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尔艺术展上的一些作品居然不要脸

香港巴塞尔的奇特展品：“不要脸”的艺术

　　文/陈晓勤

　　<<新周刊>>第442期

　　巴塞尔艺术展上的一些作品，居然“不要脸”！这背后是否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马云出现在某家画廊的展位，先后对两幅作品谈笑风声，虽然他当场什么也没有买。巴塞尔艺术展正在吸引越来越多此前与当代艺术并无关系的人。

　　第三届香港巴塞尔艺术展已于3月中旬落幕，话题热度依然未消。艺术圈的派对主角换了一轮又一轮，但巴塞尔就是成了继威尼斯双年展之后的又一个守恒传奇，甚至比后者还要更热烈、时尚。

　　这次展览汇集了37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家艺廊，高古轩、白立方、大未来、佩斯等国际大牌画廊租下了最显眼的位置，一些新晋画廊则安居角落。无论大小，每个画廊都有自己主推的艺术家和代理作品，现场能看到毕加索、曾梵志的名篇以及奈良美智经典的小女孩画作。

　　巴塞尔几乎已经淡化了香港这个商业名都困扰已久的“文化沙漠”标签。不光马云、王中军、吕燕、余文乐、杨二车姆娜这些名人，就连一些平时从不谈论艺术的IT行业上班族，也被巴塞尔在微博、微信的效应感染，特意前来围观。

　　是的，不管懂不懂艺术，只要付得起250港元的门票，都可以享受这场年度人气最旺、含金量最高的盛会。艺术在这里不会严肃高冷，作品面前也不设置围栏。手机一拍，在微信发个九宫格表示到此一游，未尝不可。“新奇”、“怪诞”、“趣味”总是普通人的关注点。

　　在湾仔会展中心，我穿梭在几千幅展品间，惊讶地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巴塞尔艺术展上的一些作品，居然“不要脸”！

　　画面上五个没有脸的行人，行色匆匆走过，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拒绝交流。

　　2015年香港巴塞尔艺术展官网封面是约翰·巴尔萨代里1989年的画作《残暴与怯懦》。有“概念艺术之父”之称的约翰·巴尔萨代里风格轻松诙谐，以几何手法引领设计，曾获2009年威尼斯双年展金狮终身成就奖。

　　将这幅画与同期展出的克里斯蒂纳·卡纳莱的《想法与观念》、王鲁炎的《对称的暴力》、英国艺术家季迪恩·鲁宾的《手枪》等作品放在一起比较，会发现一个共同点：画上的人物只有一个头颅形状，没有五官，当然更没有表情。

　　为什么那么多艺术家热衷于创作“不要脸”的作品？此前我并未看到有专门研究。好奇心作祟，我借助度娘、Google，请教了美术史专家，还是没有收获。

　　我只能用最笨的方式挨个搜索这些艺术家的资料，而更原始的方法是回到原作，进行画面分析。

　　我认为，艺术作品中的“不要脸”现象，最常见的原因之一：为了赋予作品任意指代性，因为具象的作品容易产生思维的确定性，阻碍想象空间。克里斯蒂纳·卡纳莱、武晨、朱利安·奥培、徐冰的“不要脸”之作，都属于这种情况。

　　德国女艺术家克里斯蒂纳·卡纳莱1961年出生于巴西里约热内卢，1990年代搬去德国，她从2000年后创作的作品都去脸化。她的画作主题通常是日常却有滋味的生活，画面布局上采用平涂的色块，色彩温馨、突出拙感，画面显得更和谐。

　　我理解她的这些“不要脸”作品，和国内艺术家徐冰创作的《男·幼·女 标志》有相同点，虽然表达手法不一样，一个是油画，一个是广告，但都有“任意指代性”的意思。徐冰画的标志看着是不是很像洗手间的logo？而大多数洗手间一般只分成男与女，满足这种属性就能进去，脸长什么样子都没有关系。

　　艺术家武晨的《我》也是如此。“我”虽然有极强的指向属性，但每个个体组合起来，变成万千个体，构成世界共同体。

　　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六个中间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这是著名的“六度空间理论”。

　　由“六度空间理论”出发，再看看英国艺术家朱利安·奥培2014年的作品Walking in Sinsa_dong，还真有点意思。

　　1958年出生在伦敦的朱利安·奥培是当今英国艺坛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过去数十年他一直在探索形象生动、风格简化的绘画。他与中国结缘颇深，2006年参加上海双年展，2009年参加香港国际艺术展。

　　Walking in Sinsa_dong这幅作品，五个没有脸的行人，行色匆匆走过，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拒绝交流。朱利安·奥培探讨了人们对外在世界漠然、肤浅的情感反应；这一反应可以是麻木，同样也可以是对事物出于无知的惊讶。画面的人们并没有构成熟人社会，大胆想象，没准是因为少了一个人，所以才未能实现“六度空间理论”呢？

　　他把那些“文革”杂志的封面人物“去脸化”，抹去“高大全”的身份标识。

　　“不要脸”艺术的另一个原因，我想是出于对已有图像增删或挪用的现实需要，以及对模糊身份意识、企图寻找自我或记忆的情感需要。季迪恩·鲁宾的“文革”系列作品就非常典型。

　　季迪恩·鲁宾1973年出生在以色列，是如今伦敦重要的国际艺术家。他喜欢以孩童、家庭、抽象肖像为创作题材。他为家族成员画了一些作品，但他的家族在二战逃难时丢失了许多照片，这位艺术家不知道长辈的样子，只能根据想象来描绘，所以这些画当然不可能像梵高的自画像那样有清晰的五官。

　　后来，鲁宾翻阅中国“文革”时期的杂志，发现很多封面肖像有“高大全”的特征。那个年代，“四人帮”提倡的文艺作品要求“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而“中心人物”必是“高大全”的角度。鲁宾萌生了奇思妙想，他撕下那些杂志封面进行重新描绘，“去脸化”处理，模糊那些干部和模范的身份意识。

　　画面上的旅人戴着头盔、墨镜，而那张他丢失的脸孔在天上飞。

　　还有一种政治隐喻更强烈的去脸谱化创作，包含讽刺和戏谑性，如杨振中、洛克尼·哈尔扎德的作品。

　　在巴塞尔现场，这类作品并不多见，因为巴塞尔的定位是以商业为先，促进交易为旨。巴塞尔毕竟不同于学术性展览，它更多站在市场、机构、藏家的角度呈现当代艺术的现状，包括价格区间的参考。主办方与画廊看中的是最后的成交数字。在现场，看着买家与画廊工作人员窃窃私语、讨价还价，你会感到买卖艺术品和别的商品没什么形式上的差异，只是成交价格昂贵，动辄几万、几百万。

　　巴塞尔艺术展更乐意引进容易产生交易的艺术品，比起瑞士巴塞尔的前瞻性，香港巴塞尔更加商业性。这种方向导致现场更多是抽象艺术品，而较少与政治相关的作品。

　　1993年毕业于杭州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的杨振中，他的艺术创作充满对标准社会行为概念的挑战愿望。他的装置艺术作品《团结万岁》中，九大块建筑木材错落地砌在地面，站在前方指定位置，通过透视原理能看见完整的“天安门”。有意思的是，如果另一名观众正好站在“毛主席像”前的空白框时，你会看见他的头像取代了画像。这种“取代”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去脸谱化。

　　而伊朗艺术家洛克尼·哈尔扎德作品的《王室金鱼》不只没有脸，连头都没了。金鱼在西方寓意当中都是形容没有脑子、愚钝的人。在这位艺术家的画面表达中，英国王室成员的合影就像在做戏，所有人心不在焉，只有刚出生的孩子还保持纯真，而女王就像带有圣光一样照耀着孩子。作品带有对英国王室的一种讽刺。

　　这位艺术家的经历有点坎坷。洛克尼·哈尔扎德和摄影师拉明流亡迪拜，虽然他们的作品在西方主流收藏界炙手可热——其中不乏像查尔斯·萨奇、唐和麦拉·鲁贝尔夫妇等收藏界风向标级人物，但伊朗的亲朋好友们警告哈氏兄弟，一旦他们重返家乡德黑兰，将面临被处决的命运。

　　在伊朗，每年艺术学校毕业生数量达到4万人，其中包括平面艺术家。文化在这里受到重视，却也怀着恐惧：许多艺术家、编辑、作家和电影人被囚在狱中。

　　值得一提的是，我在找资料的过程中看到悉尼艺术家蒂姆·斯托瑞尔的无脸肖像《戏剧旅人》，也非常有意思。画面的“旅人”没有脸，却戴着墨镜、头盔，穿着大皮靴，身边挂着很多行李，包括调色板、画笔、图纸，还有狗。在他身后飘走的废纸片上，似乎印着一张丢失的脸孔。2012年，蒂姆·斯托瑞尔凭此获得澳大利亚最负盛名的肖像画奖阿奇博奖。

　　艺术家本人解释说：“当你躺在沙发上，看着电视里的体育节目，你会梦想自己生活在别处。”是的，每幅没有脸的作品，每个人都可以代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