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革：修故宫的人

　　师傅赵崇茂退休的时候，塞给李永革一张纸条：勿要一得自矜，浅尝辄止。这几个字李永革至今记得清清楚楚。“古建修缮是一辈子学习的事儿，每次都有没见过的东西。”

　　第三代工匠

　　李永革所在的修缮技艺部位于故宫的外西路，这里原来是内务府造办处，为宫廷制造生活器具。清代鼎盛时期，造办处下设24个工坊，荟萃了全国的能工巧匠。现在的修缮技艺部保持了它在功能上的延续。早年间，李永革家住在鼓楼。每天骑着自行车，十几分钟后就能从北京早高峰的车水马龙进入到和百年前区别不大的静谧宫城，他觉得十分惬意。

　　李永革在一间平房里的办公室等着记者。老式的办公室中还有搪瓷脸盆和水盆架子，墙上挂着一张民国时代的故宫全景图，桌子上是宫殿建筑的烫样和鎏金斗拱的模型。李永革一头白发，穿着衬衣和布鞋，开口是浓重京腔。“我1985年29岁的时候就坐在这个位置上了。”李永革说。他1975年从部队退役后来到故宫，当了10年的木匠，然后因为工作出色成了修缮技艺部的副主任。两年前他到了卸任主任的年龄，却更加忙碌。他是“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现在负责技艺传承工作。

“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李永革

　　来到故宫上班是父亲的建议。父亲是个木匠，李永革也想继续学这门手艺。一般的建筑公司就是支模版、安门窗，父亲说还是故宫古建队的木工技术最复杂，能学到真东西。李永革第一天来是从西华门进来的，一下子就被震住了：“这么大的宫殿群，是怎么修起来的？”他被带到一个叫赵崇茂的师傅面前，赵师傅身边已经有两个年轻人在学艺了。“我开始刨木头，腰板直，姿势也对，因为我在家做过木工活儿啊。”就在师傅的夸奖声中，李永革开始了做木匠修故宫的日子。

　　按照代际关系来算，李永革算是新中国故宫修缮的第三代工匠。新中国成立之后故宫的三次大修分别成就了三代工匠，也培养了下一代学徒。第一次大修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故宫提出了一个5年治理与抢险的计划。针对大量古建筑年久失修的现象，故宫邀请了在古建八大作“瓦木土石扎、油漆彩画糊”中分别身怀绝技、各占一个山头的10位工匠进入故宫，他们就是第一代工匠，后来被称作“故宫十老”。这个过程中，戴季秋、赵崇茂、翁克良跟随马进考、杜伯堂等师傅维修西北角楼，维修结束后，继续学习制作模型。至今故宫古建部仍然保留着西北角楼一角四分之一模型、钟粹宫正殿歇山殿大木结构的一角和御花园四柱八角盝顶亭模型。朴学林、邓九安、王友兰跟随周凤山、张国安师傅修补屋顶琉璃瓦面；张德恒、张德才、王仲杰则跟随张连卿、何文奎等师傅重新做了三大殿彩画，并按照比例将故宫大部分彩画进行临摹，制成了《故宫建筑彩画图录》。故宫第一次大修中，第二代工匠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到了第二次大修他们已经能担当主力。

　　第二次大修从1973年开始，故宫制定了第一个五年修缮保护规划。为了完成这次大修，故宫工程队(修缮技艺部的前身)对外招聘了300名青年，李永革就是其中之一。他跟着赵崇茂、戴季秋师傅，相继参加了午门正楼、崇楼、东西燕翅楼，太和门东西朝房，钟粹宫、景仁宫、斋宫、奉先殿、皇极殿、畅音阁、阅是楼、遂初堂、庆寿堂、养心殿、慈宁花园、东南角楼等施工工程。1975到1979年，到了冬季来临不适合室外作业的时刻，第二代工匠会为新来的年轻人讲授业务，李永革一直保存着一份1979年的冬训讲义。

　　第三次大修，是在本世纪初故宫制定保护总体规划大纲后开启的100年来最大规模的维修保护工作，包括了武英殿试点工程、太和殿挑顶大修工程、慈宁宫落架大修工程、建福宫复建工程等重大项目。第三代故宫工匠正式登场，李永革成为这一系列工程的负责人。

　　回顾在故宫工作的一辈子，李永革觉得自己的成长过程和第一、二代修故宫的工匠并没有太大区别：“都是在一次次实操训练中磨练手艺的，逐渐明白了古建维修的各种门道。只不过搁以前，学手艺要搞磕头拜师，我进故宫的那年不兴这套了。而老师傅对你呢，也是倾囊相授。”李永革跟着赵崇茂学习，却一直没有师徒的名义，这倒成为他的一个遗憾。

　　最辉煌的时候，故宫的工作人员有800多人，古建工程队就有400多人，是故宫人数最多的部门。可这支古建队伍虽然有国家文物局颁发的“文物修缮工程资质证书”，但因为不是企业性质，没有营业执照，无法参与投标，在市场化的过程中逐渐被排斥在大型维修工程之外。现在的修缮技艺部日常要做两方面的工作，分别是古建筑的碎修保养以及修缮工艺的传承。按照设想，尽管修缮部不再能直接参与大工程，却可以培训新来的年轻人，将来让他们在工地现场做管理人员，确保外来施工队伍正确操作。

　　可是，如果没有足够的工程量来做平时的练手，年轻人能积累出经验么？时代变化，李永革从一名木匠成长为古建筑维修专家的经历更显得难能可贵。

　　木建筑的门道

　　在故宫做木匠，并不是一上来就修整座大殿，刚开始也是一些不起眼的工作。“今天修个隔扇，明天补根柱子，师傅带着干什么就学什么，最后知识零存整取。”虽然李永革最先认识的是赵崇茂师傅，时间一久，其他年长的师傅都成了他的老师。“赵师傅善于总结规律，平时话也多；另外一位戴季秋师傅做过不少建筑模型，知识扎实，就是人一多就说不出话，要私下里请教。”摸透了师傅们的性格，李永革便很快受益。“同样的事情，这个师傅讲得很清楚了，另个师傅走过来又问，明白么？我还说，不明白，于是又能听一遍。两个师傅从不同角度来讲，也加深了印象。”让他感动的还有一位安海师傅。“刚学徒没多久，有一次要去添配一扇窗户，我以为打下手就行了，安师傅主动让我在木材上画线、开凿榫卯。搁平常，老师傅刷刷几下就弄完了，这是要主动培养你啊！”

　　官式木建筑和民间建筑有什么区别？最大的当然是体量不同。宋代《营造法式》一书的编纂者李诫提出以“材”作为木组件的标准量度单位，并根据建筑中木组件大小把材划为8个等级，设固定比例。用来建造皇宫的木组件用的是一个等级，用来兴建普通商人住宅的木组件则根据一个较小的等级制造。建筑物内每件木材，大至木柱和横梁，小至檩条和椽子，尺寸都是材的倍数或者分数。皇宫和民宅在结构系统上是一样的，前者是后者的夸张版。

　　第三代工匠正在向第四代学员传授木工技艺

　　体量巨大的宫殿就需要大型木料来支撑。明代刚修故宫时非常奢侈，民间传说用的是“金丝楠木”，木料中暗藏“金丝”，在阳光照射下白烁华美。“其实宫廷记载里就是‘楠木’，没有‘金丝’二字。楠木生长在200年以上，里面会出现一种树脂的结晶，那是所谓的‘金丝’。到了清朝，开始使用红松。后来国力下降，再加上足够大的红松也难以寻觅，故宫里便使用了木料包镶拼接的工艺。”进入故宫后，李永革定期会和同事们在东北寻找修补时所需要的合适木材。有一次，一位满族的老先生，竟然自愿把准备给自己造棺材的红松木卖给他们。国内全面禁止采伐天然红松后，故宫近些年开始从东南亚国家进口大口径木材了。

　　木料大，因此工匠画线时心理压力也大。画线是木工将木材制成一定形状之前做标记的过程，木工作品的成败有“三分画线七分做”的说法。“画错一道线就是废掉一根大梁的结果，这责任有多重！”所以李永革说，老师傅画线之后都不是马上去砍或锯，还要留下半天时间，过过脑子，复核尺寸。

　　去过故宫大修现场的人，就会发现这里和外面工地的劳作景象有个明显的区别：这里没有起重机，建筑材料都是以手推车的形式送往工地，遇到人力无法运送的木料时，工人们会使用百年不变的工具——滑轮组。故宫修缮，尊重着‘四原’原则，即原材料、原工艺、原结构、原型制。在不影响体现传统工艺技术手法特点的地方工匠可以用电动工具，比如开荒料、截头。大多数时候工匠都用传统工具：木匠画线用的是墨斗、画签、毛笔、方尺、杖竿、五尺；加工制作木构件使用的工具有锛、凿、斧、锯、刨等等。“老祖宗聪明得很。”李永革说，“比如‘排杖竿’，就是拿着一种四方截面的木杆去量柱子、梁架、进深等尺寸，然后在竿子上来做标记。”为什么要这样？李永革拿出两盒外面买的卷尺，然后在纸上量着画出10厘米的线段，两条线居然并不完全一样长。“10厘米误差就这样，要是去量20多米高的柱子呢？差一点，榫卯就合不上。老祖宗的方法看来笨拙，但更实用。”

　　以前拜师学艺，是“三年零一节”——不是说三年的时间过去，再随着下一个节日的到来就可以出师了，而是说在师傅家里端茶倒水当佣人三年多，到这个时候师傅才真正领着你去看他做活。“三年之后，我们还真有个考核，就是做一扇十字条的木门，上面四块玻璃。顺利做出来，证明技术过关，但经验差得远呢。古建修缮是一辈子学习的事儿，每次都有没见过的东西。”李永革说。

　　1981年故宫维修东南角楼，李永革主动报名，那成了他受益匪浅的一次经历。故宫的角楼按照顺时针的顺序相继修复，1951年西北角楼、1959年东北角楼、1981年东南角楼、1984年西南角楼。“木工都以参加过几个角楼修缮为傲。因为角楼不仅结构复杂，而且缺乏规律性，四个角楼四个样子。《清式营造则例》中将大木建筑分成庑殿、硬山、悬山和歇山四种样式，角楼是不同于任何一个门类的杂式。”一般人形容角楼是9梁18柱72条脊，其实比这要繁复。“三层屋檐共计有28个翼角，16个窝角，28个窝角沟，10面山花，72条脊之外还有背后掩断的10条脊。屋顶上的吻兽共有230只，比太和殿的吻兽多出一倍以上。”李永革介绍说。传说当年营建角楼时，由于设计难度大，工匠们都伤透了脑筋。后来是木工的祖师爷鲁班下凡，手里提着一个蝈蝈笼子，这个笼子不一般，正是设计者所盼望的那种设计精巧的角楼模型。

　　李永革在这次修缮中接触了斗拱的做法。斗拱是中国木建筑结构特有的形制，是较大的建筑物柱子和屋顶之间的过渡部分，它可以将支出来的屋檐的重量先转移到额枋上再到柱子上。“斗拱木构件的规矩多、尺寸多、讲究多。乍接触时头昏脑胀，逐渐才觉得有意思。像那些 ‘蚂蚱头’、‘霸王拳’和‘麻叶头’之类名字都是流传下来很形象的说法。”除了斗拱之外，角楼落架大修时拆下来的木构件数量庞大，怎样能够保证还能将它们复原回去，也有技巧。“老工匠是靠标写‘大木号’传递位置信息的，它比ABCD或者1234更加准确。以前的木匠未必认识多少字，但至少会掌握20个字：‘前后老檐柱，上下金脊枋。东西南北向，穿插抱头梁。’有了这20个字，木匠就可以在构件的相应位置题写，就能确定构件朝向，如何组装。”等到后来修西南角楼的时候，李永革已经从参与人员变成了主管领导，工作能主持得井井有条，全靠第一次的经验。

　　修复太和殿

　　古建“八大作”里，最核心的是“铁三角”的技艺：木作、瓦作、油漆彩画作。“其他技艺，比如架木搭设的搭彩作，因为过去的杉槁、竹槁、连绳、标棍都换成了铁杆和铁构件，已经日益萎缩了；夯砸地基的土作已经被机械化代替。”李永革说。走上领导岗位后，他继续钻研其他门类的知识，逐渐成为通晓整个官式营造技艺体系的专家。

　　2006到2008年故宫太和殿的修缮是李永革主持过的最重要的一项工程。太和殿俗称“金銮殿”，位于紫禁城中轴线上最显要的位置，是我国现存体量最大、等级最高的古代建筑物。在当时，如此大规模的保护维修是太和殿重建300多年来首次。最能体现大修难度的便是瓦作中“苫背”的环节。“苫背”是指在房顶做灰背的过程，它相当于为木建筑添上防水层。“有句口诀是三浆三压，也就是上三遍石灰浆，然后再压上三遍。但这是个虚数。今天是晴天，干得快，三浆三压硬度就能符合要求，要是赶上阴天，说不定就要六浆六压。这样的话，到了下班时间你也许还不能走，还要坚持把活儿干完，否则第二天来了上面就有裂缝。”老工匠的做工就非常瓷密。“苫背好坏是决定着古建寿命的关键，否则很容易出现尿檐，水从屋檐下漏出来。古建筑就怕漏雨，越漏越坏，越坏越漏，最后倒塌。”

　　和石灰也有学问。李永革在琢磨透一件事后，总喜欢用生活中的例子来给工人们讲解。“石灰在建筑上用得很普遍，但是不同的用途就有不同的和法。就跟和面似的，擀饺子皮或者做面条，什么时候用开水，什么时候用凉水，怎样的比例，要心里有数。”做学徒的时候，赵崇茂师傅经常提点李永革：“你小子‘筋劲儿’不对。”但什么是“筋劲儿”师傅也说不清楚。后来李永革明白了，也对工人们讲这个词儿：“就是对分寸和火候的掌握，用力大小，干活时间长短，材料使用的多少等等，怎么样就算筋劲儿使对了要自己摸索。”

　　太和殿当时出现屋顶瓦面塌陷的状况，为了探查原因，李永革带着施工队伍揭开屋顶上檐东西两山面进行检查，结果就有了意外发现：根据《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中的记载，专家此前都一致认为最高等级建筑的太和殿的屋面苫背也应该为最高规制，所以维修方案中选了铅背的做法。但事实上太和殿屋面苫背采用了最简单的苫背材料与方法，首先在望板上铺桐油灰约2毫米，之后涂上8厘米到10厘米的白麻刀灰，在白麻刀灰背上直接铺瓦。“于是我们决定尊重历史，就按最朴素的做法来进行原状修复。”李永革说。

　　彩画绘制是太和殿维修工程的重点和亮点。施工前李永革带着同事们多次到现场勘查并与老照片对比，发现太和殿外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绘制的彩画的纹饰随意，与历史原貌不相符，而太和殿内檐仍完好地保留着清中早期的面貌，因此需要重做外檐彩画，重现历史风貌。起谱子是画彩画的第一个步骤。传统的方法是根据木构件的尺寸来绘制大样，由设计者创作，细节部分有许多个人特色。“但为了保证重做彩画的原真性，我们采用了一种名为‘套起’的方法进行绘制。套起是基本没有创造的，与复制的意义相似。太和殿外檐彩画大部分是根据内檐相应位置木构件上彩画的拓片起的谱子。”

　　太和殿彩画为皇家最高等级的“金龙和玺”，上面大量使用了含金量98%的库金和含金量74%的赤金，且相互交错。“比如斗拱，以斗拱每攒为准，坐斗为蓝，贴库金；坐斗为绿，贴赤金。以此类推，库金、赤金相间来贴，极易贴混。”李永革要求工人们每人只能贴一种金箔，避免搞错。

　　2008年，当太和殿去掉围挡，重新以威严壮观的面貌展现在游客面前的时候，李永革还在忙碌一件和太和殿有关的工作——撰写《太和殿维修工程施工纪实》。“故宫维修缺乏这样的记录。”李永革告诉记者。他曾经去日本奈良的药师寺参观，发现那座建于公元680年的寺庙存留下来1000多本维修笔记，这让他深受触动。太和殿始建于明朝永乐十八年(1420)，之后数次因火灾重建。现在的太和殿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重建后的形制。新中国成立以后，太和殿还经过大大小小6次修缮。但在2008年之前唯一可查的详细记录，仍然是康熙年间写下的那本《太和殿维修纪事》。

　　传承之忧

　　李永革从来都觉得精力旺盛，平时经常下工地，直到有天爬高的时候觉得有些吃力，他意识到自己不再年轻了。那是2003年，他47岁。“再看看和自己同一批进来的人，有高血压、心脏病的，老年病都提早光临了。”他意识到了技艺传承的紧迫性。2005年，李永革在故宫搞了第一次隆重的拜师仪式，是第二代工匠和第三代工匠正式确立师徒关系，为了将传承脉络理顺，也为了了却许多人的心愿。2007年，李永革又组织了第二次拜师，从参与故宫第三次大修的工程队伍中选了10个不错的苗子让第三代工匠带着来学习。然而他们却称不上第四代工匠，随着大修告一段落，这些工人相继离开了故宫。“你也可以看成，官式古建营造技艺得到了更广泛的推广。”李永革自我安慰般地说道。

　　李永革寄予厚望的是2013年修缮技艺部面向社会招到的15名学员，他们被分成瓦木和油石两个组。“因为瓦作和木作，或者油彩作和石作彼此间都有相通的东西。现在年轻人文化水平高，掌握速度快，没必要单打一。”

　　第三代师傅手把手地给予学员最好的指导。在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屋子里，一个学员正在一丝不苟地做着砖雕。“这个叫作‘透风’，在靠近柱子的墙壁上下各有一块，上面有眼儿，为的就是能让空气流动，柱子不至于糟朽。”李永革介绍，“一个好的‘透风’要花费雕工一天多的时间，哪里是花朵，哪里放瑞兽，都有说法，做出来成本就在四五百块钱。有的施工队想买那种便宜的‘透风’：砖厂在砖烧制之前还是软的时候用竹签子划出个花瓣之类的浅浅的图案。我坚决不允许。这样就失去官式建筑的讲究了。”

　　另外一位学员正在制作明代斗拱和清代斗拱的比较模型。“清雍正十二年时，出了一个‘清木作宫廷做法’，就是把做的斗拱的尺寸进行一个详细的规定，明代的时候没有。但是明代也是在继承原来的元制或者是类似宋制，是这么演变过来的。所以明清两代的斗拱还是有很大差别。”李永革说。故宫是明清两代建筑的活教科书。“比如一个大殿里，一个木构件朽了，人们都想要换掉它。可是它有可能偏偏就不能换，因为只有这个东西才能说明它的建筑年代，换掉后就历史信息不明了。”目睹过外来施工队伍里一些“昨天还在地里刨白薯种白菜，今天就来修文物”的工人极不专业的操作，李永革最担心的是他们会把故宫的特征修没有了。“到时故宫就不是故宫了，就成现代宫殿了。”

　　这拨精挑细选出来的年轻人现在还是面临两个问题，除了缺少参与大型工程练手的机会外，他们也没有纳入故宫正式人员编制，“30多岁的人，都是拖家带口的，经济压力大”。到现在，15名学员还剩下9个。他们还会成为和李永革一样，一辈子修故宫的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