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品交易保真的台湾经验

台湾清玩雅集成立二十周年（2012年）收藏展上的玉器

　　20多年前台湾艺术品交易起步之时就曾面临真赝难题。“保真”既是收藏家和买家的共同期待，也是拍卖公司、古董商、画廊应当负有的责任。作为台湾知名收藏团体清玩雅集的发起人，徐政夫不久前在2013年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国际论坛上，从五个方面介绍了台湾地区艺术品交易保真的经验并提出建议。

　　徐政夫

　　瑕疵担保简单说就是保真。保真这两个字是收藏家和买家共同的期待，也是拍卖公司、古董商、画廊应当负有的责任。20多年前，我开始参加古董工作就遇到保真的问题。在担任古董店总经理时，我所想的是如何解决保真的问题。

　　当时的方法是学习英国苏富比[微博]、佳士得[微博]的方式，明码标价，而不是看什么人开什么价，或者作些模糊说明。每一件东西一定把年代、尺寸写好，价格标出来，这样才能扩大经营。当时古董店的面积在2000平方米，有将近8000件至1万件东西，分门别类有许多品种，如瓷器、杂项、玉器、翡翠、书画，这么多品种，我们便委托他人做销售。因为明码标价，即便老板不在，生意可以照做。多年之后，我们认为“寒舍”这个方式效果不错。今天在海内外很多人讲到“寒舍”的时候，会说“寒舍”东西比较贵，为什么贵？因为保真，同时建立了还不错的品牌。

　　鉴定难，台北故宫也打眼

　　艺术品交易，二十年前在台湾是起步阶段，有两个问题要解决：第一个买到真品，这需要不停学习、读书、找资料；另一个问题是，卖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家卖假的还比你卖得好、赚得多，这样心理就不平衡，有时候很羡慕、很嫉妒，最主要是生气，气在哪里？他把市场做小了。有很多收藏家把大把金钱投入艺术品市场，不断受到打击，损失了金钱和面子，最后放弃。对很多收藏家而言，他期待一个信用、可靠、保真、对瑕疵有担保的古董商或者拍卖行。

　　我碰到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个朋友买了件瓷器，后来送到苏富比、佳士得的时候，瓷器被拒收。过去买的时候是花了大钱的，人在有钱的时候是不愿意卖东西的，在艰苦的时候遇到这种问题的打击更大。因此他上法院告，刚好律师是我朋友，这个时候我出面来帮忙，才发现这个问题真不简单。第一，法官说我看不懂，你们去鉴定，只要鉴定出来公正的结果，我才能据以判决，这是法官理所当然的说法。我为了这个朋友跑故宫、跑历史博物馆、跑台湾大学，没有一个单位肯帮你鉴定。

　　这个问题同样发生在台湾《文化资产保存法》里边，台湾文物里边有国宝、一级文物、二级文物，列为博物馆负有保管的责任，你可以放到故宫库存保管，但是买卖只限于台湾境内。这样的条款是好事情，收藏家如果把好东西给博物馆保管，他能节省很多精力，可是能不能做呢？到现在为止十多年一件没有，为什么？谁能鉴定，谁说它是国宝，谁说真呢？

　　在台湾曾经发生过，有一批台湾交趾陶运到海外，台北故宫检验认为这是老东西不能出口，制作者说：“这是我两年前做的，根本不是100年前的。”并又做一批给故宫看。这以后，故宫不再做鉴定，免得自找麻烦。

　　后来台北历史博物馆出来做鉴定。1992年和1993年几乎每个星期鉴定一次，都是星期四。鉴定的时候，每一次都有十个货柜的藏品，大量香港、欧洲、大陆古董，新的旧的都被拿去鉴定。为什么呢？因为台湾规定只要超过100年什么税都不用交，关税也不用、进口税也不用，所以大家不管真的假的，都希望历史博物馆盖章，可以免税，节省很多成本。但这个鉴定后来也不敢做了。现在，所有文物进出台湾几乎没人管，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回到刚才买到假瓷器的事情，为了鉴定这件瓷器，我求助于瓷器鉴定专家耿宝昌。耿先生一边看瓷器一边拍照，为了给法庭提供证明，再请耿老写一个简单说明：“这个东西不超过100年”。我到法院把耿老著作、所拍的照片、清楚的文件交给法院。法官看完后问：“这是谁啊？”我说：“他是大陆最著名、全世界最好的瓷器专家。”法官说他不认识。我说：“这么多书证明他是重要的。”但法官认为，他是大陆人，大陆公文要经过海协会公证、然后海协会交给海基会公证，拿到法院才能有效。跑一趟很简单，大家也乐于帮忙，海基会也公证了，最后拿到法院，那一天最后辩论我很高兴，因为我帮上了一个忙。结果替被告来法院的是被告的女儿，她上台看了一看，就说了一句话：“鉴定的这件(瓷器)不是我卖他的。”完了，这个案子就没有了。因为买的时候大家互相信赖，但是信任不在的时候，买卖证据也没有了，这一句话就把所谓官司解决了，我们却花半年到一年时间跑来跑去。

　　经历这个事件后，我常常为这个问题跟几个老专家聊天，对我很触动。第一个专家是杨伯达。我请他到台湾去的时候，我讲玉器做假的问题，他跟我说：“人家也要生活嘛。”第二位是徐苹芳先生，他说：“站在考古立场，中国文物很少的，玉器有多少、真的有多少，其实不多，这些做假有一个贡献你别忘记，他们让人家喜欢文物，只要他们不骗人有什么关系”。这句话至少把我生气的气消了，因为他们大量仿制，很多人接触并喜欢上文物。只要他不说那处于哪个年代，不卖那么贵也很好。第三个是杨新，他听到以后也觉得有道理。我问他，书画不太懂也不知道怎么买。他说：“学书画要临摹，作假自古就有的，所以很有趣”。这些谈话让我觉得这个市场应该存在一部分带有工艺品性质、介绍中国文物品性质、有学习的性质仿品出现。

　　法律能不能做到要求拍卖公司100%保真？我相信天使、神仙都办不到。像我们买东西有时候动辄上百万元的东西，经常几天几夜不知道怎么决定，还有我们碰到明明知道是假的，可是一拍卖拍了几千万元，到底我们对还是错，这种模糊地带，法律也没有办法。要求拍卖行100%保真做不到。英国拍卖行制度有很多自我保护条款，但是也有开放的部分，涉及到买家的责任。

　　保真不易，五条经验或有效

　　台湾怎么做呢？第一，清玩雅集和聚英雅集怎么回事？这两个会都是我发起的。为什么要成立呢？当时只有香港市场可以买东西。香港也是鱼龙混杂的地方，我的想法是把这些收藏家集合起来互相学习。只要艺术品专家到台湾，一定请专家给我们上课、讲解，很多嘉宾、会员是国内专家，例如耿宝昌先生。我们这些人集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力量，我们就可以跟卖家讲，这个东西我准备买，我先付订金，我们拿到清玩雅集研究。清玩雅集因为有实力，卖东西的人不会担心，所以清玩雅集朋友买东西比较方便，这是当时的出发点。另一个出发点，到拍卖公司买，常常发现是会员之间自己在争，在抬价格，如果清玩雅集内部信息透明，就不会产生自己竞争的结果。这是清玩雅集成立的原因。

　　清玩雅集出现，我们也发现从业人员一直求真。对于陌生者进入的时候，当然最好能够有品牌，这个在英国是有的，门口挂着古董协会会员。因此，我们找十个朋友，包括寒舍、观想、苏富比、佳士得，我们自己成立一个团体，每年办一次展览，期间有过中断。每一成员都自我要求，不要卖假东西，这十家店比较有声誉、生意也比较好做。也就是说古董商、拍卖公司自律，外面团队也可以产生他律。这是第一个方法。

　　第二，是我自己的经验。我从事艺术品行业快28年，我常常开玩笑，我是如假包换，如果我卖出东西假的可以找我，我很自豪说20多年来没有人找过我。例如，这件东西我认为对的，如果耿老说这个东西可能有疑问，那我在卖的时候，告诉他耿老或冯先铭说有疑问，我认为是对的，你再研究研究。诚实告知，我认为是有帮助的。我觉得拍卖，有些东西可以写“待考”，就像故宫一样，很多人说这个画不对，故宫不能改名字，就写一个“传”字。用这个方式，一方面让买的人更仔细地研究，另外也尽到告知责任，这在法律上也比较站得住脚。

　　第三，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鉴定问题，我们中国有很多机构有鉴定设备，但是不开放。英国牛津大学都可以开放鉴定而且赚大钱，每做一件瓷器鉴定收3000港元。那我们为什么不开放鉴定？我和很多人一聊，发现有纠纷，鉴定结果有时候双方各执一词。中国人比较习惯服从权威，这个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优点，也是一个缺点，这个缺点在哪里？外国人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但我们不管真理。传统之外，如何找出真理？真理是证据、真理是比较、真理是科学。为什么今天这么多拍卖行业的朋友，有这么大交易额，为什么不试着组织团队做鉴定工作？我个人投入中国书画鉴定已经三年了，我研究书画，要比较好的方法。我就请台湾最有名警察局防伪专家，他做笔迹鉴定。笔迹鉴定在法律上有效，为什么中国书法不做笔迹鉴定？例如把所有齐白石真迹的笔迹作一个整理，拿其他的与这些真品的笔记做比对，比对的结果就是证据。瓷器、陶器可以做鉴定，书画也可以做到。这个部分也许是我们将来应该走的路子。

　　第四，我接待过很多专家到台湾，我会说他们失掉最好的机会。国家鉴定委员在所有博物馆巡查的时候，去鉴定一级文物、二级文物时，没有留下好的资料。如果这张画这么重要，专家就会写下来。流传有序是导致今天欧洲绘画这么贵的重要原因。而今天再不做资料，未来油画也是问题，徐悲鸿的画就有做假。现在很好的艺术家应该有协会建立标准档案，你加入我的协会，你的档案永久保存，以前办不到，现在能办到。将来研究者、收藏者、拍卖公司都可以用这个资料库。这个资料库非常急迫需要建立它。

　　第五，人才培养。目前中国里边还缺一环叫经纪人，我在25年前参加拍卖，不管苏富比、佳士得在英国、美国，我发现一进会场不会超过100人，经常三四十个人。一见面就说：“你来了。”经纪人的背后才是真正的买家。这个人才培养解决收藏家和拍卖行沟通的问题，他能帮你尽到查证、鉴定的责任。

　　最后，我希望拍卖协会多发金字招牌，以鼓励的方式，让很努力、很认真、头发白的人得到肯定。这个招牌就会吸引好的、重要的收藏家进入拍卖行，也间接淘汰所谓做假或者假拍公司，用市场机制淘汰可能比法律界定更好。■

　　(本文由陆斯嘉整理自2013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国际论坛上的发言，小标题系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