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与艺术品市场的互动

朱玉《揭钵图》（局部） 王时敏《春日山水图》

　　本报记者 黄辉

　　近年来，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发展迅速，成为艺术市场发展壮大的核心力量。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发展壮大与国内各大文博机构密不可分，它们不仅成为艺术品市场走向成熟的见证者，而且各大博物馆还直接参与拍卖，在拍卖场上购藏了数量可观的古代文物精品，既丰富了博物馆的库藏，也扩大了拍卖行业的影响，推进了民众对艺术品的认知能力。本文以2012年年底入藏上海博物馆的元代朱玉《揭钵图》为切入点，讨论国有文博机构与艺术品市场的互动。

　　两个版本的《揭钵图》再次聚首，珍藏在上海和浙江两地的博物馆，见证了中国百年变迁的国势强盛。

　　2012年秋拍，北京盈时国际拍卖公司(以下简称“盈时拍卖”)推出了“游赏无穷——古代精品书画”和“四王吴恽”专场，吸引了古代书画收藏界的关注，被媒体誉为近年来质量最好的古代书画专场，专家也赞叹多件拍品均属“博物馆级”精品。盈时拍卖不负众望，“四王吴恽”专场的9件作品全部成交，总成交额高达1.26亿元。

　　据悉，3件作品被国有和私人博物馆购藏。其中，“清四家”之一王时敏的晚年作品《春日山水图》被上海龙美术馆以1600万元收入囊中；一套王石谷的精品册页《耕烟散人仿古人山水》，被台湾私人美术馆收藏；而拍卖之前就引发关注的朱玉《揭钵图》则以2990万元被上海博物馆购得。

　　朱玉《揭钵图》在中国古代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清初《佩文斋书画谱》等史籍中记载，《揭钵图》本是北宋大画家李公麟的名作，为宋代宣和皇家秘藏，至元代李公麟的原作归宜兴人吴大本收藏，再转归元代收藏家陆全卿收藏。之后，朱玉根据李公麟的名作临摹了两个本子。两本《揭钵图》均流传至今，一本为浙江省博物馆[微博]收藏(即“浙博本”)，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另一本在清代由收藏家毕涧飞珍藏，民国时被一位蔡姓古玩商占有后准备卖到国外，后被袁世凯次子袁克文买下，袁氏势微之后，该本《揭钵图》流失海外，成为美国收藏家的藏品，后被上海博物馆珍藏(即“上博本”)。2012年，盈时秋拍费尽周折，终于迎其回家，这也是两个版本的《揭钵图》经历近百年离别后在故乡的首次重逢。

　　与“浙博本”相比，“上博本”人物线条更加飘逸自然，面部结构精准，服饰线条洒脱，而“浙博本”有近半人物线条出现断笔，面部结构扁平。据此，“上博本”应为朱玉艺术鼎盛期的经典作品。上海博物馆为中国古代书画重镇，朱玉《揭钵图》入藏上海博物馆，可谓得归其所。

　　文博机构在拍卖场上购买艺术品也要面对各方压力和干扰，但其进入拍卖市场购藏文物不仅激发了我国的收藏热，也使得文物的价值得以提升。

　　实际上，在中国拍卖市场成立之初，国家博物馆[微博]就曾做出很大贡献。1995年，艺术品拍卖市场起步伊始，国家文物局会在每场拍卖中指定某些拍品只能由国有文博机构收购，但对于收购作品的类别和价格则是逐渐摸索。

　　1995年，在时任故宫[微博]博物院副院长杨新的带领下，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刘九庵在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翰海”)以1980万元的价格买下宋张先的《十咏图》，不仅成为中国拍卖市场上第一件突破千万元级别的艺术品，也开创了国有博物馆通过拍卖收藏作品的先河。同年，故宫博物馆以473万元的价格从中国嘉德[微博]拍下石涛的《高呼与可竹石图》；1996年，故宫博物馆再次以880万元的价格从北京翰海购买了沈周的《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

　　2000年，长6米的宋高宗赵构《真草二体书嵇康养生》手卷出现在中国嘉德，该长卷经明清时期多位藏家题跋，在《石渠宝笈》等古代书画专著中多有著录，最终被上海博物馆以990万元收购。时至今日，上海博物馆书画鉴定家钟银兰仍对这件深藏民间的书法作品评价很高，认为在赵构的传世作品中，该作品最为精彩，也是中国书法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品。

　　同年，在香港苏富比[微博]出现圆明园流失的清乾隆酱釉描金描银粉彩青花六棱套瓶引起文博机构的重视，时任北京市文物公司总经理秦公紧急请示北京市文物局[微博]局长梅宁华，经批准以1980万港元购回，如今该件瓷器成为首都博物馆[微博]的镇馆之宝。

　　2002年，我国颁布新的《文物法》，在第58条中规定：“文物行政部门在审核拟拍卖文物时，可以指定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优先购买其中的珍贵文物，购买价格由文物收藏单位的代表与文物的委托人协商确定。”在2003年颁布的《文物拍卖管理暂行规定》第16条中，国家再次明确提出：“国家对文物拍卖企业拍卖的珍贵文物拥有优先购买权。”

　　正是有法律作为保障，国家文博机构和艺术品市场的关系进一步深化。2002年，国家文物局采用“定向拍卖”方式，以2999万元的价格在中贸圣佳拍卖公司竞得米芾的《研山铭》手卷。同年，中国嘉德推出的隋人书索靖《出师颂》以2200万元的价格被故宫博物院收购。对于这件有争议的作品，有人公开批评其做法。自拍卖出现以来，文博机构在拍卖场上购买作品就引发关注，然而，媒体的宣传也促使专业学者对作品进行深入探讨。

　　当前的收藏热应该形成于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之后，而真正引起人们重视的是高价位的文物被博物馆收购。

　　实际上，自拍卖市场出现以来，各大文博机构都相继在拍卖场上遴选作品入藏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一直都在从市场上收藏适合馆藏的艺术品。1997年，经过中国嘉德努力，上海博物馆以450万美元购回《淳化阁帖》；2002年，其又以990万元从中国嘉德购买钱镜塘旧藏《明代名人尺牍》；2005年，以506万元从中贸圣佳购买了金陵八家之一高岑的《江山无尽图卷》手卷……在文物拍卖市场上，上海博物馆购买的古代艺术品，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在全国首屈一指。

　　对于《揭钵图》的收购，上海博物馆到现在也未对外正式公布，但据盈时拍卖总经理常乐介绍，早在《揭钵图》在上海预展时，上海博物馆就对拍卖公司表示有意购求。在拍卖时，通过电话委托，以低调隐蔽的方式参与竞价，最终以2990万元的价格拍得，并在春节前付款交割完毕。常乐表示：“《揭钵图》回归博物馆，是藏品之幸，也是文化之幸。”

　　实际上，受益的并非只有博物馆，对于拍卖公司而言，也是树立品牌的重要机会。上海博物馆对《揭钵图》的购藏，也给常乐带来启示，对于竞争日益白热化的拍卖市场而言，盈时拍卖在2011年成立，短短两年，就以其清晰的定位和精品路线迅速引起了行业的关注，尤其是2012年秋拍的“四王吴恽”专场与“古代精品书画”专场得到业内认可，也对其将来发展定下基调。“征集一流艺术品，服务一流客户，追求细节的至臻完美，才能在当下的市场竞争中站住脚，这是盈时的一贯追求，坚持走高端精品的战略路线，这也是未来艺术品市场的发展趋势。”常乐说。

　　(本文图片由北京盈时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