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你的作品总是贯穿着不安和痛苦,这种痛感来源于哪里?
曾梵志:我从小记忆力好。亲眼所见的支离破碎的记忆,一闭上眼,就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人的极限我都经历过,饿得不行,隔着玻璃看冒热气的包子,想吃,但是没钱。16岁在印刷厂,连着3天熬夜加班,体力透支,不停搬东西,累得可以在任何地方睡着。冷得不行,没有衣服穿,还得站着,恨不得晕过去。然后回头看,从零开始,到现在什么都有了。我觉得我不怕失去什么了。金钱这一关,我过了一半了。
人物周刊:这些年来中国艺术家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是政治经济发展的结果吗?
曾梵志:风水轮流转,不只是转到艺术家,而是各行各业都被关注,都有顶尖的出来。当全球的目光都落到中国时,你喊一嗓子就被看见了。这种艺术的繁荣也是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发展而必然发生的。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重要的艺术家、建筑师都在那里聚集着,因为那里有钱。说艺术家不爱钱那是假的,有钱才有更多创造力,做更多事情,帮助别人。
上个世纪的巴黎、二战以后的美国,都是因为政治经济最发达而成为艺术中心,他们给艺术家搭建了舞台,在这个舞台上表演就会有最响亮的掌声,所以很多人拼命要挤进纽约。现在中国已经有这样的环境,虽然只是刚刚开始。
人物周刊:有种说法,说有的艺术家和画廊会用一些小手段,所谓“天价做局”,把作品的价格炒上去。
曾梵志:所有画价卖得高的人,都会被认为是“天价做局”。我们要往后看,几年之后所有的事情都会水落石出。如果你未来还是天价,那就没有做局,如果一下从天上掉到地下,那你是不是做局?如果靠炒作,跳得再高也还要回到原来的位置。
到我们这个位置,有人愿意做局我们也不敢,因为太受关注。你知道同流合污是什么感觉吗?要让十几个人都上这条船,所有人宣誓一辈子不泄密。但总有人把事情捅出来,那你就完了。大的拍卖公司也不敢,他们是上市公司,有监管部门,不会为一点蝇头小利弄个大丑闻出来,葬送几百年基业。
外面的人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我们没办法解释,也没必要解释。我也不想自己的画卖到那么高,一下弄到了七八千万。拍卖时是得有几个很疯狂的人才会发生这种事情。
人物周刊:这样会不会造成有价无市的局面,同时让人觉得艺术市场存在暴利?
曾梵志:对,做局把天价造出来了,下一步就是赶紧去卖画,去抛售。但实际上,价格高了以后就没法卖了,也不敢去卖同一种类型的画,比如我的《面具》卖到特别高以后,我多少年都没再画这种画,没法大量获取利润。当时有的人写文章不太负责任,处在愤怒中,没有很细地去分析问题。
有些人是被热闹场面感动了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中国当下的艺术环境?
曾梵志:中国现在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也许艺术家在这个时期是幸运的。在西方没有这样的情境,他们的经济和艺术发展都非常稳定,不会出现什么奇迹。而中国却很混乱,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出名,可以挣钱,聪明人都回国来折腾,有人会一夜暴富。中国太好混了,大家太着急了,太急功近利了。
人物周刊:这种环境对你自身有什么影响?
曾梵志:这种混乱、飞速变化的环境,会导致很多矛盾、不平衡、不和谐,有好有坏,模棱两可,这也是创作的源泉。我今年45岁,我有很丰富的经历,可能拥有一般西方人80岁的人的经历,甚至他们一辈子都没我这种经历。
人物周刊:是不是很多艺术家已经意识到世界在关注中国了,希望在世界格局中重新找到自我认同?
曾梵志:是。当然也有很多文章认为中国艺术品不应该卖这么贵,拼命贬低。这也没有道理,处于很不自信的状态,包括一些有地位的人。我们真不是盲目自信,而是全世界去走去看,跟别人交流,得出这个结论来的。很多人就是坐在家里,盲目自卑,认为中国人不可能创造奇迹。他自己没实力,死活就认为中国艺术不行。
所以需要一步一步来,向外展示而不是急着谈生意。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批评就是太商业化,天天想着把价钱弄高。我觉得需要5到10年时间大量做展示工作,这样你不用争别人就明白了。
人物周刊:金融危机给当代艺术带来寒冬,许多画廊因此倒闭,这对你有影响吗?
曾梵志:没有,我认为这是好事情,没人收购大量的画了。以前当代艺术热闹了,突然进来各种各样的人,不懂艺术不关心艺术,只是一个接一个剪彩,一个接一个混淆视听,做没有质量的展览。这些人不是被艺术感动了,是被热闹场面感动了。金融危机会让一切虚热退去,只有真正追求艺术的人能坚持下来。对我来说真的没影响,并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人物周刊:你幸福吗?
曾梵志:我是幸福的,我拥有那么多经历,我的幸福不是卖了画数钱,而是创造。
人物周刊:想对中国当代艺术说些什么?
曾梵志:我想说的,也是时常对自己说的:慢慢来,不要着急。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期待是什么?
曾梵志:我死了之后,他们还会保留我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