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家张珩先生与天津的二三事

张珩先生的信 张珩先生的信

　　近日读张珩(字葱玉，1914—1963)《怎样鉴定书画》和《日记·书画》，想起上个世纪60年代他给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张老槐先生的一封信。因为我当时学习书画鉴定，对张珩先生极其崇拜，见张珩先生来信，拿在手里反复欣赏，张馆长好像看出我喜爱张珩先生的字，就把这封信送给我。我在故书堆里翻箱倒箧，终于把张珩先生的信找到了，现在通过晚报把信公之于众：

　　老槐同志：

　　三月九日来函奉悉，承询及宝古斋所存之唐寅、仇英二件，顷已看过唐画，是真迹。惟纸色已甚黑破，须有好裱工方可改观，现价为五千六百元，似觉略高。目前为上海博物馆暂留，尚未决定购否。至仇英画卷则鄙见恐属是旧片子货，可以不必考虑购否也，兹将大致奉告。即希

　　卓载，专此即颂

　　敬礼

　　张珩

　　三月十五日

　　信封上邮局的戳记是1960年3月。

　　张老槐先生是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副馆长，于碑帖和字画鉴定以及陶瓷铜玉方面皆有很高造诣，尤以碑帖研究最深，但对字画的鉴定当然要请教张珩先生了。张珩先生的回信亦十分得体，一说唐寅的画系真迹，但地子较坏，而且价格昂贵。张珩先生也清楚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的收藏经费不如上海充裕，摆出了问题以及天津经费情况，天津当然就不会收购了。仇英的画则被他鉴定为苏州片子(苏州地区造伪假画，多工笔设色，如仿赵伯驹、仇英等)，天津当然不予考虑了。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张珩先生对求教者知无不言、敢于说出自己看法的良好作风。

　　张珩先生书体优美，曾为毛泽东主席所赞赏，应邀书写《西藏和平解放公约》正式文本(见《怎样鉴定书画》出版说明)。此信稿经我保存52年之久，且经“文革”，尚未丢失损坏，实属不易，现公之于众，与大家分享。

　　葱玉先生是鉴定书画大家，1934年仅21岁时就被故宫博物院聘为鉴定委员会委员。1962年8月，国家文物局组织以他为首，并有谢稚柳、韩慎先(1897—1962)组成的书画鉴定小组，开始对全国各馆的书画进行鉴定工作。韩先生号夏山楼主，既是著名的书画鉴定家，亦是红极一时的名票。张贻文在《我记忆中的父亲张葱玉》一文中说：“记得那是个星期天下午，我们都在午睡。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先生突然到访，一路喊着‘葱玉，葱玉！’从院里进来，原来韩慎先先生不幸在宾馆逝世了，这对父亲是个沉重的打击。”由此看来，葱玉先生对韩慎先先生是非常敬重的。

　　当年，我正和韩老学习书画鉴定。韩老在北京时曾通知张老槐先生，鉴定时很多老先生带着弟子去看画，等过一过让崔锦也来北京。我一直等着韩老的召唤，却等来如此噩耗，每每想起，总是潸然泪下。

　　张珩先生在《怎样鉴定书画》及《两宋名画册》中两次提及天津馆的《西湖争标图》页，他在《怎样鉴定书画》中说：“究竟作者是谁，目前尚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是张择端早期作品，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宋人画，而非择端。我同意后者的意见，因为后者的看法是从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两方面来考虑的。而前一种主要以款识为依据，不仅从个人风格来讲，不易令人信服，《争标图》和故宫所藏的《清明上河图》系出一手，同时也未免忽视了两画的时代风格。《争标图》的画法比《清明上河图》晚，是宋朝南渡以后的风格……不能只看它较为工细，便认为是张择端的早期作品。”同时，他在《两宋名画册》图版中再次强调：“此图虽未为真迹，出于南宋时人模仿，然原本之出于择端，宜足征信，盖古人所谓下真迹一等者。即此已是瑰宝，又何必择端真迹始称珍重也。”《金明池争标图》也是《两宋名画册》评论最多的文字。

　　此外，《两宋名画册》中尚有天津藏画3幅，即扬无咎《墨梅图》、苏汉臣《婴戏图》和马远《月下把盏图》，扬无咎(1097—1169)名补之，字无咎，别号逃禅老人，又号清夷长者。张珩先生认为此图“左方行书‘清夷’二字，上押‘逃禅’朱文印，已为装潢者截损，题署虽仅二字，而笔致苍老，或是晚年之作”。张珩先生是肯定了扬无咎此作为真迹的。

　　另一幅苏汉臣《婴戏图》，张珩先生说：“《双孩玩枣》、《婴戏》诸图，旧传为汉臣之笔，皆无款识，亦不能定其信为汉臣之笔否，唯传之既久，世亦无异辞。今此图款字非出后人添署，固无可疑，或此属真迹而传者为失其实款？”张珩先生又肯定了天津一幅宋人名画。

　　这几页宋人画册皆1958年韩慎先先生购于张叔诚先生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