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信札不仅仅只有拍卖

沈从文致崔耕信第六页 1982年1月30日施蛰存致崔耕信 2002年4月崔耕到上海拜访施蛰存（右坐者）

　　“钱锺书杨绛书信及手稿” 拍卖事件持续发酵———

　　“钱锺书杨绛书信及手稿” 拍卖事件持续发酵，除杨绛先生公开声明表示反对外，国家版权局近日也公开表态，支持杨绛先生的行为。2013年5月26日上午，清华大学法学院召开“名人信件拍卖的有关法律问题”研讨会。与会专家指出，私人信件涉及作者的隐私权、著作权等多种合法权益。擅自拍卖私人信件，会严重侵害这些权利，影响正常的人际交往秩序和法律权威。

　　其实，除了拍卖，名人信札还有其他更多更好的归宿……

　　施蛰存去世168封信“石沉大海”

　　笔者近期一直在寻找施蛰存最后20年写给河南开封诸位朋友的书信。施蛰存先生与开封李白凤、武慕姚、佟培基、崔耕、桑凡等人皆有交往，并多次鸿雁传书。

　　河南大学博士生导师佟培基教授曾受教于李白凤，并与施蛰存有交往。当年茅盾称赞李白凤：“足迹遍大江南北，生活经验丰富，故其治印、写诗、写小说，莫不卓特。”施蛰存说：“国内写大篆的，今天恐怕还未见有人能超过他。”佟培基教授说：“白凤先生去世后，施先生曾来函询问来往之信件，当时欲选一部分出版，白凤夫人朱樱整理出168件。1992年间，由其女儿李荣裳带去上海。”

　　笔者在《北山散文集》中，仅看到13封致李白凤的书信。于是找到了李白凤的女儿——今年已经70多岁的李荣裳，问其施蛰存信件最后的下落，李荣裳说：“施伯伯说要出书，他与我爸爸通信有200余封，但是找到的只有168封。1992年我便把母亲整理好的一批信件带到上海交给了施伯伯。施伯伯说用后还给我们。后来，施伯伯去世了，这些信件我们也就没地方要了。”

　　把书信编印成册助“孤本存世”

　　如果说施蛰存致李白凤的百余封书信“尘封”于岁月长河之中是个遗憾的话，那么，崔耕把施蛰存写给自己的69封书信精美影印并整理出文字则功莫大焉。

　　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封地区在平整土地的时候不断发现古文化遗址或者古代墓葬。在缺人缺经费的情况下，崔耕走上了文物工作岗位。当时属于开封地区管辖的嵩洛地区，历代碑刻很多。为了考察现有情况，学习文物知识，经李白凤先生介绍，崔耕结识了施蛰存。

　　施蛰存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他涉猎的范围相当广泛，他是一名作家，也是一名编辑和翻译家。晚年移情于古典诗词，并专注于金石碑版的研究和考证工作，造诣很深。“我在 1958 年以后，几乎有二十年，生活也岑寂得很。我就学习鲁迅，躲进我的老虎尾巴——北山小楼里，抄写古碑”。施蛰存在展玩历代金石文字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会注意并欣赏其文字的结构及其笔法”。

　　从1975年底到1997年7月19日，崔耕不断向施蛰存大师问学金石碑刻、古代汉画像砖等方面的知识。二十多年间，施先生为此先后致崔耕书信69封，构成了一部别样的《北山金石录续编》。

　　2012年8月，当时89岁的崔耕萌发了把施蛰存写给自己的手书简札编印一下，“若孤本存世，一旦散失，将成终身遗憾”。经崔耕先生精心编印的《北山致耕堂书简》，仅仅印刷300册，主要用以赠予好友。

　　从书信中窥见施蛰存研究方法

　　《北山致耕堂书简》从一个侧面实录了施先生考索金石碑版的部分研究过程，能了解他在这些年间是如何治文物学的，也能窥见一些具体研究方法。按施先生自己说法：“不像写信，倒是‘谈碑小记’了。”

　　《北山致耕堂书简》里面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私人信息。如施蛰存1992年5月21日来信中说：“现在许多出版社来要我的书信，要编书信集或欣赏辞典……我不愿在生前印出书信集，更不愿让水平低的人编辑我的书信。”1982年1月30日施蛰存致崔耕的信中写道：“今年五月有机会到西安开会，便道可在洛阳、汴都(注：开封)小住数日，当可晤见，届时再奉闻。”1982年5月14日，78岁的施蛰存来到了神游已久的开封。施蛰存的《昭苏日记》记载了开封之行：游柳园口黄河古渡、铁塔、龙亭。参观开封博物馆、禹王台、相国寺。“16日晨九时，刘朱樱(李白凤的夫人)来接至其家午饭，见其子女孙儿。下午二时，佟培基来迎至河南师范大学访高文，任访秋来会晤，即在高家晚饭后，佟以车送回宾馆。17日，王宝贵来邀至其家午饭，具馔二十品，极丰盛，同席者桑凡及其子大均、王澄、尹正文、周俊杰、刘梦璋、王胜泉、刘朱樱……”

　　沈从文书信本身已是难得的墨宝

　　沈从文乃学界泰斗，曾是著名作家，后进行文物研究，也是贡献巨大。沈从文以文章、考古、书法称颂于世，却一直虚怀若谷，令人敬佩。崔耕想了解章草方面的知识，施蛰存便把对此颇有研究的沈从文先生介绍给他。1979年2月21日施蛰存致崔耕信中说：“你的‘急就章’写得很不坏，有相当功夫了……这里写急就章的人未闻，我的朋友中也没有。但是北京的沈从文、魏建功都是写急就章的，你不妨托人求得一二纸。沈从文是我的老朋友，就说我介绍的也可以，他在历史博物馆。”

　　崔耕心情忐忑地给沈从文寄出了一封信函，1979年5月他收到了沈从文的回信。

　　沈从文的复信开篇就是致歉。他和施蛰存是40年的老友了，感叹施蛰存在金石方面取得的成就之后就自谦“近于不学无术”。说40年前，“学习用笔，因缘时会，写了些不三不四的小说”。解放后不久，“所有旧作均因过时而禁毁无遗”。谈到书法，沈从文先生说自己“更不敢冒充内行，增人笑料”。崔耕说，沈从文先生的这封书信本身已经是一件难得的墨宝了。这样格调高古、运笔自如、法度严谨的章草，时下并不多见。只是沈从文先生致力于学术研究，不以书法名世罢了。

　　当时沈从文已经77岁，并不专门从事书法研究。在“年老力衰不能一一记忆”的情况下，对于在书道中颇为冷僻的章草仍能如数家珍，实在让人折服。从居延汉简到晋唐元明以至近代，从国内到国外，举其大要，略为论述。还介绍了历代章草碑帖的真伪，书家的优劣，版本、书迹的流变、考证等。把章草的流传脉络讲得一清二楚，实为一篇不可多得的沈从文关于章草的研究资料。

　　2012年10月崔耕先生又编印了《云锦长吟》，收集了周退密、端木蕻良、姚雪垠、赵朴初、冯骥才、佟培基、李白凤等名人书信，其中端木蕻良夫人书信10封。每次翻阅信札，崔耕常常感慨万千。社会在发展，通讯方式日新月异，手书信函的方式，渐次式微。崔耕认为，这些一笔一画写就的信函，不仅承载了深厚的情谊，而且“再过若干岁月，它将成为历史文物，从这一点来说，结集出版，也是给历史留一点记忆。”

　　文并图/刘海永

　　名人信札为何流向市场？

　　保存不当

　　潘家园旧货市场是全国最大的民间古旧工艺品交易市场。1998年这里出现了一批郑振铎的信札。1927年郑振铎在商务印书馆[微博]《小说月报》任编辑，当时写信给海宁人士吴奎明谈论的是清人李汝珍的《镜花缘》之事。一共有6封书信，每封信上都有吴鲁星的印章，吴鲁星大概是吴奎明的后人。

　　原来，1962年9月25日，《光明日报》刊发了一则出版社的消息：因编辑出版《郑振铎文集》需要，向社会征集郑振铎书信。吴鲁星看到这条消息后，将自己珍藏了30多年的6封郑振铎的亲笔信件寄往北京。但是遗憾的是在《郑振铎全集·书信卷》中的内容，并没有看到与郑振铎先生相关的这6封信的手迹影印。在研究郑振铎的众多论著中，鲜有人提到郑振铎与《镜花缘》之间的关系。郑振铎的儿子郑尔康感慨万分：“如果这些书信能够被公开，对于研究父亲在重视中国古代小说方面的地位和作用，肯定会大有帮助。”

　　无疑，郑振铎的这6封信是由于出版社工作人员保存不当而流向市场的。

　　不识真金

　　更多的名人信札则是辛苦奋战在废品站第一线的“文化拾荒者”慧眼识金才得以存世。如：前几年开封某办事处从一座老建筑中翻出几麻袋旧文件卖给了废品站，“文化拾荒者”论斤买走挑拣后发现有蒋介石的手谕，便以1800元的价格卖给了郑州一藏家。以后此物便沉淀于民间再也没有露面。

　　2004年，原西南师范大学清理出了一批旧档案，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收废品的老头。一大包，论斤卖了几十元。收废品的老头很有些商业头脑，将这些旧档案送到了懂古玩的姚先生手里。姚先生发现，这些旧档案多是一些西南师范大学已故老教授写给学校的书信，便以800元的价格买下。他和他的朋友在旧档案中找到了两封吴宓教授的书信，在当时一封信就值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