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价50万的顾炎武《楷书自著文》1500万落槌

估价50万的顾炎武《楷书自著文》以1500万落槌

　　新浪收藏讯 2013年12月3日，北京保利2013秋拍“欣遇——中国古代书画夜场”在北京四季酒店举行。顾炎武《楷书自著文》以20万起拍，场内有买家直接出价至500万，后又从650万直接加至1000万元，最终以1500万落槌。拍前估价为30万—50万元。尺寸：23.5×27cm×11。

　　顾炎武作为“明末三儒”之一，其著作可做等身观，而其书迹却鲜见于世。此册《楷书自著文》抄录自著文章四篇，皆其平生得意鸿著。他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意广求证据，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钱穆称其“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顾炎武抄录此册之目的亦是“念其文或有补于世教，故不辞而书之。”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主张，于此可见矣。

　　顾炎武(1613-1682)，本名继坤，改名绛，字忠清；南都败后，改炎武，字宁人，号亭林，自署蒋山俑，学者尊称为亭林先生。顾炎武被称作是清朝“开国儒师”、“清学开山始祖”，在经学、史学、音韵、小学、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以及诗文诸学上，都有较深造诣，建树了承前启后之功。

　　本件顾炎武书自作，抄录自作文章四篇，分别是《北岳辨》、《裴村记》、《钱粮论·上》、《日知录·原姓》。据《顾炎武年谱》：“康熙元年(1662)，五十岁，十一月，往大同之浑源州。作《北岳辨》。”此文载《亭林文集》卷一。其主要内容是在于辨明古来帝王祭恒岳之所在。明弘治时，马文升认为历秦、汉、隋、唐俱于恒山所致祭，其祭所浑源庙址犹存，五代河北失据，宋承石晋割赂之后，以白沟为界，遂祭恒山于真定府之曲阳县。因此，上疏请“于浑源州恒山庙旧址增修如制，以祀北岳。撰文勒石，昭示将来。”其建议提出后，虽有人提出过驳议，然因其“皆据经史之文而未至其地”，故而拿不出充足的证据来驳倒他。有鉴于此，顾炎武决定亲至其地，进行实地考察，以澄清事实。他首先到了曲阳，考察了那里的恒岳庙。在庙中，他发现了唐代定州刺史张嘉贞等五人祭恒山时所立的五块大碑，并见其上面刻有百数十行碑文。这一发现充分证明马文升所谓“浑源庙址犹存”实为无稽之谈。正是在其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同时根据唐以上的经史之记载，先生写下了《北岳辨》，以“书所见以告后之人，无惑乎俗书之所传焉”。他指出：“自唐以上征于史者如彼，自唐以下得于碑者如此，于是知北岳之祭于上曲阳也，自古然矣”。

　　《裴村记》则是亭林先生康熙二年(1663)五十一岁时所作，载《亭林文集》卷五。据《顾炎武年谱》“公元1663年，癸未，康熙二年，五十一岁”条下记载：“至闻喜之裴村。有《裴村记》。”《裴村记》云：“余至闻喜县之裴村，拜于晋公之祠，问其苗裔，尚一二百人，有释耒而陪拜者。出至官道旁，读唐时碑，载其谱牒世系，登陇而望，十里之内丘墓相连，其名字官爵可考者尚百数十人。”《裴村记》主要是根据作者在喜闻县裴村的所见所闻，记述了其它裴氏宗族之与唐存亡的情况，说明了“氏族之有关于人国”之道理。文章在肯定唐天子“寓封建之意于士大夫”的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夫不能复封建之治，而欲藉士大夫之势以立其国者，其在重氏族”的政治主张。

　　而《钱粮论》作于何时没有具体纪年，据王蘧常先生所编《顾亭林诗谱》考证，应作于康熙年间(约1663-1677之间)，载《亭林文集》卷一。清初陜西关中一带的田赋，是向农民征收银钱的。关中交通不便，本来就缺乏银钱，农民必须贱卖粮食换取银钱，再向官府缴纳。这就势必造成榖贱伤农现象，农民受到官商的双重剥削。《钱粮论》中说：“今来关中，自鄠以西至于岐下，则岁甚登，榖甚多，而民且相率卖其妻子。至征粮之日，则村民毕出，谓之人市。”他在这篇文章中，从历朝经济政策得失的考证，论列了明清两代田赋制度的不合理状况。

　　《日知录》乃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日知录》内容宏富，贯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录》有条目1019条，《原姓》即是其中之一篇。《日知录·原姓》载《亭林文集》卷一。顾炎武《原姓》说：“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氏一再传而可变，姓千万年而不变。最贵者国君，国君无氏。不称氏，称国。”顾炎武对此作了深入研究，他列举出《左传》大量实例总结道：“考之于《传》，二百五十五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在这个问题上，许多人注意不够。

　　顾炎武所抄录的这几篇文章，皆是得意之作，在其整个文化体系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康熙十五年(1676)，顾炎武作《与黄太冲书》，其中有云：“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又云：“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敝著(指《日知录》)恒自改窜，未刻，其已刻八卷及《钱粮论》二篇，乃数年前笔也，先附呈大教。”由此三段话，可以得出几层信息，首先，顾炎武与黄宗羲思想本质有很多共同点，故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其次，顾炎武对自己之《日知录》八卷、《钱粮论》二篇的价值很是自信，曾自云：“比乃刻《日知录》二本，虽未敢必其垂后，而近代二百年来未有此书，则确乎可信也。”遂将此二书寄与黄宗羲，相互砥砺。李因笃强其抄录自著文时，此几篇得意之作录于其中，自是情理中的了。再有，《顾炎武年谱》未提《钱粮论》的具体著作时间，据“敝著(指《日知录》)恒自改窜，未刻，其已刻八卷及《钱粮论》二篇，乃数年前笔也，先附呈大教。”可知《钱粮论》二篇是与《日知录》八卷本一并刊出的。

　　本件书作，册页，十一开，每开横二十三点五厘米，竖二十七厘米，每开十四行，行二十三字左右，有暗格，与嘉德13春拍古籍专场拍品顾炎武《五台山记》、《日知录·武王伐纣》等，材质、形制、字体、尺寸等皆完全一致，从旧藏家那木都鲁光熙题签：“顾亭林书自著文七首，同治甲戌购得藏之”。可以得知，此作本为七篇，此四篇与《五台山记》、《日知录·武王伐纣》等当为失散之帙无疑，若能合璧，是为幸事。

　　此册钤有旧藏者鉴藏印数方：“光熙考藏”、“那木都鲁光熙考藏金石书画”、“裕如秘籍”、“光熙印信”、“裕如父”等鉴藏印。嘉德13春拍《五台山记》、《日知录·武王伐纣》亦钤有“裕儒审定”印，此亦是与本件曾同为一帙之明证。

　　那木都鲁·光熙，可考史料有限，乃晚晴时期著名收藏家，书画、古籍收藏甚富。山东省图书馆藏《胡澹庵先生文集》六卷附传一卷(宋·胡铨撰，清乾隆抄本。五册。九行二十字，无格。)即其旧藏。目录页有“翰林院印”。又有“光熙之印”、“裕如秘笈”、“光熙所藏”、“齐鲁大学图书馆藏书”等印记。还有《祭器乐器记》清抄本亦其旧藏。书衣有戳记：“乾隆三十八年五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黄登贤交出家藏祭器乐器记壹部，计书壹本。”首页有“翰林院印”一方。又有“北平黄氏万卷楼图书”、“光熙藏书”、“光熙之印”、“裕如秘笈”、“光熙所藏”、“齐鲁大学图书馆藏书”等印记。

　　《五台山记》等之款识曰：“最不工书，天生强我自书所作已二年餘矣，念其文或有补于世教，故不辞而书之。己酉岁八月二十九日，顾炎武宁人。”可知此册乃应其挚友李因笃所嘱而书。己酉乃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顾炎武时年五十七岁。上款“天生”即李因笃。顾炎武与李因笃诗书唱和，知交一生。据《李天生年谱》记载：“康熙二年癸卯，三十三岁，在代州。昆山顾宁人炎武游五台，经代州，遂订交。”

　　是年五月，顾炎武探望傅山后，慕名来到代州造访李因笃，由此二人订交。时年李因笃32岁，顾炎武51岁。作为前朝遗民，且对清政府均抱不合作态度的这一老一少，可谓志同道合，惺惺相惜，加上诗文方面的共同爱好，两人也就忘了年龄上的落差，交浅而言深。“窃闻关西土，自昔多风尚。豁达贯古今，然诺坚足仗”的顾炎武，与这位“撝呵斗极回，含吐黄河涨。上论周汉初，规模迭开创”的关中李生相识相交，自是“可惬平生望”矣(顾炎武《酬李处士因笃》)。而李因笃亦对二人订交欣慰不已，赋诗盛赞亭林先生“独树三吴帜，旁窥两汉涛。经邦筹利病，好古博风雅”(《雁门邸中值宁人先生初度制二十韵以洗爵诗》)。

　　李因笃是富平县薛镇韩家村人，字天生，号子德。他遍读张载等大家著作，不仅在经学、史学上造诣日深，主张“经世致用”，反对空谈，且精通音韵诗学，勤于实践，其直逼杜甫的诗文创作，为他赢得海内盛名。同时，他亦结交了许多慕名来访的学界名流和文坛大家，如广东番禺的屈大均，山西阳曲的傅青主(傅山)等。

　　康熙七年(1668)，顾炎武受黄培诗案牵连入狱济南。李因笃接到顾的来信后，即与朱彝尊等社会名流竭力为好友辩诬伸冤。经不懈之努力，顾炎武终得获救出狱。自此，二人交往更添一段恩谊。

　　顾炎武的书法根基颇深，虽其自言“最不工书”，但点画、结体皆有自家法门，个性鲜明。《清史稿》艺术类将顾炎武、释雪浪、郑簠、高其佩、陈洪绶、程邃、纪映锺、金农、萧云从、张鹏翀、袁枚、朱筠、朱珪、邓石如、宋镕等是十五人的书法评为逸品。(《清史稿》列传二百九十·艺术二，中华书局1997年版。)就此册来看，笔画丰腴，结体宽博，有一股堂堂正气，与鲁公风度暗合，所谓字如其人，信然。其与傅山相善，为人、为艺皆相互影响。顾炎武和傅山有一个共同的志趣，就是访求金石文字。顾炎武在所著《金石文字记·序》言其访求古人金石之文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抉剔史传，发挥经典”。但它对后来的考据学、金石学，以及书法中的“碑学”所起的作用却是无法估量的。他的书法亦受“碑学”影响，“帖”尚巧，“碑”重拙，顾炎武此书，碑、帖融合，巧、拙合宜，与傅山书亦有神合之处，此与有相同之审美取向直接相关。

　　此件顾炎武楮翰，于文、于艺、于史皆可谓至精之品，能得拜观，实三生之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