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用纸能否成假画防火墙

显微镜下的画作，可以看清画纸上的微观纤维状态，这是独一无二无法伪造的。CFP供图 工人在制作宣纸。CFP供图 著名画家刘书民至今仍在使用20年前定制的防伪专用宣纸创作。冯善书 摄

　　南方收藏眼   

　　“又订制了一批罗氏纸，连库存的一起铺开来，面积比足球场还要大。”近日，书画家罗渊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分享这条信息，引来大批圈内朋友围观。实际上，早在十多年前，杨之光、刘书民和方楚雄等一些广州美院的老教授便率先在岭南画坛使用个人创作专用宣纸，从而引发大批中青年画家纷纷效仿。

　　在内地省份，这股潮流就兴起得更早。艺术家在宣纸上热衷于私人定制，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不同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上的个性需求，另一方面则是缘于市场上日益猖獗的造假问题。

　　不过，随着时代和科技的发展，造纸技术的更新明显落后于造假技术的升级。在与造假集团不断较量中，很多艺术家渐渐发现，要想靠专用纸来在真品和赝品之间设一道防火墙，变得越来越不现实。

　　●南方日报记者 冯善书

　　现象

　　专用纸伴随艺术市场崛起

　　在罗渊的家里，一刀刀带有明显罗氏创作风格烙印的宣纸与一大堆卷成纸筒的书画藏品，被整整齐齐地放在一间秘密的仓库里边。

　　罗渊是在五六年前开始成为红星宣纸厂的私人定制服务对象的。据一位来自安徽的宣纸专业经销商透露，所谓私人订制，就是依照不同书画家在用笔用墨的习惯来定制原料配比不同的专属宣纸，这样的宣纸吸墨性或柔韧性各不相同，更有针对性。

　　自古以来，国画家在创作不同题材、尺幅的作品时，对宣纸的纸质、结构、花纹和厚度等特性都有着不同的要求。而随着时代、科技和艺术市场本身的不断发展，艺术家的创作风格、习惯和收藏者的审美情趣也在不断调整变化。艺术圈日益多元化的用纸需求，则推动着安徽的一些传统宣纸生产厂家不断扩展和升级自己的品种结构。从市场最早出现的国画专用纸、书法专用纸，到后来的山水画专用纸、人物画专用纸和花鸟画专用纸，再到不同花纹、尺寸、材质、厚度的个性纸，并最终发展到艺术家个人专属用纸、收藏级宣纸等。

　　“在市场上买回来的通用纸虽然种类也很多，但总是挑不到能够跟自己的创作习惯相吻合的。”罗渊告诉记者，“后来听说纸厂可以专门为一个人设计和生产有个性化需求的宣纸，对我来说，既提供了方便，又可以改变以前大纸小用的浪费做法。当时，我一订就是一大批，用不完的还送给朋友用。”

　　实际上，罗渊所订制的还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专用纸。记者在中央文史馆国院南方分院院长、广州美院教授刘书民家里见识过其订制的一种专用纸，纸上还专门印制画家个人的签名作底纹。

　　“艺术家专用纸的出现，是市场不断细分化发展的需要。”刘书民告诉记者，早在二十年前，便有专业的宣纸经销商向他推销这种个人专用纸。当时，厂家还可以把艺术家自己用毛笔书写的签名制作成花纹标签一起印到宣纸上，以起到防伪的作用。

　　刘书民特意把记者带到了他书房的内室，指着堆满整个墙角的几箱宣纸对记者说，看到这么好，他当年一高兴就订了一池纸浆，要求厂家全部用于为他生产“刘书民专用宣纸”。据刘书民所知，当年和他一起购买过这种定制化服务的还有著名花鸟画家方楚雄。

　　二十年前，正好是国内的艺术品市场伴随着经济不断开放发展起航的年代。当市场发展到一定规模时，造假产业也崛起了。那时已经开始进行书画收藏投资的广东省收藏家协会副主席何文发发现，艺术家在宣纸上热衷于私人订制，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不同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上的个性需求，另一方面则是缘于市场上日益猖獗的造假问题。

　　据他所知，近十多年来，杨之光等一批岭南一线名家，均饱受赝品侵权之苦。他们早年的确曾寄望于用这种方式来防止别人对自己作品的造假。

　　分析

　　真纸也可能帮助赝品掩盖真相

　　当前，国内艺术品行业的体量已经接近4000亿元，中国也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艺术品交易市场。作为一直稳踞其中半壁以上的江山的中国书画板块，就算以1000亿元的规模作为基数，那么，假设有10%赝品在市场上流通，就意味着造假集团每年在收藏者身上巧取豪夺的灰色经济利益高达百亿元。

　　“实际上，赝品的泛滥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何文发对南方日报记者坦承，几乎每个星期，他都会在圈内碰到不止一次的假货推销活动。有的赝品制作粗略，只要稍有一点常识的业内人士便可以一目了然。但有的赝品，借助了高清打印技术支持，就算让作者本人来鉴定，仅仅依靠肉眼，也一时难分真假。不管是对艺术家本人，还是对收藏者来说，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都迫切需要在真品与赝品之间建筑一道有效的防火墙。

　　但是宣纸个人定制化服务在艺术圈的滥觞，真的能够有效抵挡住群魔乱舞的造假集团的侵害吗？

　　在罗渊看来很难。“随着时代和科技的发展，造纸技术的更新明显落后于造假技术的升级。不管艺术家订制的专用纸再怎么巧妙，对造假集团来说，都是可以复制的。”罗渊说，“况且，在专用纸上印上自己签名的花纹，也不是什么很复杂的技术，造假集团轻易就可以加以破解和效仿。”

　　罗渊甚至还有一种担心，一些非法纸厂也许会瞒着艺术家，在合同约定的数量以外再增加一些产量，然后再把这些本属于艺术家专用的宣纸卖给其他人，牟取灰色经济利益。因为厂家打多少纸浆，最后生产出多少纸，是艺术家无法监控的。就算守在车间监控整个生产流程，也未必能够堵住这个漏洞。因为配方和模板都在厂家手上，他们随时都可以复制一份交给别人。

　　“专用纸实际就是一把双刃剑。”美术评论家胡红拴则认为，万一造假集团直接或仿冒了艺术家的专用纸来制作假画，对市场的伤害也更大，因为它会提升鉴定者对赝品的识别难度。目前市场流通的很多古代假画，就是用与真画同年代的老纸来制作的。鉴定机构借助光谱仪等科学设备就算对这些宣纸准确进行断代后，证实宣纸是那个时代，也未必就能够证明这张画是真的。由于纸是真的，反而会影响到鉴定专家对这幅赝品的质疑，让一些人信以为真。这些年，越来越繁荣的老纸交易市场，从一个侧面也能够反映出造假产业的需求。一些上个世纪由安徽厂家生产、已经发霉的宣纸，在市场上居然可以卖到两三万元一刀。这些在过去都是没人要的东西。而清代以前的老纸，价格则可以卖到天价。

　　正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意识到，仅仅靠专用纸来防假已经不太现实，很多我身边认识的名家，早已开始放弃使用这类专用纸。罗渊坦承，自己订制专用纸，目的是满足个人创作习惯的需要，并不是用来防假的。

　　发展

　　微观显相下找艺术品DNA

　　正因为造纸技术容易被造假集团复制和利用的短板，这些年在国内大力推动艺术品鉴证备案的雅昌艺术网等一些文化机构，果断地放弃了把纸张作为主要鉴定依据的做法，转而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在微观层面上去观察艺术家最终实现的笔墨与纸张互相接触和反映客观状态。

　　雅昌艺术网广州分公司负责人向仕杰告诉南方日报记者，从纸张去判断作品的真实性是不科学的。他们更倾向于以艺术家在一张作品上所使用的墨里边所含的矿物质成分作为主要判断依据，同时把纸张放大50倍后观察墨在纸张纤维结构中渗透和固定后的状态，由此拍摄相片作为日后鉴定的原始影象记录。

　　据文化部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曾对宣纸类书画纸的微观状态，结合墨色、印迹进行过大量的检测实验。该所发现，每一张宣纸任何一处微观纤维状态都是唯一的。造假分子就算可以复制出同类的纸，但无法复制其纤维结构的微观状态。而这种纤维结构状态的差异性，主要是由其特殊生产工艺所决定。切割工艺中的切割方式决定了纸浆纤维的长短不一，捞纸工艺中无序组合的纸浆纤维被竹帘捞出水面，各微小纤维都是以偶然状态凝聚形成纸张。

　　书画作品的物质形态是由纸、墨、色、印泥等材料结合构成的物质结合体。这些材料往往因其历史变异、品种差异而使其内部物质成分发生变化与差异。每一种不同物质成分的纸、墨、色、印泥往往都具有不同时空的烙印，都能成为防伪、辨伪的依据。

　　正是有了这些客观证据，哪怕是目前在市场上识别难度最高的高清高印复制品，也难以逃脱科学检测仪器的追查。

　　专用纸能否成假画防火墙？ 业界认为，只有在作品微观状态下才可以找到真实DNA

　　为此，文化部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有关负责人尹毅此前在接受科学日报采访时就曾经指出，这些喷墨打印复制品，肉眼上看虽然能与原作媲美，但在一定倍数的显微镜下观看，就能看到各色喷点，与原作明显不一。

　　雅昌艺术网这些年在岭南画坛推动的杨之光、陈永锵等名家名作鉴证备案，其实就是根据上述这套逻辑来运作的。“用这套办法虽然很难去对备案以外的作品进行识别，但是却能够对画家生前与鉴定机构一起进行过取证和备案的作品进行百分百的精确证伪。”参与了推动这项鉴定备案活动的何文发也告诉记者，在微观状态下取证，就把该幅作品DNA放到了鉴定机构的数据库里边。将来市场出现类似的一件作品，我们就可以以同样的办法在其身上取得相应部位的微观显相状态，与数据库里边的DNA数据进行比对分析，从而帮助鉴定人员作出正确的鉴定结论。这是目前业内能够实现的比单靠一张纸来认定真伪的更科学有效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