物,可以通过他来展现文明。他曾经在御制文里提到,自己希望能够吸收古代文明,然后创造另一种超越前人的文明。
《时代周报》:除题跋前人作品外,乾隆还有“山寨”嫌疑。展览中有一件剔红双层牡丹纹圆盘,同时刻有“大清乾隆仿古”和“大明永乐年制”款识,乾隆为何会有这种据为己朝的“贪念”?
余佩瑾:其实这不只是乾隆个人行为,宣德就常常这么做。他大概是真的觉得永乐年代的瓷器很漂亮,就学宣德将永乐的款换成自己的款;这在他的御制诗中有说明。
《时代周报》:乾隆若放在今天也算是个文艺青年。过去也有一些帝王热爱文艺,但大多数如李煜和宋徽宗往往因此荒废政事。乾隆为何可以兼顾呢?
余佩瑾:因为他立志当全能皇帝啊,你看他的《十全老人之宝说》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