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最大文物盗掘案：文物贩卖腐蚀了一大批干部

　　日前，公安部公布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涉文物犯罪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175名，追回涉案文物1168件。案件虽然成功告破，但在屡遭侵扰后，五千年历史的牛河梁红山文化古遗址却已伤痕累累。在这背后，暴露出的是古遗址保护的捉襟见肘。“脆弱的文物，脆弱的墓”，我们不禁要发问，现代文明下古遗址保护为何如此困难？

　　盗掘手段不断升级，违规城建带来大量破坏，古遗址保护困难重重

　　浩浩五千年前，在辽西、蒙东、冀北交界处，曾出现过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大型的祭坛、女神庙、龙形图腾和成群的积石墓地印证了这里曾是中华民族的“北方家园”。然而，这座远古的“北方家园”——牛河梁红山文化古遗址却不断遭到伤害。

　　“近些年来，不少不法分子来这里盗掘古文物，致使牛河梁红山文化古遗址遭到严重破坏。”辽宁省社科院副院长牟岱多年潜心研究红山文化，“红山文化涉及范围极广，古遗址也散落在三省交界各处，保护难度不小。”牟岱对此忧心忡忡。

　　盗掘者也在不断更新犯罪手段，他们掌握大量考古知识的同时甚至利用起了不少科技手段。

　　据办案民警介绍，此案一号人物姚某某有着“祖师爷”的绰号，博览考古等方面书籍，“他在确定古墓葬、遗址位置方面经验丰富，可以脱离罗盘仪的辅助，直接根据山脉河流走势和日月星辰位置，就可以进行大体定位。”

　　据介绍，这10个犯罪团伙中，还有一些人已经开始使用科技手段进行盗掘。许多盗墓团伙都从7号团伙核心成员李某处购买相关设备，每台设备售价在1.8万元左右。

　　辽宁省朝阳市公安局文保分局局长王红岩认为，执法的“真空”，是导致全国大部分地区古遗址保护难的一大原因。“公安有执法权，但不懂业务；文物局懂业务，但又没有执法队伍。”为此，朝阳市公安局组建了全国第一个文保分局，在此次重大案件的侦破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安家瑶表示，对文化古遗址的破坏还来自于城市的开发和建设。总体而言，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中的文物保护情况较好，但在不少地方，城市建设发展和文物遗产保护之间存在较大矛盾，不少工程急于见到成果，对文物及遗址的破坏比较严重。很多地方并没有按照相关法律要求，在经过勘查、确定之后再进行开发。即使发现相关遗址痕迹，也不愿告知文保部门，“当推土机、挖掘机开始工作时，这种破坏就不可逆转，也很难恢复了。”安家瑶说。

　　距今约8000年前的查海文化遗址的保护现状暴露出了另一些问题。早在1985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就认为，查海文化是红山文化主源之一。“但这里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牟岱说，“遗址保护缺乏统一规划、遗址博物馆设施简陋、遗址因经费问题无力研发和保护只能回填、没有安全防御设施等，就是这个国家级遗址的保护现状。”

　　文物经济价值被过分放大，文物贩卖行为腐蚀了一些干部，部分私人博物馆成非法交易平台

　　近几年，民间掀起文玩收藏热，文物市场行情火爆，更是进一步激起了不少违法犯罪分子的贪欲。

　　此案的成功破获，使唯一完好无损出土的红山时期彩陶双系罐、红山时期代表图腾玉猪龙、展现五千多年前人类高超打孔技术的勾云形玉佩等一件件国宝级文物，得以完好地保存。

　　据此案犯罪嫌疑人冯某交待，正是红山古文物令人咋舌的天价，使他萌发了盗掘的想法，并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深渊。

　　安家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对于中国文物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多，大量中国文物被贩卖出境。“文物贩卖行为腐蚀了一大批干部，从地方的文物部门一直到海关，整个打通了一个通道，有些大的文物比如石棺、石椁都能运出去，这不是一般小偷小摸能做到的。”

　　同时，安家瑶认为，目前社会过于放大古文物的经济价值，而忽视其内在的文化内涵，应该把文物的收藏作为一种高雅的需求。而且，由于市场的炒作，本身并没有那么高身价的文物也被炒成了天价。

　　近几年来，私人博物馆如同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出来。对此，辽宁省文物局专家组组长、红山文化研究专家郭大顺十分担忧。“许多私人博物馆都大量收购古文物，这无形中也为文物交易提供了平台，成为灰色地带。”郭大顺说，在国外，此类的私人博物馆所收藏的文物都必须有正式“户口”，要通过正规交易获得。

　　此案犯罪嫌疑人刘某某说，目前部分私人博物馆对外宣称是展示文物的平台，但所收上来的文物大多不知从何而来。

　　文物贩子李某经营着两家古玩店，借着自己“喀左县文博协会会长”的身份从事非法文物交易。他并不满足于在店里等着收赃，常常第一时间赶到盗掘现场收购。李某等文物贩子的存在，使得盗墓团伙盗挖到的文物出手速度非常快，文物出手的价格以数十万元居多，最高的是一个玉猪龙，价格高达320万元。

　　考古人才和机构缺乏，目前仍是“被动式”考古，导致考古跟着盗墓走

　　不少人都有这样的疑问：“为何墓被盗了才开始考古？”“为什么国家不及时发现，发掘后送到博物馆？”“考古为何老跟着盗墓走？”

　　安家瑶承认目前确实存在“考古跟着盗掘走”现象。但对于考古队伍来说，一方面是目前任务繁多，人手力量不足，因此主动发掘并不多，主要是配合基建等国家重大工程项目来进行一些考古发掘。另一方面，发掘本身也是另外一种“破坏”，有些遗址在发掘之后存在保护不力的问题。整体来说，新中国的考古还是在保护性发掘的基础上进行，是一种被动的模式。

　　安家瑶认为，造成这种被动式发掘的局面源于考古人才以及机构的缺乏。虽然国家近几年加大了文物考古保护上经费、精力的投入，效果不错，很多遗址得到有效保护，但“我们的考古发掘人员太少，力量薄弱，还需要大量培养这方面人才”。

　　安家瑶在其任全国政协代表时的提案中指出，与国外相比，我国考古专业人才严重匮乏。埃及开罗大学考古系每年招500名学生。我国现只有十余所大学设有考古学专业，学生总数赶不上开罗大学考古系一年的招生人数。由于各种原因，我国考古专业毕业生中只有部分人从事考古工作。中国考古学会只有2000名会员，而日本考古学会有5000余名会员。加大考古人才的培养，提高从事田野考古工作者的待遇，才能稳定考古队伍。

　　“考古勘探是摸清家底的基础工作，需要国家加大投入。”安家瑶说，目前，快速发展的城乡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农民生产生活和盗掘文物的犯罪活动以及千百年来自然力的破坏，使许多本已异常脆弱的大遗址本体及其环境风貌受到致命威胁。尽管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有相关法律法规，但地方文物保护部门与城建、工业等强势部门相比，往往处于下风。配合基建的考古工作往往因为赶工期，不能完全按照考古规程。只有国家加大大遗址考古勘探和发掘的投入，让考古勘探走在基本建设的前面，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才能摆脱这种被动局面。

　　本报记者 辛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