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朵云轩敲下了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的第一槌,这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拍卖会,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品市场发展阶段。此后的20年间,中国艺术品市场先后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1993—2003年属于收藏时代;2003—2009年是投资时代;2009年至今是资本时代。
在美术评论家、著名艺术推广人纪太年看来,过去20年间,李可染先生的代表作《万山红遍》一直是备受瞩目的作品,这幅画也是解读艺术品市场20年变迁的最佳范本。
作为李可染红色题材中的经典作品,《万山红遍》通篇以朱砂绘就,洋溢着高昂的革命英雄主义激情。据李可染先生的夫人周佩珠介绍,李可染一生画此类题材作品共有7幅,其中有两幅先后亮相拍场:1995年前后,该作品在市场的流通价约为180万元;1999年,嘉德拍卖以407万元卖出该画;2000年,荣宝拍卖又拍出506万;2007年,香港佳士得拍出3400万元;2012年,北京保利拍出2.9亿元。纪太年表示,《万山红遍》的价格走势,刚好反映了中国艺术品市场20年来呈螺旋式上升的总体趋势。
收藏时代
艺术品质量是唯一选择标准
1993年,朵云轩的第一场拍卖会成交额共930万元,是拍品底价的2.5倍,这个成绩让所有参与者信心大增,由此也拉开了中国艺术品市场快速发展的大幕。到了1995年,国内艺术品市场的拍卖成交总额已达到2亿元。由于发展过快,1995年底,整个艺术品市场进入深度盘整阶段,参与者亦陷入迷茫与焦虑之中。
纪太年告诉记者,这次盘整的主要原因有4个方面:首先是拍卖公司过多,短短两年多时间,国内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2万多家拍卖公司。其二,拍品质量下降,市场上开始出现赝品。其三,拍品出现倒流现象——国内成交价明显高于海外价格,而倒流作品约占全部拍品的30%左右。其四是市场资金不足。
这一阶段还出现过一个重要事件:1996年10月,傅抱石的《丽人行》以1078万元成交,一举打破现代中国画成交价的最高纪录,引起圈内外震动。
在“收藏时代”,艺术品市场的参与者将作品质量作为唯一的选择标准,那些艺术成就高、学术上有贡献的艺术家的作品往往成为收藏者的重要选择目标。
投资时代
民营资本进场引发“井喷”
进入2003年,中国艺术品市场出现井喷现象,“投资时代”由此开启。
纪太年介绍说,在此阶段,一些民营企业老板开始进场,他们以经济的理论、企业的经营方式来进行艺术品投资,在艺术品市场上不断兴起惊涛骇浪,创下了许多新的拍卖纪录。其中一个最典型的案例便是:2004年,江苏天地集团从瀚海拍卖公司以6930万元拍下了陆俨少的《杜甫诗意百册》,缔造了当时中国书画的最高成交价纪录。
2003—2009年,是中国艺术品市场爆发势头最为迅猛的阶段,一些近现代著名的艺术家,如陆俨少、李可染、潘天寿、齐白石、傅抱石、徐悲鸿、张大千等,都在这一时期创下了各自作品的成交价新高。拍卖行方面也出现了北京、上海、香港三足鼎立之势,嘉德、保利、瀚海从众多拍卖公司中脱颖而出成为领跑者,而大连万达、新疆广汇、江苏天地、深圳博雅则成为投资艺术品企业中的佼佼者。
在“投资时代”,艺术品市场一度出现“疯抢”的局面,几乎市面上的所有作品都能成交,这其中也充斥着大量的赝品。
资本时代
艺术品开始被资本“绑架”
纪太年认为,2009年至今,乃至于将来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艺术品市场都将处于“资本时代”。这一阶段的主要表现是,一些投资庄家和大鳄依靠雄厚的资本、广泛的人脉资源以及先进的营销理念,将艺术品市场搞得风生水起。资本开始“绑架”艺术品,并在艺术品市场发挥强有力的作用。
相比前两个阶段,“资本时代”的艺术品市场从业人员更多,资金量足够大,作品数量也大量涌现。这一时期,艺术品市场出现了很多新变化:一是金融机构介入,出现了专业的带有投资性质的艺术基金;二是进入市场的资金极度膨胀,仅2011年,进入拍卖行业的资金就达960亿元,民间的私下交易则更为庞大;三是人们对艺术品质量的要求有所下降,学术不再是人们选择艺术品的唯一要素;四是出现了亿元级的天价作品,近现代书画板块在张大千的《爱痕湖》拍出1.008亿元后,李可染、齐白石、傅抱石等作品也纷纷破亿。值得一提的是,齐白石的《松柏高立图》拍出了4.255亿元,震惊全国。
在“资本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金融理财的理念进行艺术品投资,各种艺术品理财方式层出不穷,如艺术品银行、艺术品抵押、艺术品回购等,一些城市还出现了文交所,将艺术品进行份额化交易。另一方面,艺术家主动运作或被运作的步伐也在加快,一些艺术家采取经营企业的模式,主动或被动地参与艺术品市场运作,他们还成立了专门的运作团队,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例如市场上的热点画家范曾、史国良等,都有专业的团队为其运作。此外,艺术品市场还出现了职业化的艺术推广人和艺术品经纪人,他们或依靠某一财团,或以自由人的身份,选择、发掘、包装艺术家,将其推广到艺术市场的最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