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春拍推出八千卷楼旧藏《唐大诏令集》

八千卷楼旧藏、吴焯批校跋本《唐大诏令集》

　　从王文韶大学士府出门，沿清吟街东行几百米，稍加探寻便可找到一栋歇山顶的二层小楼，楼前立一小碑，上书“小八千卷楼旧址”。门前的玉兰一株，已有参天之姿，当年栽下它的便是清末赫赫有名的四大藏书家之一——钱塘丁氏兄弟。由此再往南几个街口，同样是书香故地，清初藏书家吴焯的“瓶花斋”、汪宪的“振绮堂”，许宗彦的“鉴止水斋”，以及晚清民国时期林立的旧书坊大都云集于此。岁月流逝，藏书楼主人和当年的书市盛景如春花秋落，早已不复。我们很难从喧闹的街市中，再找回那一种沉浸于故纸堆的心灵的宁静。

　　直到2013年暮春，一部经由八千卷楼旧藏的《唐大诏令集》从海外回到杭州。此书为清初藏书家、校勘家吴焯通篇批校题跋，又经许宗彦、丁丙、周大辅、沈曾植等数位江浙藏书家递藏、著录。翻开书册，朱墨纷披，那些藏书楼中的文人雅事也随之一一浮现。

　　吴焯，校书达人的风雅与痴狂

　　吴焯(1676-1733)，字尺凫，号绣谷，又号蝉花居士，钱塘(今杭州)人。他家的庭院中，有一古藤，花时柔条下垂如璎珞，于是构亭“绣谷”，与朋友吟赏其间，颇得佳趣，其藏书楼名“瓶花斋”，想必也与此好有关。据《武林藏书录》载，吴焯“喜聚书，凡宋雕元椠与旧家善本，若饥渴之于饮食，求必获而后已。故瓶花斋藏书之名，称于天下”。后辈藏书家对吴焯都非常推崇。如傅增湘在《藏园群书题记》中就说：“尺凫以藏书名家，多蓄善本，尤嗜丹铅，著有《绣谷亭熏习录》，考证翔实，为世所重。”

　　吴焯校跋古籍的学问功夫，也十分了得，加之其校书存世极罕，故向为藏书家所看重。现代藏书家黄裳甚至将吴校本与“黄跋”(黄丕烈题跋本)作比较：“年来南北舟车，访书公私藏，曾未见尺凫校本一种，罕遇难求，远较荛翁为甚。世人佞黄而不知有尺凫者，殆难免井蛙之诮耳。”(《惊鸿集o明抄本琴史》)。 

　　我们手头这部《唐大诏令集》，毛装八厚册，内经吴焯通篇批校、补抄不下数万字。这是现存保留吴焯手迹最多的一部书，也是对唐大诏令最早的研究。尤为难得的是，卷中有吴焯手书题跋三十处，跋语或长或短，意到笔随，读来颇足玩味。以下试举数例，以飨读者。

　　“南华堂侧黄梅盛开，姬人拭方壶，濯以新水，插供几上。向晚燃三衢白蜡，余披阅此卷。小平朝次”(第一百七卷)。瓶花斋中，书香，佳人，清供，三者俱足，大概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校书这等苦差才能成为乐事吧。

　　又，“岁行尽矣，低窗竹屋，灯火青萤，时于此间得少佳趣。坡云是语，真乃冰雪胸襟，烟霞气质。吾辈纵不能到此境地，当此残年，风雪中篝灯拥炉，宵分未罢，亦是冷澹生涯中一种快事也。丙午小除夜。”(第一百三卷)

　　又，“新年不为酒食之会，不入鱼龙曼衍之场，纸窗木几，灯火荧煌，起步中庭，月光亭午，此际真索鲜人不得也。”(第一百二十七卷)

　　以上不过寥寥数语，足以于冷澹寂静中透出的快意，若非识得书中三昧之人，何能体悟如此深切。 

　　当然，正所谓“德不孤，必有邻”，在杭州这样的人文萃集之地，藏书风气之盛，在瓶花斋的“文人沙龙”中就可见一斑。在第一百二十一卷中，吴焯写道：“卷内错简，寻绎数十过方得补全，命侍史重书。中春花生日，招同栾城、樊榭、堇浦、小山兄弟瓶花斋集，出此编欣赏永日”。

　　这里提到的沈嘉辙(栾城)、厉鹗(樊榭)、杭世骏(堇浦)、赵昱(小山)俱为一时名流，也是当时颇富盛名的藏书家，又同为吴焯的同里密友，真当算得上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了。我们今天倡导和推进藏书文化，心中也不乏这样的期许，有朝一日，中国大地能够重现这等名副其实的文儒雅集，以不负祖先文脉源流之深，不负山川钟灵毓秀之德。回归正题，按照赵昱的说法，吴焯对自己所藏之书“颇矜惜，不轻借人”。如若是此，那么能让他在春暖花开之日，拿出来与诸友“欣赏永日”的这部《唐大诏令集》，必定是非同一般的。

　　如下文所述，此书是吴校本的代表性著作，故吴焯在全书即将校毕之际向众友展示，这一举止实际上可视为一种得意心情的流露。

　　解密《唐大诏令集》 

　　“诏令”即民间所谓的圣旨，是以帝王的名义发布、并经文人学士之手的官方文章。这其中就有不少“独家新闻”是一般典籍中未记载，或是可以相资参考的。比如《唐大诏令集》卷四十中有一条“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记录了寿王妃杨玉环入道一事，其他史书中多未提及。虽不及百字，却留予后人很大的推想空间。

　　唐代的诏令，一般散见于《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史书，然多有缺漏和讹误。《唐大诏令集》共有一百三十卷，由北宋宋绶编，其子宋敏求整理，对唐代诏令的考证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但由于年代久远，历经元明清三朝无刻本流传，留存下来的抄本也都不完整，共缺二十三卷，校补难度极大。目前的通行本是中华书局[微博]的排印本，它以国图所藏顾广圻校本为底本，以张均衡《适园丛书》本(号称以三个明抄本校勘)参校，是当前最好的整理本。但与吴校本的底本相比，仍有可补者。如：卷四十一《册昌乐公主文》，中华本缺十一字，吴校本底本不缺。另外，吴本中“贞观”多作“正观”，乃避宋讳。由此可知，吴本与流通诸本实非一源，而且是依宋本抄录，颇具校勘价值。从吴焯的跋文推知，此抄本得自汪立名(西亭)，是依据朱彝尊曝书亭藏本所抄。朱氏藏本已不知所踪，内容仅赖此抄本流传，更为重要的是，吴焯在这基础上悉心校雠，完成了许多后代学者想做而未做成的工作。

　　为此，吴焯夜以继日地校勘了四个月，从雍正丙午年(1726)小春(农历十月)至次年新春，翻查了大部头史书如《唐文粹》、《文苑英华》、《册府元龟》、《旧新唐书》、《新唐书》、《初学记》等以及唐人文集，对下诏的时间、诏令的内容一一考证。他不仅梳理、补全了《唐大诏令集》本身的内容，还考证出不少史书中的讹误。抄本中存在的次序错乱，他也一一挖补拼接，并亲手补抄。在现存抄本中，经过校勘的仅有数部，而吴本显然是校勘最精的一部。

　　除了严谨的校勘，书中还留有不少吴氏评点。如在《放制举人敕》中，吴焯写道：“是科刘簣应直言极谏科，考官以其辞过激故抑之。今其文尚传于世，若登第者都作飘风廽雪矣。”吴焯一生未仕，此言既出，颇有惺惺相惜之感。

　　有感而发的，还有关于老花镜的一段跋，很有意思。“人到中年，目眵成华，每见士大夫必加镜以蓄其光，然一用则不可复止。考之唐宋记载，赋咏之家未闻有及此者，岂目镜之制创自近古？若昌黎徒自兴嗟而已。余行年五十又二矣，回想卅年来校勘旧籍不下十万余纸，又皆篝灯细书，正如寻山者济胜有具，方能不倦于行。此天之予我良厚，安可不自勉也。”

　　由中年眼花谈及眼镜的考证，又及校书自勉，行文一气呵成。题跋中关于校勘生涯的自述，不见他处记载，极有价值。如果按一纸五百字计算，这三十年间吴焯校勘的古籍竟达五千多万字！其校书之多，在清初校勘史上足以独树一帜，或许只有何焯可以匹敌。由于清初精校本传世极少，故此书更是显得弥足珍贵。遗憾的是，吴焯校藏的书籍大多未流传于后，世人罕知。他所著的《绣谷亭薰习录》是重要的目录版本学著作，也未留得全帙，清末由其后裔吴昌绶刊入《松邻丛书》。而从这部《唐大诏令集》中，我们得以见证了在“顾批黄跋”的朴学鼎盛期到来之前校勘学的一个高峰。在此意义上，这部“吴校本”的代表性著作——《唐大诏令集》，称之为清初校勘学的重大发现也绝不为过。

　　劫后幸存，名家递藏著录

　　吴氏瓶花斋藏书，后来大多归于汪氏振绮堂和许氏鉴止水斋。嘉庆庚申年(1800)，许宗彦获此书，封面上的题字即出自他之手：“唐大诏令集一百三十卷，八册，原缺二十三卷，蝉花居士校本，嘉庆庚申归鉴止水斋藏”。《鉴止水斋藏书目》著录此书。邵懿辰在《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中也提到“唐大诏令许氏有旧钞本，系吴尺凫所藏，八册，每册有长跋” 。许宗彦(1768-1818)，号周生，浙江德清人。他与阮元是儿女亲家，为官两个月即辞归，杜门著书二十年，事迹见载《清代学人列传》。后移居杭州马市街如松坊，与瓶花斋相隔不远。许宗彦所藏多精善之本，不惜重价，然其藏书在太平天国之乱中被烧残撕毁，令人叹惋。少数残帙被兵勇攫卖于市，后由丁丙买回，入藏“八千卷楼”，《唐大诏令集》即是其一，可谓万幸！

　　对于此等劫余之书，丁丙非常珍视，将其收入《善本书室藏书志》。首册卷首的扉页上黏贴着他手书的提要原稿一纸，另钤有鉴藏印多方。其中有一方“四库著录”印，还有几张丁丙的夹签，上面注明了“钦定四库”的抄录格式。由此推知，此书应是丁氏兄弟组织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时所据的底本。丁丙去世后的第八年，“八千卷楼”藏书被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低价购藏，只有少量零星散出，《唐大诏令集》再次成为漏网遗珍，被藏书家周大辅揽入怀中。这也是八千卷楼藏书迄今尚流落民间的少数几部善本之一，极为珍贵。

　　周大辅(1872-？)，字左季，室名鸽峰草堂，江苏常熟人。清末民初，他曾在杭州当过税吏，收得此书应在此期间。周氏尤喜抄录稀见善本，现台湾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唐大诏令集》萧山王氏十万卷楼抄本，配有清光绪三十二年虞山周氏鸽峯草堂抄本，为周大辅过录吴焯校，当是此书的过录本。 

　　之后，这部书又为沈曾植海日楼所藏，有沈氏藏印及鸳湖沈氏海日楼藏书标签，《海日楼书目》著录。上世纪四十年代，沈氏藏书散出，此书也随之流于海外。它的新主人没有留下任何印记，但一定是同样爱书之人，才能使它在七十年后，完好如初地再度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