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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家刘益谦携苏轼《功甫帖》来京现场体检

作者:佚名      拍卖滚动编辑:admin     

  导读:昨天,著名收藏家刘益谦携苏轼《功甫帖》赴京“讨公道”,现场气氛热烈一座难求,完全是一次有关古书画鉴定的学术真伪之争,堪比娱乐事件的关注点。作为刘益谦一手建立的私藏展示机构,龙美术馆现场展示了《功甫帖》原件,并对社会公布了《功甫帖》高清影像资料和技术鉴定结果,否定了此前上海博物馆指《功甫帖》为“清代双钩廓填伪本”的结论。

  古书画鉴定首次全面使用高科技仪器

  过去两个月,《功甫帖》引起空前关注。这件由上海藏家刘益谦于去年9月19日在纽约苏富比拍卖行用800万美元(大约5037万人民币)竞得的苏轼名迹,被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公开指为“清代双钩廓填伪本”,从而引发海内外媒体、收藏界、学者和相关机构的广泛讨论。早在刘益谦赴京之前,他发表声明称将用现代仪器设备给这件古董墨宝“体检”,消息一出就吊起了从大众至传媒的胃口。在昨天的媒体见面会现场,主办方用手持式无线视频数码设备对《功甫帖》进行了现场放大扫描。同时公布的影像包括《功甫帖》1200dpi高清扫描图、6000万像素高清背光图,以及数码显微镜放大50倍效果图。

  首次亮相京城的苏轼《功甫帖》,在高倍扫描仪和50-200倍的光学放大镜下,现场清晰可见众多自然书写特性,例如回锋提笔处、笔画交叉处显然较浓的墨色;偏锋扫过纸面时偶然发生的不规则缺口,聚墨处边缘有自然渗出笔画边缘的痕迹,以及自然有力的游丝等。与之相比,在同样光源条件下,翁方纲勾摹本则可显见笔触的不完整,运笔有所迟疑,墨色有改的痕迹,墨色和勾的线不完全吻合,明确的边缘勾线等特征。在《功甫帖》高清影像与技术鉴定结果情况说明中,主办方还援引香港“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对《功甫帖》所做的技术鉴定,指出《功甫帖》用纸与北宋李建中《同年帖》、 苏轼《致知县朝奉》为同一种纸张。

  这些高清图片,结合龙美术馆当天引用的机构鉴定报告和专家学者提供的最新学术文章显示,《功甫帖》为自然书写,上博“双钩廓填说”无法成立,上博文章不能推翻此前由安仪周、张葱玉、徐邦达等历代鉴定大家做出的《功甫帖》为苏轼真迹的结论。这也是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史上首次采用多种现代技术设备对一件古代书画作品做出综合鉴定。

  印章揭秘《功甫帖》流传秘迹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上博报告中未能全部解释出的帖中印章,龙美术馆在昨天的见面会上给予了充分说明。同时,多方研究结果揭示出此前未知的《功甫帖》辗转流传的轨迹。这一解读颇有为上博专家“补课”的意味。

  主办方结合最新的多位专家文章指出《功甫帖》上的两方残印,应该合并释读为“义阳世家”印。图像比对分析,这一印章与台北故宫收藏的北宋徐铉《私诚帖》、北宋吕公绰《真诲帖》、北宋黄庭坚《婴香帖》等北宋名迹中的“义阳世家”印章相一致。而《真诲帖》和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欧阳询《千字文》中的“莆阳傅氏”、“清叔玩府”等印鉴和宋傅洵美《义阳世家事略》等宋代文献,则进一步把 “义阳世家”印鉴的所有者,推向了宋代的傅氏家族,从而使《功甫帖》的早期递藏史出现了明确线索。

  据最新的研究结果推测:《功甫帖》为元丰四年郭祥正赴任汀州途经九江时,绕道看望苏轼,离开时,苏轼送别的一件名刺帖。郭祥正离开黄州,收好《功甫帖》到达福建,后入狱,此帖流落漳州,辗转被义阳世家莆阳傅氏家族收藏,递传至傅清叔,这是作为一个在当时流通变现性较小的小品最短、最便捷的传递路径(从收藏印、刻帖角度考察,大量的宋代小品书画作为非正规藏品直到明末清初才受到收藏家重视)。当然,傅氏家族中在外为官经商者不在少数,藏品交流的可能性也很大,并且较早重视到名刺、药方、书信等小品杂项的收藏。

  藏家刘益谦:不看原作鉴定缺乏起码的学术道德

  作为这件争议作品的持有者,收藏家刘益谦对记者表示,“我并不奢望可以为目前的争论画上句号,只是期望能够拨开萦绕在《功甫帖》上的层层人为的雾霾,让大家直接感受原作的艺术魅力,让严肃认真的学术探讨深入下去。”

  刘益谦认为,中国书画的鉴定理论固然高深莫测,但其中不变的一点是要研究原作。“老一辈鉴定名家之所以目光如炬,除了超拔的天赋,还与他们过眼并过手原迹众多不无关系。这次《功甫帖》之争,无论持何种观点者,绝大多数均未见过真迹。即便是观点绝对的上博方面,也只有最年轻的凌利中副研究员声称在苏富比人头攒动的拍卖预展中隔着防盗玻璃远远地看过一眼。有鉴于此,我决定携带原作召开这次媒体见面会,或许能够对‘双钩填墨’之类简单粗暴的结论给予有力的反驳。”

  据刘益谦透露,在上海博物馆发难《功甫帖》之前,这件东西一直流传有序。从明到清,到近代的鉴定大家张葱玉,徐邦达,民间都认为是苏轼在民间流传的唯一一件真品。“上博的质疑,是对鉴定界肯定的东西加以否定,要推翻从明到近代鉴定大师的结论。但是,用这种方式来比较,是鉴定界的奇耻大辱。”刘益谦所指的方法,是上博报告中采用拓本对比原作,认为是拓下来后再进行双钩廓填。“拓本与原作本身就没法比较,不可能与原作一样,这是业界无法接受的方式。”

  令藏家更无法接受的是,上博论文发出后,苏富比拍卖行于1月发表长文,对其进行了反驳,坚称《功甫帖》是真迹。“到今天为止,几位上博研究员却一言不发。其中,有媒体询问其中单国霖的看法,他的回答是:不理它,不看它。再问是否看过原作,他说看过的不是这幅,记错了。又问,徐邦达曾撰文说,《功甫帖》曾藏在上海博物馆。专家说这事要去问办公厅。如此,三位发文质疑的专家中,除了凌利中在预展中看过外,其他两位都没看过原作。没看过原作怎么可以发表驳斥的看法?我认为,这连做学术最基本的道德良心都没有。”刘益谦表示,决定兴师动众带来原作,一方面想让大家来看是不是“双钩伪本”,更希望上博专家能讲讲他们究竟是怎么判断的。他同时呼吁,希望国家建立真正权威的平台让大家来发表意见。“不能这样你说一句我说一句,最后却不负责任。这样会造成中国艺术市场不和谐。”

  至今,上海博物馆方面没有再发表任何回应。

  文/本报记者 王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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