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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泠春拍续推任伯年人物画作品

作者:佚名      拍品赏析编辑:admin     

  新浪收藏讯  任伯年是海派艺术最具代表性的画家、海派书画的领军人物。他用其深厚的绘画功力和其卓越超群的天才悟性,拓展了中国百余年绘画程序的传统规范,还给百余年来的中国画坛带来了巨大影响,树立了崭新的里程碑。

  任伯年人物、花卉、飞禽、走兽、山水无一不能,其绘画技巧娴熟精确。其中最有成就的自然是人物画。继2011、2012连续两年推出任伯年划时代的人物画作《华祝三多图》与《棕阴纳凉图—吴昌硕小像》之后,今年西泠春拍续推这一主题,呈拍两幅任伯年的人物画力作。其一为文革末年由海上著名收藏家钱镜塘70岁时赠与敬修堂主人的巨幅之作《福禄寿三星图》;其二为程十髪旧藏《五谷丰登图》,此画还出现在1961年上海科教制片厂所拍摄的电影《任伯年的绘画》之中。

  【文人间的援手——任伯年《福禄寿三星图》】

  2013西泠春拍“中国书画近现代名家作品专场”中的一件任伯年《福禄寿三星图》不仅诠释了海派艺术的精髓所在,在作品背后还有一段收藏界鲜为人知的往事,散发出文人间的友谊之光。

2013西泠春拍 任伯年 福禄寿三星图 设色纸本 立轴 1894年作 184×96cm 说明:高邕、刘松父、钱镜塘递藏,钱镜塘题签。  2013西泠春拍 任伯年 福禄寿三星图 设色纸本 立轴 1894年作 184×96cm 说明:高邕、刘松父、钱镜塘递藏,钱镜塘题签。

  《福禄寿三星图》为任伯年54岁时所作,正值其艺术创作的巅峰时期,该作品纵184cm,横96cm,这也是在任氏所有作品中难得一见的巨幅之作。虽历代画家以此为题材较多,然而这幅《福禄寿三星图》在任伯年的笔下却显得既有传承又有创新:画面中的福禄寿三星开相仍然保留了陈老莲的古趣,但却以任氏独特的圆厚线条画出,细笔勾须发,衣纹则以较为苍劲生辣的线条出之,复以小笔细勾局部,这种独特的创新风格整体呈现出浓郁的任氏风貌。

  这件作品,为海上著名收藏家钱镜塘旧藏,并与敬修堂主人有一段因缘。敬修堂主人和钱镜塘有着几十年的交情,据钱镜塘之孙钱道明先生回忆,祖父曾多次叮嘱他:“这几位先生,你一辈子都不能忘,一位是吴湖帆,另外就是敬修堂兄弟俩。”叮嘱背后,有一段至今仍好似历历在目的往事。

  当年钱镜塘家在“文革”中遭到冲击,生活无着落之际,亲戚们都躲着他,家中的境况已到了需要靠钱镜塘在每天接受批斗监督劳动之后,去菜场捡菜皮来做腌菜吃来维持生计。而就在这最为艰难的时刻,敬修堂主人伸出援手帮助钱镜塘一家,并坚持每月5号给钱家送去50元生活费,这在那个年代已是一笔可观之数。“在我祖父遭受牢狱之灾,而敬修堂兄弟俩相继过世以后,他们的小辈还是仍每月5号送上生活费(祖父告诉我只会误时辰,不会误日子)直至我祖父落实政策。这一切的一切都使我终身难忘。祖父为此也看穿了世态炎凉,告诉我危难之际见真情,亲戚不如真心朋友。”钱道明先生回忆至此已热泪盈眶,对敬修堂主人一家的感恩之情溢于言表。

  熟悉钱镜塘藏品的藏家们一定会对这幅《福禄寿三星图》感觉奇怪:为什么此画没有固定的数青草堂钱家样(素色耿绢挖裱),签条也没有固定的吴湖帆、张石园题签?其实,此画原为仁和高邕(此章当为吴昌硕所刻)、定海刘松父收藏,在文革前夕才辗转至钱镜塘手中,当时还来不及叫严桂荣重新装裱,钱镜塘就遭受到了“文革”冲击。之后,此画也在部分转移藏品之中,幸免于难,因此也就保留了原装裱。值得一提的是,在敬修堂主人八十大寿之时,钱镜塘曾在此画上自题签条,赠送于敬修堂主人作为贺礼。

  【古法新意——任伯年《五谷丰登图》】

2013西泠春拍 任伯年 五谷丰登图 设色纸本 立轴 160×78cm 说明: 1. 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1961 年拍摄的电影《任伯年的绘画》收录此画。 2. 程十髪旧藏题跋并题签。  2013西泠春拍 任伯年 五谷丰登图 设色纸本 立轴 160×78cm 说明: 1. 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1961 年拍摄的电影《任伯年的绘画》收录此画。 2. 程十髪旧藏题跋并题签。

  1961年,海派大师程十髪应上海科教制片厂之邀,为电影《任伯年的绘画》担任顾问。影片展示了多幅具有阶段意义、思想高度和代表价值的任氏精品,其中一幅《五谷丰登图》即是程十髪步鲸楼所藏。今日得见真迹,程先生所题签条书法古雅松逸,使人未展卷而生敬意,及开卷,程先生把数载对任伯年绘画艺术的研习功力化作短短一句题跋,字体端丽健劲,与伯年之“传神写照”相得益彰,看钤印相叠如与古人神交。

  “五谷丰登”是中国民间绘画中传统的吉祥题材。常见的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直接绘黍、稷、稻、麦、豆或果蔬,时而点缀以花鸟;其二,绘两童子,一手持净瓶,内盛谷穗,一挑灯相随,谐音“丰登”,以年画最为普遍。任伯年这幅《五谷丰登图》采取了民间艺术的主题,而将二童子之一置换为以祛除魑魅魍魉为己任的钟馗。这种让钟馗“跨界”“兼职”的构思在任伯年的作品中并不孤立,比如作于1872年的《钟馗图》,主人公即以仰天仗剑、诗书报国的书生形象示人。可以说,任伯年对于民间绘画的借鉴主要在取材和精神的领会,并不局限于具体形式的承袭。当然,他也并不刻意求变,而是根据鸦片战争后国运风雨飘摇的时代特点自然而然地演变。

  《五谷丰登图》采用了任伯年表现历史、神话题材时常用的构图方式,集中体现了任伯年人物画的用线功力,达到了笔简、形具、神生的效果。画中的钟馗,虽体格伟岸、形貌奇诡,但目光柔和专注。他看向挑纱灯前行的小童,似含一种鼓励、几许期待、许多思索。在设色方面,《五谷丰登图》也可谓别具一格。画家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覆巢之下无完卵,任伯年深知国难当头百姓流离的悲哀。于是,他打破了喜庆题材绘画绚烂浓烈的色彩成规,以淡雅清丽、层次丰富取胜,无笔墨处皆成佳境。钟馗与小童皆着红色调长衫却略显寡淡,麦穗寥寥两支并不丰腴,飘摇在风中的灯笼也不是民间传统年画中的红灯彩灯,只有钟馗腰间玉带的朱砂底成为整幅画面中最耀眼的亮色,与“五谷丰登”的美好祝福遥相呼应,而有心的欣赏者却不免萌生国破山河在的黍离之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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