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之后艺术品拍卖的疯狂

　　季涛[微博]

　　应《艺术财经》连载艺术品拍卖史话之邀而作，刊载于2013年第6期。

　　2003年4月，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型性肺炎”传染病席卷全国，北京成为了重灾区。“非典”的突然肆虐，使不少行业陷入窘迫状态。作为人与人面对面、集聚性很强的一个行业，为了避免交叉感染，减少人员流动，一些拍卖公司主动延期或暂停了拍卖活动。北京、上海的春季艺术品拍卖延期，25家拍卖行近80场拍卖由四、五月无限期推后。当时，人们不禁为能否控制住“非典”而担忧，也忧虑艺术品拍卖市场也许会因此而下滑。

　　香港苏富比[微博]举办的2003春拍于非典期间的4月份举行。虽然在“非典”阴影的笼罩下，主办方事先对于拍卖的成交不敢奢望，但是最终的拍卖却大大出乎意料：中国瓷器及工艺品、中国书画和手表拍卖共成交1.64亿港元。虽然此次拍卖会在“非典”影响下进行，但拍卖现场座无虚席，现场及电话竞买踊跃，尤以内地买家为甚，整体拍卖气氛及成交价令人鼓舞，高价拍品均在激烈竞技情况下落槌成交。这场拍卖似乎预示到了什么？！

　　6月底，国家终于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控制住了“非典”。短暂“非典”没有给经济带来致命的破坏，国民经济开始迅速复苏。

　　“非典”过后的北京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崛起让人大吃一惊了。人们没有料到的是，这一轮艺术品拍卖的出奇表现让北京城举办“春拍”的三家拍卖公司大喜过望。在7月10日以后的4天内，就创下这样三个比率：70-90%的成交率、80%以上的新人进入拍卖场竞买以及3个亿的成交额。

　　适逢嘉德十周年纪念庆典，7月12日开拍的中国嘉德[微博]2003年春季拍卖会吸引了海内外众多藏家的极大关注，拍卖现场高朋满座。络绎不绝的新买家给嘉德来了个措手不及，预先准备的800个竞买号牌在开拍后不久居然被领取一空，于是不得不现场制作了200多个号牌来应急。为了维护场地的秩序，嘉德破例实行了凭竞买牌入场的规矩，其热烈之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在嘉德的拍卖现场，晚到的人根本找不到座位。而在拍卖大厅外面的过道里，主办方破天荒设置了一个很大的闭路电视，“转播”场内的拍卖实况。许多不能进入现场观看拍卖的艺术品爱好者只能席地而坐，通过闭路电视了解拍卖进程。

　　率先开槌的嘉德《中国油画及雕塑专场》先声夺人，以1940余万元的成交额、71.8%的成交率，创下国内油画拍卖的最好成绩。全场过百万的拍品就达4件，其中吴作人先生生前所画的最后一幅大幅油画作品《战地黄花分外香》，自40万元起拍后，众多买家轮番出价，竞投过程极为激烈，经过几十个轮次的争夺，最后以352万元的成交价创下吴作人先生作品拍卖最高纪录。

　　尤其中国书画拍卖现场的人气之旺，买气之盛，完全可用“炽烈”两字来形容。不管是冷门的还是热门的拍品，都有买家追捧。例如往年拍卖会上推出的齐白石作品一般在20万元左右就能竞拍到，而这次嘉德的8件齐白石作品，质量与往年相差不大，但是成交价均在50万元以上。许多画家的身价一下子涨了30—50%，瓷器古玩的价值也随之直线上升。

　　中国嘉德拍卖会表现令人振奋：3个中国书画专场的总成交额首次突破亿元，当中的“中国近现代书画专场”成交率高达87%，显现出近现代书画市场持续走强的良好态势。

　　也在7月12日，清朝康熙皇帝最大的一方玉玺在北京华辰的春季拍卖会上以600万元人民币落槌，这一价格创造了单件中国皇帝印章拍卖的最高纪录。这方康熙交龙纽碧玉玺，被称为“康熙御笔之宝”，它不仅雕工精细，而且频繁出现在康熙皇帝许多重要书法作品之上，其中包括钤印于承德行宫“避暑山庄”匾上。此玺曾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遗失，2003年才由一位海外收藏者带回国内。作为华辰春拍的重中之重，康熙玉玺吸引了众多买家竞买。当拍卖师叫出160万元人民币的起拍价后，竞买价一路飙升，经过50多轮的争夺，最后达到了600万元。       

　　分析起来，“非典”之后艺术品拍卖行情如此火爆的原因有这样几点：

　　1、本来五、六月份是拍卖会最多的时候，“非典”使得很多拍卖会被取消或延期，这样就积聚了市场的“渴求度”。

　　2、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来，艺术品市场一直处于调整中，市场带死不活、萎靡不振。2002年，艺术品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反转，拍卖成交额、成交率和拍场人气都得到了一定的恢复。2003年理应就是一个高歌猛进的一年。

　　3、艺术品投资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尤其在2001年下半年以来，中国股市从2224点一路下滑，多数股民深感股市投资无望，因此有一部分人开始尝试艺术品投资。拍卖的火爆与拍卖场上出现众多新面孔是分不开的，平均每场拍卖会都有一半以上的买家是新人，而且这些新人的购买力也不容低估。

　　2003年的“非典”时代，终究不会被大家忘记，不仅仅因为传染病的肆虐，而是随之而来的艺术品市场的一次完美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