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书信拍卖的法律与文化省思

　　近段时间，102岁的杨绛先生反对钱钟书书信被拍卖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罕见的是，国家版权局、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等官方组织，都在第一时间对此事件表态，要求相关拍卖公司和个人尊重书信人的著作权、隐私权和通信秘密权等。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也作出了诉前禁令裁定，责令相关拍卖公司不得实施侵权行为。据说，这是该院发出的首例知识产权诉前禁令裁定。　　一次“名人书信”拍卖事件，惊动如此多的官方机构，并不表明全社会法治意识的觉醒，也可能因为这些书信确实有内容“不宜”公开。拍卖的书信中，有许多信是钱钟书与香港《广角镜》总编李国强的书信往来，据说涉及对历史和学人的评判，有些内容被钱钟书认为是“不能公开说的话”。既是私人通信，有些话可能并未认真思虑，我想此事无论发生在谁身上，当事人或者亲属都不会赞同把某些私密内容公开。如果未经当事人允许，擅自公开相关内容，等于伤害了通信双方的信任与感情。所以，从风俗、良知和情感角度，大多数人肯定站在杨绛先生一边，支持杨绛的“生气”与反对。

　　从法律角度，此事件很值得讨论。书信物权归所有人，著作权归写信人，表面上看，如果收信人要转让其物权，并不违法，但书信内容如无写信人许可，也不能公开发表。多数人认为，拍卖不同于私下转让，因有公开展示阶段，一旦展示，等于侵犯了写信人的著作权。我国《拍卖法》也规定，需对拍卖物进行公开展示，同时竞买者有权查验拍卖物。有人提出，问题根源出在当下的拍卖法上，如果允许“不公开展示”的拍卖，此次拍卖可能就不会伤害写信人的隐私或著作权，因信的内容并未公开，只是换了个知情人。这种解释，显然似是而非，宪法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在民法上体现为隐私权，只要当事人不允许，“隐蔽拍卖”或个人转让仍会伤害到公民的隐私权。只要当事人追究，哪怕只多了一个知情人，也属违法行为。

　　在电子传媒时代，虽然书面信函少了，但“书信”的类似品却越来越多，像短信、电邮、QQ聊天、微博私信、个人微信等，都属于“书信”范畴，如何保护这类文字的隐私与通信秘密，已成为当下法律亟须面对的问题。这类电子“书信”的所有权如何认定？应当受何种法律的保护，是《著作权法》，还是隐私权法？显然，无论何种书信，它与一般赠物或文字作品都不同，就所有权来说，书信与赠物不同，书信是写给收信人的，但收信人却无法成为完整的权利人，他的所有权是有范围的，他可阅读、收存这类文字，但如无写信人的认可，无论以何种方式，都不能公之于众。当下的法律界人士，往往认为公开行为侵犯了写信者的著作权，其实从书信的个人和隐私性质分析，它首先侵犯的还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权利。只有加强对“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权利的法律保护，才可能减少此类现象。但现实中，我们常看到网络上有对这类隐私文字的公布，却绝少看到有人因此被判违法或犯罪。由于全社会漠视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权利，钱钟书书信被公开拍卖，也就不奇怪了。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与普通人的隐私权，又有不同。当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和民众的知情权发生矛盾时，多以尊重民众知情权为主导，这体现的是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公众人物所具有的影响力，使他们的私生活，会对社会和民众构成影响和示范，所以对公众人物的隐私权进行限制，其实也是社会监督的一种方式。这种监督自发地来自于社会舆论，一个人的影响力越大，他被限制的隐私权也会越多。

　　当然，每一个公众人物都希望把自己光明一面曝光于媒体，而关于自己的负面新闻，外界知道得越少越好。但从知情权来说，民众有权利知道他们有兴趣知道、或应该知道的事情，国家对这种权利也应最大限度提供保护。由于我国对如何限制公众人物的隐私权，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款，所以在评价钱钟书书信拍卖这个事件上，我们仍然很难得出什么法律定论。这也是社会上有各种争议的原因，说到底还是法律的滞后。这也是名人的困境。可以说，中国流传出来的古代或现代的名人书信，多数都属变异的书信，写时就有“立此存照”的想法，暗含了很多被修饰的内容。

　　但钱钟书很多书信，并非如此，这也是钱钟书的书信，在文化界屡屡引出争议的原因。他有时会说一些不宜公开说的话，有时会把回信看作一种应尽的礼仪，并没有进行严格的“自我审查”。中国传统文人对书信，有两个原则，就是对好友、亲人需直抒胸臆，对陌生人往往“自谦而敬人”，等于在文字间行揖让进退之礼。

　　因此，我们在读钱钟书书信时，会有一些奇怪的感受，对一些文化名人，钱钟书的评价往往非常苛刻，很难入他的法眼，这可能是对熟人的直抒胸臆。但对一些无名之辈或后学，钱钟书先生在信中却极尽赞赏或佩服之语，这其实是一种客气与礼仪。所以，钱钟书信中的“惊喜交并”“可惊可佩”“不甚忻佩”等语，不过是一种礼仪八股。钱钟书自己浸淫在传统文人书信的氛围中，哪知当代人对此传统已完全不了解了。这样的书信公布出来，确实会引起很多误解。

　　如果钱钟书真把自己当作名人，像胡适一样，对能否公之于众有一个事先的评定或审查，我想杨绛老人也就不会生气了。我倒觉得，这是钱钟书的真实与可爱之处。文/叶匡政(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