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功甫帖》

　　文 /去疾

　　一件传为宋代苏轼所写的《功甫帖》在这个新年注定成为一桩纷纷扰扰的新闻。它的一波三折折射出文物鉴定之难、国有文博机构的责任模糊以及拍卖市场操作规范的不完备等诸多问题。此外，可能还牵涉深不见底的利益关联，只是盖子至今尚未掀开。

　　风波前传

　　一张纵27.9厘米，横9.5厘米，书“苏轼奉别功甫奉议”九字的书法在纽约苏富比拍出822.9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037万元)。买下它的人是上海大收藏家刘益谦。一如这位早年靠股票发家的富豪这几年一贯的做法，他在3个月后爽快地付了款，并盘算着把《功甫帖》运回上海，陈列到妻子王薇打理的龙美术馆。当时，这次购买就引来了媒体围观，并有人将之称为“国宝回流”。按照相关规定，《功甫帖》从美国入境可能需要缴纳1000多万税金，但由于将公开展出等原因，此作先行进入上海自贸区，暂时免去了相关税金。

　　与很多艺术圈内收藏家的隐蔽低调相比，刘益谦从来不惮于在拍场上买下最高价位的艺术品，并与一些艺术媒体保持频繁互动。然而，这一次，新闻媒体给他带来的不再是人们的注目和艳羡，而是一连串猝不及防的尴尬。这位拥有一个顾问团队，素来在艺术品市场战无不胜的金主第一次在公众面前遭遇了滑铁卢。

　　有关《功甫帖》事件更深层次的发酵起源于去年12月21日的一篇报道。那天，《新民晚报》刊出题为《拍自苏富比的<功甫帖>被指伪本》的整版报道。该报记者对上海博物馆书画部三位研究员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做了采访。在报道中，三位研究员一致认为：刘益谦从纽约苏富比购得的《功甫帖》系人在晚清用“双钩廓填”之法制作的伪品，并非苏轼原迹。

　　据后来相关媒体从业人士和博物馆工作人员表示，这篇文章确是博物馆专家主动向媒体沟通。这种对市场行为和民间收藏主动发表意见的行为在上海博物馆历史上尚属首次。传统上，博物馆与市场人士常常刻意保持泾渭分明的姿态。这既是出于对文博从业者的职业规范的遵守，同时，也是避免麻烦与论争明哲保身之法。对于这次的例外，博物馆馆员曾向媒体解释：因为《功甫帖》能够与上海博物馆另一件馆藏赝品《刘锡敕》相互证伪，因此，研究人员是在研究《刘锡敕》时顺带表达。同时也有业内人士指出：由于这件作品将进入美术馆这个公共场所，所以验明正身亦是理所应当。

　　被动的藏家

　　就在去年12月21日报道发布时，收藏圈和文博界炸开了锅。当晚，几乎每一个与书画拍卖有关的圈内人的微信朋友圈清一色是关于这个消息的转发和评论。而刘益谦更是在第二天就开始接受采访，又连发三篇声明。

　　在声明中，他语带辛辣，或明或暗地指责上博专家向大众媒体捅出新闻的行为。在《我的声明》中，他写道：“在结论得出之前，作为买家我个人愿意保持中立。但是上海博物馆的学术团队对《功甫帖》的研究方式确实也让我大开眼界，仅凭与拓本的比较就得出毋庸置疑的结论，并且连翁方纲的题跋也认为是伪作。”在另一篇《我的困惑与求教》中，他写道：“你们没有选择在专业的研究刊物发表研究成果的学术争鸣的常规做法，而是先在《新民晚报》这样的大众媒体以官方的名义发布结论性的观点，是由于《功甫帖》真伪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出学术规范和学术尊严的价值，需要你们集体展现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感了吗？”

　　很明显，他指责三位研究员的冲动远远大于重新审视墨迹真伪以避免损失的热情。

　　而苏富比方面也开始表态。其亚洲区行政总裁程寿康表示：苏富比将组织“全球顶级博物馆专家”鉴定。如果与上海博物馆的结果相同，苏富比公司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妥善处理这件事情。

　　一份殚精竭虑的学术报道

　　2014年元月1日，上海博物馆三位专家在中国文物局下属的《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进一步对他们的看法进行论证。同时，上海本地的《东方早报》在第二天全文转载。而其他许多媒体都发表了对此事的评论。这篇被等待长达十天的稿件终于在上博几位研究员夜以继日的紧张修改中定稿。

　　现在看来，上博三位研究员选择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他们的学术论文或许是比原定在《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上发表更好的选择。一方面，之前上博专家向大众媒体指出：《功甫帖》为假之事已经屡遭刘益谦诟病。另一方面，这篇报道的学术性和阅读门槛，也确实不适于都市报。

　　此文详解《功甫帖》墨迹本以及另一件同传为苏轼所书的《刘锡敕》墨迹本的流传经过、笔意、字体形态以及印章等，经过详尽考订，推断其为晚清伪本。现在出现在市场上的这件《功甫帖》墨迹本，原与《刘锡敕》伪本以及米芾真迹合册，亦属李佐贤《书画鉴影》中《苏米翰札合册》之一，至1942年，包括米芾《道祖帖》、《章侯帖》等在内的《苏米翰札合册》中各札，后亦为许汉卿同时购得。

　　并且，博物馆专家认为：《功甫帖》与上博藏《刘锡敕》可以相互证伪。除此之外，该报告也通过对两件墨迹本的解读详解了在以这两种墨迹本为例说明“双钩廓填”这一盛行于明清的作伪手法。

　　在研究报告发表当日，刘益谦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直到现在终于可以知道这份学术报告不是上海博物馆的官方结论，而是研究员自己的研究。同时，我也可以回到中立的态度，看苏富比

　　接下去如何处理。”

　　真假谁人定？

　　上海博物馆三位研究员的研究文章公布后，收藏家朱绍良在微博发表声明表示，若刘益谦忍受不了各方的纷争，放弃《功甫帖》的收藏，他本人愿意购藏，并表示已经准备好了5000万现金。

　　对此，刘益谦于1月9日在雅昌网发布特别回复，称“目前关于苏轼《功甫帖》争论正处方兴之期，轻言放弃尚早。本人期望并相信这场前所罕有的真赝论辩，最终将毫无悬疑地接近历史真相”。这也是刘益谦就苏富比拍品《功甫帖》发表的第4次声明。　　上博研究员的论文发表10多天后，直到1月13日，苏富比再次辩驳，称：“经过再次论证，并听取了包括中国大陆文博前辈在内的国际及国内专家和业内人士的专业意见，坚持认为《功甫帖》是一件流传有绪，历经清初安岐《墨缘汇观》等历代专著著录，包括近现代鉴定大家张葱玉、徐邦达先生鉴定并肯定为苏轼真迹的墨迹本。不同意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三位研究员先生所指认的该作品是清中晚期‘双钩廓填’本的结论。”

　　只是，在“苏富比专家团队”做出详尽论述时，苏富比当时所说的那些研究中国古代书画的“全球顶级专家”依然不知是何面目。

　　至此为止，为期近一个月，涉及世界一流博物馆、一流拍卖行以及大收藏家的这场纷争依旧未见分晓。一个很有可能的结局是：这件真假未明的墨迹本会与许多至今处于争议之中的历代文物一样，在历史长卷中处于一个模棱两可的尴尬地位。而可以肯定的是：经过这样一番争论，《功甫帖》的市场估值与刘益谦购藏之时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