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品二级市场巨变：佳士得抢滩中国内地

清雍正御制掐丝珐琅双鹤香炉（2010年在香港佳士得秋拍上拍出了1.295亿港元的天价） 清乾隆御制紫檀嵌白玉博古图圆屏（曾现身香港佳士得2010年秋拍） 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2006年11月28日在香港佳士得拍出1.5亿港元天价）

　　国际“拍卖大鳄”佳士得抢滩中国内地

　　近日，国际“拍卖大鳄”佳士得宣布自己成为首家在中国获得拍卖执照且独立开展拍卖业务的国际艺术品拍卖公司，并计划于当年秋季开始在上海举行拍卖。这是继去年9月苏富比在京成立合资公司、入驻“文化保税区”之后，世界另一“拍卖大鳄”向充满诱惑力的内地艺术品市场发起的“进攻”，以致有人惊呼“中国拍卖业(艺术品二级市场)的格局和面貌将由此改变”……

　　文、图/记者 金叶

　　正方——

　　资深艺术品投资顾问 梁晓新：

　　取得拍卖文物资质只是时间问题

　　佳士得进入中国，是可以被载入中国拍卖业史的重要事件。中国拍卖业的格局与面貌将由此发生改变。

　　在佳士得、苏富比这两家超过二百年历史的拍卖巨头面前，我们中国内地的拍卖产业只是刚刚起步阶段。无论是对资源、客户的占有，还是行业标准、服务品质、从业专业性方面，都不可与之同日而语。这几年，中国内地艺术品市场成长很快，但并未培育出成熟的机制，很混乱，如炒作、假买、假卖等都很猖獗。所以，即便佣金高昂，我个人在实践中还是更倾向跟这些大牌拍卖行打交道，因为它们的服务的确更有品质。因此我相信，此番苏富比、佳士得的进驻，一定会给中国同业以强烈刺激，并以一个更高的行业标准、职业操守，带领整个行业朝着更国际化的方向提升。

　　佳士得在中国内地的推进现在虽然的确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我并不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比如：虽然现在佳士得不能拍文物，然而既然现行政策允许佳士得和苏富比都进来，就说明中国内地的这个行业正朝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有关部门应该是下了决心要和国际接轨的，所以我相信佳士得和苏富比获得拍文物的资质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另外，高关税就更加不需要担心了——中国内地售卖的国际名牌不都是交了高关税吗？可中国内地奢侈品的销售额每年还是在以非常惊人的速度增长。我相信，即便是高关税，也阻挡不了富起来的中国人对文化艺术的向往和追求。

　　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市场研究中心执行总监 马学东：

　　佳士得会打颇有力度的“组合拳”

　　多年来，佳士得一直希望谋求进入中国，而在中国艺术品拍卖已经有了二十年历史的今天，这条一直走不太通的路突然被打开了。这说明政策层面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对外资拍卖行限制的解除，也表明了我们“欢迎竞争”的开放态度。今后，国内艺术品拍卖业的竞争一定会更加激烈，整个格局也会跟着发生一些变化。

　　和苏富比进驻北京保税区不同，这次佳士得选择驻扎的地点是上海。这是佳士得深思熟虑之后的一个选择：一个是避开和苏富比的短兵相接；二是国内几大大拍卖行都在北京，那里的竞争已然十分激烈。相形之下，上海有实力的拍卖公司不多，这个市场更具成长性。

　　未获得拍文物的资质对佳士得来说确实是个束缚，而且接下来他们如想在中国内地推进文物拍卖，面临的阻力应该不小，但是我认为佳士得进入中国内地的目的——至少短期的目的，并不是挣钱，而是直接面对客户。佳士得虽然已经在香港精耕细作多年，但却和具有巨大潜力的内地市场一直颇有距离，这次打入内地市场，终于有机会接触到数量众多、实力强劲的内地买家，对佳士得接下来的各项业务推进都有好处；在未来的战略部署上，佳士得应该还是会将文物拍卖的主战场放在香港，内地市场则主打奢侈品拍卖——比如中国当代艺术品、珠宝、手表、红酒，这些和内地文物政策不抵触，同时又投新贵阶层所好的拍品；佳士得这次进来可能不仅仅是做拍卖，他们的公告中还涉及到了艺术品进出口、展览展示、培训等多方面的内容。这说明它们有意将一整套的服务带入中国内地市场。可以说，佳士得这次是以一种整体的姿态进入中国内地市场，打了一套感觉会颇有力度的“组合拳”。

　　反方——

　　上海泓盛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涌：

　　西方交易模式或会水土不服

　　坦白地讲，这两个“对手”虽然实力强大，历史悠久，但我们并不害怕，因为我感觉很多中国内地的拍卖企业实战经验并不逊于佳士得和苏富比。

　　2010年，中国内地一家拍卖公司曾经聘请过一位佳士得的高层担任本公司的CEO。双方的合作，让我感觉很像一位八十岁的老人和一位十六岁的少年在对话。佳士得确实给予中国内地的公司许多有益的经验，比如做事的规范性、拍品征集、部门沟通、拍卖规划中种种细节的处理，都让人获益匪浅。但同时，佳士得做事风格的软肋也在合作中被暴露出来，比如说在相机而动的灵活性以及创新的动能方面都有欠缺。对于网络平台的建立和推广及实时竞拍，他们似乎一点儿概念也没有。

　　究其原因，佳士得、苏富比很像富人家的孩子。他们的公司已经成立几百年，几十年前拍出的拍品在谁的手里，是什么状态，都有档案记录。许多业务只要打个电话就能搞定，很多客户会主动把拍品送上门来。这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他们是过惯了的。而中国内地的拍卖公司更像穷人家的孩子，非常努力地在外面拼抢，也只能过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所以无论是从战斗力还是工作的主动性上比较，我们都比佳士得、苏富比强很多。并且，在现行政策下，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国际“大鳄”，面对的问题、承受的压力，也远比我们的拍卖行大得多：首先是它们不能拍文物，而拍红酒、珠宝、钟表等奢侈品，或者整合它们的国际优势——将西方艺术品引入中国，都要面对一个非常现实的“高关税”问题，同样的一件东西，拿到中国内地来拍，大概要比在海外的价格高百分之三十到四十。这显然会让它们的生意非常难做。另外就是一个文化冲突的问题。考察佳士得、苏富比在全球的业绩，不难看出，它们最成功的案例是在英属文化地区，比如纽约、伦敦。而在意大利、德国这些大陆法系国家，乃至遥远东方的日本、新加坡，佳士得、苏富比都曾遭遇过挫败、最终进行调整的案例。中国的文化非常丰厚，收藏的历史、艺术品的交易方式，从宋元明清一路传承下来，非常具有中国特色。这是难以被改变的。而佳士得、苏富比代表的是西方的交易模式，它是否能适应中国的水土，是一件有待观察的事情。

　　很多人相信，外资拍卖行接下来一定会根据中国内地的具体情况，进行某些规则的“调整”。事实上，目前已见种种迹象：比如苏富比刚刚委任曾经担任北京文物公司总经理、中国拍卖行业协会文化艺术品拍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的温桂华出任苏富比(北京)拍卖有限公司的总裁，似乎就是想借用“中国智慧”来解决它在中国内地遇到的种种障碍。但作为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拍卖行，佳士得、苏富比已经形成了非常成熟的企业文化。如果它们为了融入中国市场，任命一个中国人作为第一把手，并且接下来采用很多中国传统的交易模式，必然会向它们既有的企业文化发出挑战。它们又如何向欧洲的客户交代自己采用的“双重标准”呢？这中间一定又会有一些冲突出现。

　　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 董国强：

　　无法拍文物就如餐馆不能炒菜

　　提醒大家认真读一下佳士得公告中很关键的一句话：“从事除文物之外的一般艺术品拍卖。”外资拍卖行以这样的方式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相当于开了一间不能炒菜的餐厅，又相当于把梅西引进，但只能让他用头球，不能用脚踢。这样他在中超能打上主力吗？

　　其实，我更盼望两家海外公司不受任何限制地进入内地参与竞争，就像我们去香港一样，规则平等，那才是我真正期待的事情。

　　中立方——

　　北京天问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 季涛：

　　折中中西建“中国模式”是出路

　　中国的文物法规不让拍文物，苏富比乖乖执行，拍点儿珠宝、红酒、钟表也成……这些都是很难开拓、很难赚钱的板块——明显瘸着一条腿，但国外的拍卖行执意要上场踢球。为什么愿意如此降低身份？我觉得首先是真的非常看好中国艺术品市场在未来的发展。所以即便短期内很难挣钱，也先“潜伏”下来再说，搞好各种关系，熟悉中国市场和法律，同时以自己的行动促成文物法规尽快修改。

　　现在很多中国的拍卖公司都在一旁看哈哈笑。其实2005年，佳士得通过授权北京永乐拍卖公司使用“佳士得”商标，“曲线”挺进中国内地市场的时候，大家还是紧张过一阵儿的。但后来发现，原来不过如此。而永乐做得不尽如人意是有原因的。有了永乐的经验，我相信无论佳士得和苏富比应该会明白一个道理：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必须得学会一点儿变通。本来不让拍文物，它们在中国已经不可能做到老大的地位了，如果还要固守自己的国际规范，其结果一定是“水土不服”。即便在竞争不够激烈的上海，佳士得也很难进入前几名，而在北京，连挤进前十名都够戗。

　　但要这两家几百年历史的拍卖行变得“灵活”，会“变通”也绝非易事。所以，在“潜伏”这段时间里，即便苏富比、佳士得可能会显得很低调，挣不到什么钱，但它们要做的、要学习的事情还是很多的。也许，它们会在更加直观地了解中国市场特点的基础上，和海外总部反复探讨，最终定出一套适合中国模式、同时又不失佳士得、苏富比风范的规矩出来。而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中国的市场也会在它们的引领下，变得更加符合国际规范。大家在这个过程中都会被对方所改变，最终找到一个平衡点。

　　在现阶段，外资拍卖公司因为政策的束缚，似乎并不具有实质性的威胁。所以许多国内的拍卖行现在都是无所谓的心态。但这绝对不是两个可以被忽略不计的对手。趁着它们在潜伏的这三五年，国内拍卖企业必须得迅速壮大强悍起来，否则当政策真正放开，就很难与之对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